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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而伟大”的汉武帝时代,为何各地出现“生子辄杀”的惨案?

文|格瓦拉同志

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凭借着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两代人留下的丰厚“家底”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汉武帝取得的成就非凡,因而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画像

正因为汉武帝在开疆拓土、沟通中西、创设制度等方面的“丰功伟绩”,所以很多国人对他顶礼膜拜,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中国空前伟大强盛、自豪自信的时期,在不吝赞美之余,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虽远必诛”的时代。然而,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来看,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不管贵贱贫富,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那真是一个令人苦不堪言的坏时代

这绝非笔者胡说八道,而是有其历史依据。例如,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贡禹传》的记载,汉武帝统治期间,各地都长期存在过“生子辄杀”的惨剧,也就是说婴儿刚一出生就要被父母以各种办法弄死,并且这种现象很普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汉武帝时期被后世吹嘘为“光荣而伟大”的时代,当时为何各地会频繁上演“生子辄杀”的惨剧?

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形势图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见《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注:“禹”即贡禹,汉成帝在位期间曾官至御史大夫)。

一切,还要从汉武帝的横征暴敛说起。

熟悉秦汉史的朋友都知道,在建国后的70多年间,汉朝的统治者们承秦末战乱之弊,为解决人口锐减、财政枯竭的大问题,实行与民生息、厉行节俭的国策,通过减免农业税、裁兵归农等措施,大力恢复社会生产。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制度保证了农业生产和人口生育的积极性,人口数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开发,社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汉文帝画像

生产上的繁荣景象,极大地充实了财政,使得国库中出现大量盈余,其规模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上台后,利用祖上留下的丰厚“家底”,不仅大修宫室、求仙封禅,还推行穷兵黩武、四处扩张的政策,几乎连年对外作战,使汉朝的版图和威望都达到顶峰。然而,封建王朝都是以农立国,根本支撑不起频繁大兴土木和连年战争的巨额支出,结果没几年时间,汉朝庞大的财政盈余便被挥霍殆尽,并且还产生巨额亏空。

汉武帝时期修建的大型宫殿群-建章宫平面图

面对着如滚雪球一般扩张的财政赤字,为维持帝国运转、皇帝的个人享受和继续对外战争,现实迫切需要汉武帝加大对各阶层,尤其是对民间的搜刮。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汉武帝对于民间的搜刮真可谓竭泽而渔、不遗余力,具体到占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便是大幅提升“口赋”的征税标准

“口赋”即人头税,分为“口钱”和“算赋”两种,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汉朝初年,“口赋”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口钱”20钱;14-56岁之间的成年人,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算赋”40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至23钱;“算赋”的征收对象不变,但金额却猛增至每人每年120钱,足足是先前的3倍!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20多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以至于景帝时期重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在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过刚够温饱了,至于在灾荒之年,难免会有流离之苦。

在宽徭薄赋的文景时期,农民辛苦忙碌一年,仅能过上温饱生活,在他们手里,一文钱恨不得都要掰成八文花。如今,农民们被汉武帝如此狠心地加税,立时有种被抛入地狱的感觉。与此同时,由于大兴土木或连年征战,农村的丁壮大多沦为官家的奴隶或战争的“炮灰”,从事农耕的多是老幼弱病之人,加税在他们身上,无异于要断绝他们的活路。

农民既拿不出钱来完税,又轻易不敢造反,在衣食难以为继的困境下,除了自寻短见以外,便是拿家中的幼儿“出气”,一出生便将他们无情抛弃或杀害。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在各地频频发生,以至于到了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在奏疏中不无沉痛地谈及该问题,并恳请朝廷减轻赋役,将“口钱”的起征年龄提高到7岁,“算赋”起征年龄提高到20岁(见上文所引史料)。

汉武帝晚年懊悔自己的错误,但悔之晚矣

总之,由于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的“三管齐下”,到了汉武帝晚年,江山已被他搞得千疮百孔,生计无着的农民掀起的暴动席卷海内,大有摧毁帝国的势头。此时,汉武帝才对自己的愚蠢政策感到懊悔,于是下令停止战争、减轻赋税,意在缓解百姓的困苦。然而,这“德音”来的实在太晚,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再也没能完全振兴起来。

参考书目

司马迁(西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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