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里，记载周人“君子之战”的资料非常多。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就记下了这么一件事：在周武王率军第一次东征的半路上，碰到了被商纣王派来侦查周人动向的胶鬲。
周武王让人将胶鬲请进军营，却没想胶鬲见面就问：“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周武王也毫不掩饰，答道：“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还不甘心，继续问：“竭至？”周武王直接回答：“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
可没想到，胶鬲走了后，连续数日都大雨倾盆，东征大军前行异常困难。可此时，周武王却突然下令，要求军队加快步伐，不得停下来休息！带兵的将领们都急坏了，声称大雨天行军极为困难，要求歇息一阵等雨停了再走。周武王却忧心忡忡地答道：“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
按照某些现代人的观点，周武王东征路上的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周人有多么讲究战争之礼，牧野之战就是一场“君子之战”。可周人东征时，包含八个同盟国在内，总兵力都不超过五万；而牧野之战中，商人总兵力是周人数倍——周武王真这么老实，就能确定周人的五万人能确定战胜商人的十多万、甚至数十万军队，敢在决战前将自身虚实和盘托出？
事实上，即便是周武王主动告知了决战日期，在牧野决战时周人也并非就是完全光明正大。同样是《吕氏春秋》，还有周人在牧野之战前策反商人高层胶鬲与微子的记载。也就是说，胶鬲虽然被商纣王派去侦查周人动向，可其本人早就被周人收买，成为周人卧底了！牧野之战中，商人军队大部倒戈，可以判断出就是周人卧底事前策反的结果。所以，牧野之战前即便周武王事先告知了周人的行动计划，这场战争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君子之战”。
周人并非某些现代人所想象的那么迂直。
至于进入春秋后，东周各诸侯国之战往往涉及生死存亡，就更谈不上所谓的“君子之战”了。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西周覆灭，在“二王并立”时期的竞争过程中，周平王为获得正统周王地位与郑国、晋国联合，开始了漫长的东迁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郑国先后灭了郐国、东虢国、鄢国、胡国等等诸侯国。在灭郐国的过程中，郑桓公就与老情人郐国夫人里应外合，设下了重重圈套诱使郐国国君上当，致使他在国内疯狂杀戮大臣，而郑桓公趁机以清除暴君的名义吞并了郐国，成功地奠定了郑国东迁的基础；郑武公在灭胡国的过程中，先将女儿嫁给了胡国国君，为骗取胡国国君信任，还悍然杀死了建议伐湖的大夫关其思，后来却趁胡国国君不备，灭了胡国……。
郑国在春秋初扩张时如此不“君子”，晋国在征服汾水流域的过程中，想来也不例外。然而，正是有了郑国和晋国在春秋初期的尔虞我诈，才奠定了东周王室成功东迁的基础。
春秋序幕拉开之际，已出现了如此多的“非君子”之事，再自欺欺人地宣扬春秋时期是“君子之战”，就是骗人了。
以《左传》记载的历史为例，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事件中，就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权谋；周桓王二年（前718年）郑、卫北制之战，郑人就采取了背后偷袭的不光彩战术；周桓王六年（前714年），郑人在对抗入侵的北戎之时，就采取了非正面对决的三面埋伏之计；周桓王十七年（前703年），楚人联合巴人伐邓，就采取了诈败之计；周庄王十三年（前684年），鲁、齐、宋乘丘之战中，鲁人就将马匹套上虎皮偷袭宋军，取得大胜；周惠王十九年（前658年），晋献公始行假道伐虢之计，五年后先后灭了虢国和虞国……。
郑国、鲁国、楚国、晋国，先后进入了较“智”而不是较“力”的阶段，足以证明春秋的战事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君子之战”。哪个国君还会傻乎乎地认不清形势，执着于所谓的“战争之礼”？
唯一的例外，就是宋襄公。
在周王国的体系下，宋国原本就较为特殊：宋人是殷商之后，周人以客礼待之，所以宋国是周王国“三恪”之一。宋国在周王国框架内，属于地位最高的公爵，超然于一般诸侯国之上。不但如此，周王室还特许宋国保有天子之乐，几乎就将宋国视为与周王室对等的一个独立国家了。但在宋国周边，却分布着一堆周人的封国：东边是鲁国、郕国、齐国；北边是卫国、曹国；南边是蔡国、息国、胡国等等众多小国；西边就是成周洛邑……。因此，宋国名义上地位极高，可实际上周人对其也戒备森严。
一方面，宋人超然于一般人之上；另一方面，现实中殷商后裔却在周人严密看管之下，成了周王国体系下的二等公民。所以，宋人既有商王国时期藐视天下的高贵气概，又存在不屑与周边周人降低到同一层次使诈的心态。在历史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下，在春秋礼崩乐坏的大动荡期里，就诞生了宋襄公这样的奇葩。
在齐桓公之后，宋襄公想重振殷商雄风，却又自视甚高，不屑学习郑、晋、齐、鲁、楚等等国家尔虞我诈的卑微伎俩，结果却被楚成王玩弄于股掌之中：盂地会盟时被楚成王挟持为人质、去攻打宋国；泓水之战中又因不肯半渡而击，反倒被楚人击败，为天下人所笑……。
事后，宋襄公那段话成了某些人春秋“君子之战”的依据：“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除了宋人在战争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君子”外，他国士兵在战争中就很少出现这样的奇葩了。
即便是宋人，对这种所谓的“战争礼”并不赞同。宋襄公的庶兄公子目夷就强烈地批评他：“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可见，所谓“战争之礼”的说法，在春秋时根本就非公认，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春秋时期君子之战”了。至于说战国无义战，那什么时候的战争又是“有义”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