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乐小窝 体育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修国史,哪个朝代的国史真实性最低?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修国史,哪个朝代的国史真实性最低?

说什么正史被官方有意篡改,那么,至少我们还有篡改的资料。而且,任何一本官方正史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这就不好比较了。

但是,二十四史里前四史都是个人编纂的,后面二十本是官修史料,我们着重看看后面二十本哪一本最不靠谱。

我个人觉得是《辽史》,别的还可以商榷,《辽史》成书本身就非常曲折。公元1261年,就有官员建议修辽史了,元至正三年六月才开始编修,第二年第二年三月份编成。大约是1343年到1344年样子。而辽代灭亡在1125年(不算西辽政权),两百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而1261到1343年之间,元代人一直争论宋、辽、金的正朔问题,就这样争论了那么久。最后定论是三国各为正统,要不然恐怕《辽史》要么继续耽误,要么直接胎死腹中。

仅仅花了一年时间,这部《辽史》怎么样呢?我们先看看史料来源,辽代本身修史制度不健全,这一点在于,辽代有一定汉化程度,但有些具体内容还是简单模仿。

元代人主要依靠的史料是但是辽代有一部书《皇朝实录》和后来又有金朝人陈大任《辽史》。这两部书就成为元代《辽史》的主要史料来源。

那么,《辽史》质量如何呢?清代人钱大昕、赵翼、顾炎武等人对此书多有批评。

这部书缺陷在哪呢?

1.存在疏漏和错误。

比如说对于国号更改的错误,再比如耶律阿保机早年由契丹部落到称帝的历史,记载不够详细。这似乎不能怪元代人,毕竟他们本身修史也就缺乏史料支撑。

2.篇幅简略,内容重复。

《金史》(将近120年历史)136卷,文字几乎是《辽史》一倍。《宋史》(两宋也是三百年左右的历史)496卷,文字近乎《辽史》十倍。《辽史》仅有116卷,每卷文字少的可怜。而辽代记载的是近300年历史(因为算上了西辽政权),辽代地域也是极为广阔。(辽朝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称“幅员万里”。)这么少的文字真是可怜,更何况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重复的文字。(百官制和食货制内容基本上从其他部分就能找到。)

3.既然不好,我们换一本当史料如何?

记录辽代一个朝代史料的仅有《辽史》和《契丹国志》(这是二手史料,价值次一点,而且很多都是宋人听的传闻,价值不高)。系统的研究和学习辽代历史还是必须依靠《辽史》,也就是这部书有不可替代性。

反观,看看也被诟病的《元史》,虽然也是速成,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朱元璋手下修史的人参考的是元代宫廷官方资料,史料丰富准确。修的快,也不大会有篡改。反而有一定价值。

所以,这样看《辽史》跟其他史料没法比,修史开始的太晚,修的太快(主要是没资料,所以写的快吧),辽代自身史料保存也不好。被辽代灭亡,而认真给他修史的却是元代。宋代投降的元朝,官方档案和资料都被继承了,所以,《宋史》是24史里面资料最丰富的,字数最多的。

《明史》是清朝御用文人修撰并经清朝帝王增删篡改后形成的,其可信度可想而知。清廷作为《明史》的修订者,自然不会像《明季稗史汇编》那样记录清军入关后在扬州和嘉定屠城的野蛮残暴行径,他们尽可能地粉饰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鲁迅先生有感于清朝对历史文化典籍的狂暴焚毁和肆意篡改,犀利地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可见,清朝的文化专制已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比如,“万历新政”的设计和领导者张居正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上任的时候,国库七百两的银子亏空,他死的时候,国库有一千三百万两银子,和乾隆最盛时期比较,国力也只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三分之二。”亲历当时改革的明代人,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如“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的思想家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更有说服力的是,因夺情事件被张居正打断双腿的著名清流邹元标竟然建议崇祯帝给张居正平反昭雪。而《明史》对张居易的评价却不高。在文化专制下,编纂者不敢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好恶,不敢不讲“政治”,否则,后果是严重的。须知,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认为讥讪悖乱之言,斩立决。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认为是“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徐述夔父子被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及为该书作跋和校订者被处斩。面对如此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岂能不提心吊胆,曲意行事?谁还敢违拗圣意。正如龚自珍慨叹那样,文化人只能“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如果要问哪本官修史书最不可信,也许很多人会马上跳出“明史”两个字。这个争议也是在清粉与明粉之间争执的焦点,比地图争议吵得还凶。《明史》相比其他国史更不可信的地方在于,其他国史大多是篡改细节但不会改较大事件的基本事实,而《明史》则是一些较大的事件都可以篡改,而且背后修史还有很复杂的情况。

  《明史》抹黑、颠覆为哪般

  《明史》记载一,郑成功是杀死鲁王朱以海的凶手,过程还描绘得有板有眼,说是沉入大海淹死。但实际情况是,鲁王朱以海死于公元1662年12月23日,郑成功死于公元1662年6月23日——试问郑成功是怎么复活的,然后去溺死鲁王朱以海,再然后又重新返回目的躺下的?这太科幻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是修史的人故意抹黑郑功成,分化反清复明势力的。

  《明史》记载二,张献忠屠川,数目有六万万之多。六万万,即六亿,终其一明巅峰人口二亿多,终其一清人口也才四亿多,公元2020年四川人口还远远没达到九千万——试问一个小小的四川是怎么在明末能生出这么百姓?很显然,这也是在故意夸大的数字,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抹黑张献忠(虽然他可能真的杀了不少人)。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明史》作为清人修的官史,不可避免地站在当权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极尽可能地污蔑反对者。本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么夸张地留下漏洞,就有点可笑了。真不知道是史官为了巴结清朝统治者特地犯糊涂,还是正直的史官为了让后人能分辨出真伪以超出常理的记载故意为之。

  当然了,对明世宗朱厚熜“中材之主”的高评价,对明光宗朱常洛仅在位一个月就“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莫名其妙地颠覆事实,也着实令人费解。不过还有比这个更费解的,接着往下看。

  《明史》中最无语且无奈的争议

  真实历史中的明太祖朱元璋确实为了巩固皇权杀了很多开国功臣,当中也确实有不少冤假错案,牵连着众多。但是,到了清人修史的时候,很多小九九就埋下了。

  “洪武四大案”分别是“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据说被诛杀的人数有十几万。“胡惟庸案”据说是贡献了三万人头,其出处据说是《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即《奸臣传》,里面是这么描述来着:

  “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别小看这短短几个字的句子,却蕴藏着乾坤。如果你断句是“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那就是现在大部分史学家认为的被杀头的有三万多人;但如果你断句是“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那就意味着被杀头、被流放、贬为奴隶、被判监禁的一共有三万多人——换言之被杀头的没有三万多,你细品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如果你一再坚持全部涉案的三万人都被杀了,那你可以再翻开《太祖本纪》读一读:

  “洪武二十六年九月,赦胡惟庸、蓝玉余党。”

  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是三万人杀头,后来又怎么出个赦免的?

其实无数的史料都可以佐证,朱元璋虽然狠心,但还没到株连九族那种滥杀无辜的地步。而事实上,整个封建历史,严格意义上的株连九族的例子都很少。很多史料包括明初的许许多多名人的墓志铭,都有讲到一般情况下大案杀的都是涉案的主犯的直系男性亲属,但不包括未成年的男性亲属;而女眷跟唐朝类似基本都是罚作奴隶或者流放,并不在诛杀范围内,这些都极大限制了杀头人数。

  未成年男性跟女眷不在诛杀范围内,如果要硬凑三万人,那必须是从跟胡惟庸有关联的各级官员中抓捕——可是明初之前是元末天下大乱,人口锐减,朱元璋的朝廷班底有那么多官员可供杀头吗?

  所以我说,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描述,导致后世史学家坚定地站在黑朱元璋这一派边上。即便你再无语,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因为一来朱元璋确实杀了很多人,二来这断句就是有争议,三来很多关键数字的史料经历战火、修《四库全书》毁籍以及文字狱的缘故,统统不见了,最终留给大家的只有无奈。

  《明史》背后隐匿的战争

  不过尽管存在以上谬误与争议,我还是得告诉你《明史》是一部优秀的史书,除了这些有问题的部分,其他还是值得一读的,是有价值的。但是之所以有价值,也是背后一批有名字的“无名”英雄努力的结果。

  《明史》修史的时间很长,清初顺治时期就开始了,但一直拖到康熙解决了三藩问题才真正大规模动工。汉臣张廷玉就是其中的主持者,里面很多史官都是他选取的。这里面既有清朝一建立就马上参加科举的文人,也有一部分反清复明或者有这种思想倾向的学者。前者想必是会极力讨好清朝统治者,后者则会尽力维护明朝的形象,或者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比如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儿子黄百家,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等等都有参与进去,我认为他们是代表着这一类人群的意志。

  同时我也认为这类学者并不得势,他们的意见肯定不能在史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当想讨好清朝统治者的文人要抹黑明朝的时候,他们会据理力争,但意见往往会驳回,或者发到主持者张廷玉那里审议。如果你是张廷玉,你会怎么做呢?我认为他如果既想保住乌纱帽,又不想失了汉人的心,一定会采取曲笔来描述这些历史——至于后人能不能领悟出来,就靠后人自己的悟性了。

  所以我认为《明史》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大部分可信,但也存在部分抹黑、篡改的地方,这些改动要比其他国史离谱得多。但话又说回来,这其实又是这两拨史官暗自较劲,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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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考究。统治者想让庶民知道的,千百年后就是历史,国之正史!

成者为王败者寇,胜利者总是正义的一方,至少史书总是这样写的。修故史,书今史,不外乎贬低旧朝,美化今朝,粉饰自己,摸黑敌人,谁胜利了,谁就有这个书写的机会。所以,在读历史的时候,要把自己融入当时的大环境,才能够得出接近真实的史实。当然,那些不能影响到统治阶级利益的记载,多半是真实的。因此很多时候,一些野史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所以深研史者多喜欢与野史对比来观正书。一般人,只看正史足矣,它就是国之历史,不变的历史,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统治者修史的目的不外乎给自己的统治正名,凸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为的是万民归心,这是历朝历代惯用的手段,不足为怪。至于哪个朝代的真实性最低,实难考证,只能脑补。

历史分正史和野史,正史为官方所著,是为朝庭树碑立传的。野史是民间文人所著,是从民人的角度审视历史的。所以同一历史爭件和人物,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和记述。请阅揽各朝代正野史书。

我猜很多人会说《明史》。

很多明粉言之凿凿的说《明史》抹黑明朝皇帝。他们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

第一,《明史》修了九十多年,肯定在是编造明朝的黑历史。

第二,满清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肯定要抹黑前朝。

第三,明朝那么多奇葩皇帝,肯定是《明史》抹黑的结果。

但是,如果问他们《明史》到底抹黑了什么,他们就说不上来了。因为《明史》恰恰没有丑化明朝皇帝,反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

下面就以事实说话:

明成祖朱棣,想黑他根本不用费心思编什么黑材料,他有一个最大的黑点——篡位谋反,皇位来路不正。在封建时代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明史》把朱棣批倒了,等于把后面十几位皇帝的执政合法性都抹杀了,因为他们的皇位本该属于朱允炆一系。

然而《明史》是怎么评价朱棣的呢?

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乖乖不得了,“远迈汉唐”,这种评价难道是抹黑吗?而对于朱棣篡位,《明史》只用了“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八个字来评价,可谓一笔带过。

朱棣还有一个黑点,那就是暴虐滥杀,这是明朝人自己都承认的。比如明朝一些笔记中说朱棣诛方孝孺十族,然而《明史》并没有采信这一说法,可以说很公正了。

明英宗朱祁镇,也是一位黑点很多的皇帝。他亲征蒙古,胡乱指挥,导致土木堡之变,自己做了蒙古人的俘虏,明朝差点变成北宋,这在历史上也就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遭遇过。

对于这件事,《明史》是如何评价的呢?

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

都是王振公公擅权的错,皇帝是没有错的。

在《明史·郭登传》中,还记载了朱祁镇的一件事迹:

英宗过大同,遣人谓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衔之。

相信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人看了这段一定是一头雾水,这郭登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阻止皇帝通过大同?

事实上,朱祁镇此时已经是蒙古人的俘虏了,他是带领着蒙古人来打开大同的城门,也就是现在说的带路党。幸好郭登以国家社稷为重,拒绝了朱祁镇的无耻要求。朱祁镇因此恨上了郭登,复辟后贬谪了他。

这件事太过奇葩,如果真想抹黑明朝皇帝,一定会大书特书。然而到了《明史》中变成了语焉不详的几句话,试问这是抹黑的态度吗?

《明史》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涉及满清的时候多有避讳,但是说它抹黑明朝皇帝就太冤枉了。现代的历史学家基本认可《明史》是二十四史中质量上乘的一部史书。

事实上满清自认为自己的政权是从李自成那里夺来的,替崇祯报了仇,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抹黑明朝,反而要美化明朝皇帝来博得汉人的好感。

当然《明史》中也批评了一些皇帝,但这种批评代表的不是满清皇帝的态度,而是士大夫读书人的态度,是传统儒家的态度。比如“明亡于万历”的说法,实际上是明末知识分子的共识。

我知道很多明粉对于明朝的奇葩皇帝们很不满,所以把锅推给满清,非要说这是满清抹黑的结果。其实明朝皇帝不重视对皇子的教育,比如有的皇子做了太子却不受皇帝喜欢,整日生活在恐惧中;有的皇子自小被太监们包围;有的皇子成长与奶妈之手,指望他们继位后做一个好皇帝,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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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史,前面的回答都没讲明白。我认为是真实性最低的是官修史书《宋史》。

一、作为史书来讲的“国史”有两层意思

一是原意,指当代人修纂的本朝实录和本朝历史,由官方组织编修。一般是由后面的皇帝组织编修前几任皇帝的实录、国史,如宋仁宗天圣八年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宋神宗元丰五年修成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的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等等,其他朝代也大体相似。

二是引申意,泛指一个朝代的历史,一般就是指各个朝代的正史。这其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是《二十四史》(也有加上《清史稿》称《二十五史》的),除了前四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由私人撰写外,其余都是由官方编修,而且与本朝国史类似,是由后一朝代编修前一朝代的正史。

这两个不同含义的“国史”其实有极大的关联,后一朝代编修前一朝代历史,依据的主要是便是前一朝代自己编修的《国史》。因此,在不考虑修史者主观因素的情况下,本朝国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后一朝代官修正史的质量。

二、宋史内容芜杂,失实之处众多,世所公认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体例完备,卷帙浩繁,叙事详尽,史学和学术价值很高,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有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成书仓促,粗糙凌乱。

《宋史》在元末蒙古统治濒临崩溃修成,成书时间极短,只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因此十分草率,结构混乱,对史料缺乏甄别考证,北宋详而南宋略,如《文苑传》里,北宋文人达81名,而南宋仅有11名;《循吏传》里,南宋竟无一人;南宋宁宗以后的史实多缺而不载。列传缺漏众多重要人物,还出现一人两传现象。

有鉴于此,后人不断纠正宋史错误,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沈世泊的《宋史就正编》都是如此。《四库全书提要》摘录出互相矛盾、前后矛盾处十余条;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录叙事杂乱处、疏于检查处、错误处、遗漏处、抵触处各十余条,列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错误处共百余条,触目惊心。

二是尊奉道学,美化程朱理学。

《宋史》由元朝宰相脱脱主持编修,但真正编修的人却是南宋遗民,确切说是道学(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所以《宋史》的指导思想就是尊奉道学,美化程朱理学。

跟其他正史相比,《宋史》在《儒林传》前首创《道学传》,专门为两宋的道学家列传,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学的地位。再有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也都是宣扬道学思想的。其中《忠义传》里的人物竟有278人之多。

清朝《四库全书提要》如此评价《宋史》:“它专门以表彰道学(程朱理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多的数也数不清。”

清朝官方和读书人最推崇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但却也看不惯《宋史》如此过分尊奉道学的做法,足见是《宋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宗旨是多么扭曲。

三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宋史·奸臣传》共4卷,所列奸臣共21名,依次为: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奸臣人数比《新唐书》的13人,《辽史》的11人,《元史》的6人、《明史》的16人都要多。

上述21名奸臣中,生活在北宋有14人,全都是宋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有9人属于赞同、拥护和参与变法的新党,有的还是新党骨干(如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

难道是宋朝的奸臣人数就是远胜其他朝代吗?难道宋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的奸臣就特别多?难道从宋太祖直到宋英宗朝就没有奸臣吗?难道参与新法真如宋史所说全都是奸佞小人吗?显然不是,而是有人恶意诬陷。甚至可以说,这里面很多人特别是章惇完全是忠臣良相,而整个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奸臣史弥远因倡导理学竟未被列入入奸臣传!

章惇何许人也?他参与熙宁变法,哲宗时拜相,主持绍圣,完善新法,富国强兵;经略南北江,平定湖北,大规模开发湖南,设立州县,开拓西南;军事上招降吐蕃诸部,攻灭唃厮啰,出兵西夏、吐蕃,收复失地,开疆拓土,取得对夏战略优势;水利上治理黄河,沟通水系,发展生产;个人品德修养极高,自我约束严格,不肯以官爵授予私亲,是两宋少有的大有作为宰相,只是因为对旧党打击报复,便被列入奸臣传。

史弥远何许人也?他一生擅长阴谋权术,谋杀主战派韩侂胄,把人头送给金人;恢复秦桧的爵位和谥号,主持与金人和议,增加岁币,丧权辱国;使出阴招废掉并杀害太子,伪造诏书另立宋理宗;一人独相,专权擅断,治国无术,搞得经济混乱、民怨沸腾……此人罪恶堪比秦桧,居然在死后谥号“忠献”,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样一个奸相,几乎没干过一件好事,就因为他倡导理学,引荐了一些理学名家做官,就被宋末及元代的理学人士心怀感激,修撰《宋史》时,不仅没有被列入《奸臣传》,还极力为他粉饰,阴谋杀害韩侂胄被写成侠肝义胆,违反宁宗遗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这帮道学家有多么无耻可想而知!

三、受新旧党争影响,宋史史料来源可信度很低

《宋史》是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而宋朝国史中的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尤其是《神宗实录》由于新旧党争之故,历经三次重大修订,早已面目全非。

第一次修订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同修《神宗实录》,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等人激烈争论,主要就是围绕对王安石变法及变法派人物的评价。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黄庭坚认为他袒护新法派,说“如果按你说的修,不就是佞史吗?”陆佃立刻反击道:“如果按你说的修,岂不是诽谤之书吗?”

范祖禹、黄庭坚都是反变法派,而陆佃虽是王安石的学生,却并不附和新法(“安石以佃不附已,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他只是坚持公正客观,反对新党人物恶意诽谤。由此可见,元祐初年的《神宗实录》便对新党一棍子打死,甚至恶意诬陷。

第二次修订是宋哲宗绍圣年间,由蔡卞等人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属于新党人物,自然对旧党的实录不满,将元祐版修改很多,用红笔抹去,被称为朱墨本。当然,由于立场相反,这一版本肯定不会说旧党的好话,臭骂一顿倒是有可能。

第三次修订是宋高宗绍兴年间,由范冲等再次重修《神宗实录》。范冲何许人也?第一次修《神宗实录》的主笔、铁杆旧党顽固派范祖禹的儿子,他趁着王安石被宋高宗正式确定为亡国魁首的机会,继承父亲未竟事业,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地去报复,凡是贬低新党的史料,不管真假全部采纳,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恶意造假,中伤诬陷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人物,把所有新党都写成了奸佞小人,而旧党全都是正人君子。

不幸的是,《宋史》依据的就是第三次修订的这个充满诽谤、诬陷、抹黑的版本。因此,《宋史》列传充满对王安石变法及参与变法的新党人士恶毒攻击也是在所难免了。

清朝学者檀萃说:“《宋史》非常烦琐,判断是非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洛党和蜀党之争,党争一直到南宋纠缠不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同一路的人就互相掩饰粉饰,不同路的人就过分指责。”

从这个意义来看,《宋史》列传中关于新党人物的记载真的可以称之为“谤书”了,其真实性已经到了史书中的最底线,无法再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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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华自有文字,朝廷撰修国史起,二十四史一朝比一朝烂,一部比一部谎言多。古之修史多是后代为前朝立世家写传记,那是胜利者为失败者送㡈歌,写葬曲,为自己顺天应人得天下,文治武功树碑造神。有损自己德行的罪行早己掩盖,痕迹全无!宋的烛影斧声,明的靖难之变,清的楊州十日,嘉定三屠,史书上都无详述。而开国天子出生的祥瑞,诡异现象却凿凿有证,把人间的神话,鬼话登峯造极,无耻地经御封后去让天下臣民笃信!历史必须要真实可靠,但可惜一群写史的文丐被靠欺骗权术厚黑学权势集团命运掌控,成了帮闲,帮凶,他们能写下留下几分真实的史籍!鲁迅认为研究寻找历史真相,应多寻找民间族谱,家史,文人笔记阅读,这其中或才是真实的历史原貌!

当然是明史真实性最低,篡改最严重,从顺治朝就开始修纂(其中包括大量明朝旧官员比如李建泰)直到乾隆年才完成,历时百年之久,而这段时间就是文字狱日益残酷疯狂的时候,从康熙朝的明史案到雍正朝的曾静案,乾隆皇帝的130次文字狱(之前顺治十八年文字狱大约7多次,康熙60年20次,雍正十四年也是20次)因言获罪比比皆是,比如费密先生的《荒书》就是在雍正朝残酷文字狱的情况下被迫到礼部报备唯恐因为私藏图书,诽谤朝廷而获罪!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试问岂能编出真实的历史?

应是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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