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称“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某种角度看，这话也不错，就比如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人的形象至今没有定论，就比如清廷编撰的《明史》，其中的张、李二人邪乎的吓人。
单说“张献忠”，《明史》记载“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这只是清廷的一面之词，直到今天，巴蜀还流传着张献忠“巧断破衣案”、“大战火烧桥”等许多正面描述。
“张献忠”究竟是怎样的人？这或是许多史学家颇为关心的问题；除此外，“江口沉银”就是另一引人关注的问题了。
之前，巴蜀流传着两大宝藏，一是“王莽埋金”，一是“江口沉银”；可千百年来，这两大宝藏一直蒙着神秘面纱，以至于让人误以为只是“传说”。
譬如“张献忠江口沉银”，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明史》中更声称“埋金宝亿万计”；史料记载，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撤离成都。
当时局势危急，旱路有清军阻塞，水路又是波涛汹涌的岷江；张献忠自知难敌清军，于是冒险率数千船只从岷江顺水而下，不料在彭山江口又遭遇了“南明”伏击。
走水路本就冒险，张献忠又遇伏击，仓促应战已是不敌；索性，张献忠命令军士，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众多财富沉入水中。
不仅史书这么记载，近400年来，成都、简阳、彭山等地还有民谣传世，即“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
按传说，这首民谣中暗藏“沉银”的详细地点，谁能揭开谜底，就能找到宝藏；要不怎么叫“传说”呢，400年来虽有不少人寻宝，却始终一无所获。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一直没人找到，“江口沉银”真就成了不可信的传说；就在大家即将放弃“江口沉银”时，2015年，成都彭山区的一则“文物盗窃案”再次掀起波澜。
具体细节不多说了，不少圈内人都有耳闻，此案与“江口沉银”有着密切联系；2017年，“江口古战场水下遗址”第一阶段考古发掘结束，其收获颇丰。
简单来说，本次水下发掘出了3万多件文物，其中刻有“大西”字样的银锭、“西王赏功”金银币、“金封册”等，这些都直接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实性。
传说400年的“江口沉银”，基本可以确定真实存在，剩下就是“统计数量”了；但专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张献忠沉江宝藏”中，多见金银，却不见铜钱，这就有点不合逻辑了。
一般来讲，古代货币可不是今天电视里演的，古人吃顿饭都用“银子”；据史料记载，自唐朝开始，统治者发行的法定货币就是铜钱，银子虽然可以用，但“极其罕见”。
再到明朝，法定货币是“纸质宝钞”和铜钱，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禁止金银流通”。
既然明朝不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那“张献忠宝藏”里应该大多是宝钞和铜钱才对，如今这么多的银锭子，又是哪里来的？
这里还涉及到经济学，明朝货币多为“纸质宝钞”，用起来虽然轻便，但贬值也快；久之，百姓交易宁愿数铜板也不敢再用“宝钞”了，后来甚至发展到“以物换物”的程度。
之后，民间开始有人“私下”用银子交易，后来就变成了“明目张胆”。
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明朝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万历皇帝执政时，张居正改革税法，重新以“白银”计算、统筹。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明朝皇帝为什么那么讨厌“白银”呢？
纠正一下，可不是明朝皇帝“讨厌”白银，而是“太爱”白银了；究其根本，华夏五千年虽然富饶，但本身“贫银”。
仍以明朝为例，前百年的富足、武功自不必说，但纵观300年统治，自家开采出的白银只有8300万两，反而是海外贸易流入的白银更可观，近3亿两。
这就能理解“朱元璋为什么禁止金银流通”了，总之一句话，明朝的白银储备严重不足。
但皇帝毕竟不是经济学家，到了明崇祯时期，民间百姓对商品贸易需求巨大，相应的，对“白银货币”的需求量同样巨大。
明朝的白银储备本就不足，再将白银用为货币流通，朝廷自然就发生了“钱荒”，这还没算无休止的战争。
说起“战争”，钱是胜负的根本，银子都囤积在官宦、巨贾手中，崇祯手里没钱，注定了他的煤山命运；从“张献忠沉银”也能看出端倪，“只见金银，不见铜钱”，说明当时人对白银是多么的看重。
如今专家分析“明朝灭亡”，大抵有三个原因：明朝本身腐朽难治、清八旗叩关难挡、天灾导致气候突变；这些原因在多数人看来比较生涩，讲简单点，“没钱”才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