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政变发生后，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既得利益，便开始以名教名义，大肆残害异已和反对势力。据有关历史记载，政变发生后，大约有三千多人士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害。
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大背景之下，本来对残酷杀害异己而心存极大不满情绪的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山涛、王戎、向秀七人，对其所推行的独尊名教（主要指儒家思想）的政治图谋自然就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一时间，“越名教而任自然（主要指道家）”或“名教与自然合一”等政治主张也成为了他们的理想追求。
只是，凭借他们的力量，自是无法与强大的司马氏集团所抗争。于是，便通过大量文学作品形式，发出他们最具反抗精神的痛苦呐喊，也即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之音”。
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传世作品中得到印证，比如阮籍的《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甚至包括向秀对《庄子》的倾心注解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当时司马氏集团“伪”施政的一种强烈不满和反对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相对于阮咸、山涛、王戎三人，另据考证，也应该有大量作品留传后世，其作品中也流露着有关名教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政治主张。只是目前已很难有据可查。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们对老庄思想的积极推崇却又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文学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大量相同或相近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也是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七人中，就思想份量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又当数嵇康和阮籍。他们的文学思想和生活行为方式，也最终构成了“竹林思想和精神”的主要内涵。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也正是这样评价他们的：“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保晏之徒，率多轻浮。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