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氏家族的社会影响很大，荀彧是曹操最重要的心腹谋臣。曹操出外征讨，常以荀彧主持中枢大政，对其极为器重。在曹操统治时期，形成了一个以荀彧为首的强大的汝颖集团。
荀彧投附曹操，是以“乃心王室”为政治抱负的。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让董昭就“晋爵国公”事密咨荀彧，荀彧窥透其用心，断然表示反对。他因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此后，荀攸授职魏国尚书令，不久去世。
以荀彧投附曹操和曹操掌握汉献帝为契机，“颖川士人集团”较早形成与曹操的联合，是曹操势力得以兴盛的一个决定因素；曹氏、夏侯氏宗族通过血缘、姻亲关系与曹操结合，并构成“谯沛武将集团”的核心，则是另一个决定因素。
在汝颖集团中，荀氏家族地位特别突出。荀彧既是曹操的“子房”，又是曹操与颖川士人联系的纽带；其兄荀衍曾任监军校尉，受封列侯；荀悦、荀攸则分别是他的从兄和从子。荀彧又与曹氏联姻，长子荀恽娶曹操之女，荀彧女又嫁给了陈群。这样一个家族，颇能代表汝颖士人的核心利益，故荀氏家族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汝颖集团的整体政治倾向。
董昭
汝颖集团与曹操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曹操与荀彧之间爆发。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谏议大夫董昭首倡为曹操晋爵并赐九锡，董昭对曹操言道：“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安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
曹操欣然接受董昭要他逐步取代汉室的建议。但出乎意料的是，董昭的这个提议却招致被曹操视为首席参谋的荀彧的反对。荀彧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为何荀彧会反对曹操封国公、受九锡呢？
因为曹操一旦被封为魏公，受九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享受类似于天子规格的礼仪。如此一来，易代更祚将指日可待。荀彧出身于一个累世事奉汉室，崇尚仁义礼治的世家大族，怀有朴素的保汉忠君思想。
荀彧辅佐曹操，初衷绝非助操建立王业，而是要曲线救汉，借曹氏力量挽救刘家江山。他认为，在汉末乱世之际，只有像曹操这样雄才大略的人，才有能力匡复汉朝，弘济苍生。正如裴松之所言：“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志，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
荀彧
而当曹操代汉的态度明朗化而自己又无法阻止时，荀彧就陷入了无比尴尬的两难处境：一边是曹氏代汉之志已十分明显，其势诚不可挡；另一边是，自己保汉匡君的夙愿未能如愿，汉朝灭亡已难以逆转。
其实，陈寿对荀彧的评价早已透漏了这种信息：“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即荀彧固然才干优长、见识非凡，仍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实，曹操的心胸并不狭隘，他时常能不计前嫌，忘人小过。但曹操在代汉这件大事上绝不含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设置障碍，那就是自觅死路。
荀彧反对曹操受九锡，曹操决不能容忍，于是顿起杀心。但荀彧毕竟是朝廷重臣，又有大功于天下，所以他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其杀害。曹操“南征孙权”，在行军途中，他“表请彧劳军于谯，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另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荀彧之死似乎还另有他因：“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彧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因求使至邺，劝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彧曰：‘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阳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太祖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彧又惊曰：‘诚未语公邪！昔公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恐增内顾之念，故不言尔。”太祖曰：‘官渡事后何以不言？”彧无对，谢阙而已。太祖以此恨彧。”
曹操
由此可知，荀彧的政治立场其实是站在汉献帝这一边的。他在很多问题上并非和曹操同心同德。当然，荀彧为了自保，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和曹操保持一致。但是，一旦曹操要加九锡，准备代汉，荀彧终于与曹操对立起来，其后果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正如王夫之所言：“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另，魏正始四年（243年）、正始五年（244年），齐王芳诏祀佐命功臣二十一人于太祖庙庭，程昱、荀攸、钟繇、华歆等谋士均列其中。郭嘉亦于景元三年（262年）被追视“于太祖庙庭”。而被曹操誉为“吾之子房”的荀彧，却始终未被提及。
这绝非是后世淡忘了荀彧的功勋，而是魏廷忌恨其反对曹操受“九锡”所致。魏廷对此事的耿耿于怀，更进一步说明了荀彧生前反对曹操代汉态度的坚决。
荀彧之死是影响当时政局的一件大事。就汝颖士人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从荀彧事件中汲取教训，转变立场，开始支持或默许曹操建立“王业”。
随着时势的变化，“汉室不可复兴”已愈来愈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他们可以接受或支持曹操超越人臣名分的种种僭越之举，包括代汉自立。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公，魏国建立，标志着曹操在通向以魏代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此之前，曹操授意文武群僚发动了大规模的劝进运动，荀攸、钟繇、杜袭等汝颖士人均在劝进群僚之列。
魏国建立以后，荀攸授职魏尚书令，居文职之首，钟繇任大理，杜袭任侍中，陈群任御史中丞，他们成为最早接受魏国官号的一批重臣。荀攸去世之后，钟繇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八月擢升为魏相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拜官。
《宋书·百官志上》“相国”条称：“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其实早在东汉末年，董卓自号相国，情况已是如此。但钟繇并非权臣，他被拜为魏相国。这乃是曹操力图维系与汝颖集团的政治联合而采取的非常措，象征意义十分突出。与此同时，陈群也被擢为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处在显重职位。汝颖士人与曹操结成君臣关系，在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方面取得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