来源：经济日报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大多数人知道南泥湾，是从这首陕北民歌开始的。那是在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之前，构思了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一首插曲在台上表演。著名词作家贺敬之为这首插曲创作了歌词，就有了后来广为传诵的《南泥湾》。
今天，让我们的思绪乘着歌曲的翅膀回到那艰苦岁月，重温当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日伪顽封锁和破坏，根据地财政艰难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此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消耗，使得日本侵略者决意加紧对华作战，企图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部署在中国战场上，并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当时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适时调整根据地建设各项政策，大生产运动成为根据地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举措。
开展大生产运动，破解经济困局
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号召大家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当时的《解放》周刊还曾刊登党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富春的文章，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李富春认为，发展生产运动，能够解决将来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不仅在全国一部分边区应该开展生产运动，就是从全国来讲，要克服空前未有的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也应该这样做。
在文章中，李富春还提到，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在全国应该发挥推动与模范作用；要把边区经验与成绩告诉全国，提供克服困难的方针和办法，为增强抗战必胜之信心和增进建国必成之信念，提供坚强助力。
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指出要开展生产自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很快，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广泛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总的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始发地，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实践具有示范性意义，成为参照标杆。
大生产运动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模式。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1941年春，在党中央领导下，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人烟荒芜却拥有肥沃土地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面对缺钱、缺装备的不利情况，部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衣食住行方面发挥最大主观能动性，开挖窑洞，自学耕作技术，勘察开荒地区，制作生产工具，开展劳动竞赛。连排班以及个人之间互相较劲挑战，涌现出不少“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
昔日荒凉贫瘠的南泥湾，到了收获季节，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俨然一个“陕北的好江南”！
领导人率先垂范，广大军民备受鼓舞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留下很多生动的珍闻轶事。他们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不仅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经验，更为根据地自己动手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领导人艰苦朴素，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样的工作作风充分展现了鱼水情深，也鼓舞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本着自愿互利原则，老百姓通过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多样化形式，组织起来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1943年12月，《解放日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做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像这样美满快乐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热火朝天、大家动手的群众生产运动，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是哪里得来的呢？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边区人民努力劳动的结果。”
实现“耕三余一”好光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一经兴起就成勃发之势，在逆境中为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和建设提供了至为重要的物质支撑，顶住了强大外部压力。在日本侵略者大军压境的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根据地的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就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历史数据显示，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13.58%，1942年降为11.14%；1942年到1944年这三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做到“耕一余一”。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
毛泽东曾言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
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是各方面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的结果，巩固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为敌后长期斗争以及争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将自身命运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同甘苦、共呼吸，时刻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地位，不仅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自救目标，而且在逆境中冲破敌人封锁，为敌后根据地军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积累了重要而宝贵的经验。（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