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董仲舒支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其所推行的一系列所谓儒家正统思想中，本身就杂糅了许多道家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儒、道两家思想有机融合的产物（当然，其中也杂糅了法家、阴阳家等家的思想），并“成功”统治中国社会长达400多年之久。
不过，随着汉王朝的覆灭，尤其经过汉末军阀长期混战之后，人们开始对这一正统思想体系产生了怀疑，也开始有更广大的士人充分认识到这套所谓正统思想已不足以支撑社会的继续发展。再加上，由汉武帝和董仲舒所建立和推行的这套社会思想体系，本身就杂糅了更多道家思想。或者说，自汉武帝后的400多年间，道家思想其实一直活跃在民间。
所以，至三国魏时期，面对社会纷争的动乱局面，便有许多士人开始“丢开”一直被统治者所独尊的儒术，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体系。于是，便很快出现了一股崇尚老庄思想的社会思潮。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又莫过于夏侯玄、何晏、王弼之流了。由他们所开创的“玄学”思想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又几乎成为曹魏集团的统治思想。
但随着曹爽集团的灭亡，他们所建立和推行的“玄学”思想体系，也不得不告一段落。只是，直到此时，一种能够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消除社会长期动乱局面的政治思想体系仍未真正诞生，许多士人仍在或“儒”或“道”或“法”，或“儒道相融”几条道路上苦苦探寻。而随着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山涛、王戎、向秀七人正式走到一起，也标志着一个苦苦寻找社会“出路”的民间集团正式诞生（应该也是当时这方面的唯一民间组织）。
当然，正因为他们基于崇尚“老庄”而走到一起，所以，他们的政治主张自然不会完全一致，如嵇康、阮籍、刘伶、阮咸自始至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等。但相对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人的主张和思想体系，他们的政治主张已是大大往前进了一步。
所以，回头看历史，七人对后世的影响，也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思想体系形成上看，可以说，他们是对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人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或者说，也正因为有了“竹林七贤”的出现，才让这一思想体系的影响更加深远，一直到宋朝中叶，这一思想体系的影响力才逐渐弱化下来。
二、从文学影响力而言，两晋文章“出语必隽,恒在自然”,代表了两晋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与周代歌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地位一致,是两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文学”。两晋文章兼具形式上的精美与思辨上的精纯,既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又与两晋文人玄学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文学和文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先驱人物，又莫过于阮籍、嵇康和刘伶了。
阮籍和嵇康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兼具形式精美和思辨精纯，以及富有这一时期玄学典型思想特征的作品，在此自不必说，单就刘伶而言，只一篇《酒德颂》，简直成为了后世散文作品的先驱。
三、从行为表现形式（即肢体语言）而言，同样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又是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他们从日常行为方式上同样成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先驱。其中，又以嵇康、刘伶的表现最为突出。关于这一点，历史记载中已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