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我国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渐呈登峰造极之象。由于佛教影响日隆，佛经数量也随之增多，在我国书籍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佛经文献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产生与传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丰富了图书版本类型，完善了目录体制，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推动了印刷术的产生与传播
1、佛经文献对印刷术发明所起的作用。
雕版印刷术的先驱是捶拓和制造印章的技术。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唐文物中有许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张纸上印上一排排小佛像，它们形状相同，是刻成一个印模而在纸上多次印成的。这种模印“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
从现存实物看，有些唐代印的佛像旁边或下面还刻了佛名或刻上一段佛经，形成了图文结合的佛像图片了。这种技术正是印刷术发明的前提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印刷术的产生与佛教的传播，佛经的大量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敦煌遗书中 图文结合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唐末五代刻本，1900年出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为早期雕版印刷实物。
2、佛经文献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佛经文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其重要作用及地位在印刷史上是其它类型文献无法替代的。
从我国早期印刷品的内容来看，佛经数量较多，这也是当时为了宣传教义、进行传播的需要；从质量上看，我国古代印刷品中，质量高的珍品也多为佛经文献。199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佛教经典就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它包括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数以万计的各种经卷。其中许多珍品都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如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就是早期印刷品中的上品，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此外，1941年发现的一部元末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及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刷实物之一。据考证，其印刷时间为辽统和年间(983—1012)，它对我国套版印刷史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唐咸通九年，就是868年。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卷子，图文风格凝重，印刷墨色清晰，雕刻刀法纯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这本《金刚般》卷子也被英国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此经原藏敦煌第17窟藏经洞中，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盗骗，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大英图书馆。
3、佛经文献在印刷术传播中的作用。
我国的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国外，最先传入的是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继而西传伊朗；并影响了埃及和欧洲。从在朝鲜、日本和越南发现的实物来看，大多是佛经文献。据考证，其印刷技术均是中国传入。
韩国，陕川海印寺大藏经版与版库
大藏经经版
海印寺收藏的木刻佛经版于1237年到1249年刻成，共有80000版，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早期佛教印经版。199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存放这些木刻印经板的昌永藏经阁建于15世纪，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杰作。保存这些木刻经版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1966年，3米多长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韩国庆州佛塔出土，据考证，此经为公元8世纪刻印。韩国学者以此经为由，试图证明雕版印刷术起源于韩国，引发了印刷史上的“中韩之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中国学界提出4点理由反驳:第一，据历史文献记载，佛塔是中国僧人帮助建造。第二，经文中有4个武则天时代造的字，共出现了8次，说明了经书的刻印年代。第三，《无垢净光经》在武则天时期非常流行，特别是在洛阳，能够佐证此经应该是刻印于洛阳。第四，韩国历史上在这段时期内只有这一件文物出土，按照考古学“孤不为证”的道理，不能说明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而中国则出土了大量关于唐代的印刷品。经过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及大量文物的佐证，现在，国际上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中国。
日本的印本书保存至今的是卷子本在日本宝龟元年完成的(770年)《百万陀罗尼经》，从时间上看可以断定，这部经书的雕印技术是日本遣唐使和我国唐代杨州高僧鉴真传给日本的。此外，越南在我国宋朝时也曾多次向中国求过释藏。
因此，美国的印刷史研究专家富路特(L-C-Goodric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二、丰富了图书版本和类型
佛经文献历代皆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在书史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写印方式主要有写、印两种。因而产生了写本和印本两类。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前的漫长岁月中，佛经流传主要靠写本。写本中最多的是墨书，书写形式有横行、竖行两种，此外还有朱书、色书等，有些佛经中带有彩绘插图。从图书发展史来看，汉至唐佛经写本较多，但流传下来很少，多在敦煌遗书之中。唐至宋、辽、夏代，写经数量多，流传下来也多，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三件写经，西夏时的《光明最胜王》等。自宋以后，几不见佛经写本，而刻本日增。
佛经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经多为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家所雕《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及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等。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
1944年，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757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
1974年在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至今发现最早的印刷品，印刷于公元7世纪。虽然只是残片，但精美的印刷质量深刻说明了当时雕版印刷术的发达。
1996年11月20日，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1974-1990年间在西安出土的五件陀罗尼经咒印本及伴随出土的铜镜、铜臂钏等文物进行了省级鉴定。其中年代最早的印本陀罗尼经咒，是1974年在西安柴油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这件陀罗尼经咒，长27厘米，宽26厘米，质地为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为三部分，正中是一长六厘米、宽七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福"四字(框位缺字似应为"冥"字)；方框外环四周是梵文经咒印文、印文四边围以三重双线边框，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根据印本质地、文字和图案的风格特点，以及同墓出土的随葬品铜镜和盛装经咒的铜臂钏均系唐初或隋朝制品，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为唐初印刷品。尽管对此件经咒的刻印时间还有不同意见，但综合经咒本身的特徵和随葬物的年代，此件为唐早期印品的鉴定意见是可信的。另外四件经咒的印刷年代，各鉴定委员虽看法不同，但其均系唐代印品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无疑，唐代五件陀罗尼经咒印本的出土，是近二十多年来有关印刷文物的重大发现，对印刷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五代以后，官刻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刻宋本、金刻本、明刻本仍为数不少。刻印地区主要在浙、闽、蜀等地。
官刻佛经是五代以后出现的，它在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私刻。特别是南北两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处于黄金时代，官刻释经较多，当时释经在各地开雕，而印刷则统一在京师进行，如开宝四年(971年)雕刻的《开宝藏》等。在明代，官刻佛经专门由司礼监统属的经厂和番经厂负责，所刻佛经称为经厂本。
开宝藏 卷轴装式
佛经文献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装帧形式多样，有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线装等。书写材料多为纸绢，许多佛经都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龙藏》经版 至今仍能用于印刷
目前，世界上只有两部汉字大藏经的经版存世，一部是《高丽藏》，现存韩国伽耶山海印寺。一部就是我国的《龙藏》。用上等梨木雕刻而成的《龙藏》经版共7万余块，完工260余年，保存完好，至今仍能用于印刷。雕刻《龙藏》用的材料是上等梨木。梨木木纹平直，纹理密集整齐，材质坚硬，不易变形，是用来制作雕版的上好木材。《龙藏》经版通体乌黑，仿佛一大块木炭，是印刷经书时的墨迹浸染所致。但木头的纹理、当年雕刻时的刀痕在墨迹下仍清晰可见。经版采用阳刻雕法，也就是字体凸出，不过字形和行序皆为反向，每块经版长80厘米，宽30厘米，厚3.7厘米，也都是用一整块梨木雕刻而成。根据经版的大小揣测，制作经版的梨木直径至少在30厘米以上，而且只有最宽处的一部分木材可用。梨树质地坚密，生长非常缓慢，直径30厘米也要有五六十年树龄。而实际取材时砍掉的梨树，恐怕树龄多在百年以上。
三、促进了文化交流
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它开启了中外图书文化交往的大门，推动了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而佛经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
由于佛教流传范围广，我国各民族地区均受其影响，故而竞相翻译佛经，这就极大物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译经事业在我国图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四川德格印经院的藏文大藏经经板库
四、完善了目录体制
佛经目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它不仅对研究我国各朝各代佛教事业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完善目录体制、丰富目录类型、研究目录体制的发展、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佛经目录编制最早始于晋代。那时，由于佛经增加，佛经目录一时繁荣。仅三百多年间，有史可查者就达三十多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经目录偏制的发展阶段。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是晋代名僧道安编辑的《综理众经目录》，该目录是对当时中国佛教书的一次总结。
梁朝天监年间，又有三部讲经目录书问世，即僧绍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其中以《出三藏记集》最为有名。该书在收录范围、书目方法、分类体系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目录学思想上也形成了一定体系，对当时的目录学家影响巨大，特别是梁武帝时期的阮孝绪，在其所编的《七志》中第一次正式给佛经设立了部类“佛法录”成为综合目录七分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与汉籍文献平等的位置。由于佛教影响日深，使图书目录类型增加，体例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使目录学进入一个转折变化的历史时期。
隋唐两代是佛经目录编制的繁荣时期。印度、泥泊尔等地的佛教目录对此时的目录学影响较大。隋代佛经目录大量问世，其中《大隋众经目录》、《历代三宝记》、《隋仁寿年内典录》、《林邑所得昆仑书诸经目录》、《众经目录》等较为有名。唐代佛经目录众多，初期的代表作是《大唐内典录》。但价值较高，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开元释教录》。此外，《开元内外经录》、《众经目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也较为有名。这些目录为研究隋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据，也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和类型。
自宋以后，佛经目录的编制日渐衰落，这时期的佛经目录虽多，但影响远不及隋唐之盛。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总之，佛经目录的出现，使我国的目录类型多种多样，目录体制也日趋完善。
五、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
我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简策制、卷轴制、册叶制。而卷轴制向册叶制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种转化就是受佛经文献的启发。也可以说，佛经文献在卷轴制向册叶制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赵城金藏 卷轴式
《赵城金藏》于金皇统九年（1149）前后开雕，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工毕。因刻于金代，后被供养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每卷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被叫做《赵城金藏》，也简称为“赵城藏”。它基本上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覆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
众所周知，卷子书长且舒卷费事、费时。自西晋以来，有时只需念其中一部分，这样卷子书则十分不便。到了唐代，接受了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将经卷改为经折装，又称梵夹装。
梵夹装
思益梵天所问经卷四 唐末五代写本，1900年出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藏经洞。梵夹装，存下夹板。
此后演化为旋风装，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册叶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装。
蝴蝶装
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经书共九册，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这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
由此可见，书籍制度由旧形式向新形式的发展过渡中，佛经文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