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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重视个人利益忽视政治整体利益而选择支持胡亥

李斯为啥支持胡亥,而不是扶苏?一句话:他看到了利益,却误判了人性。

以“惟结果论”来评价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显然有失偏颇。扶苏固然优秀,但胡亥也并不是纨绔子弟。聪明而务实的李斯选择谁,唯一的考虑,就是他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冒着危害秦王朝发展前景的风险。

胡亥很差劲吗?从史料中的记载来看,起码在秦始皇临终前,胡亥并没有那么糟糕,甚至连赵高也有过人之处:“始皇二十余子,少子胡亥最爱”,能让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最为疼爱,平日里的胡亥不大可能是十恶不赦;胡亥之所以跟赵高亲近,是由于两人间的师徒关系。当初颁布焚书令后,为了全面贯彻“严刑峻法”的体系,秦朝的人才培养渠道是“以吏为师”,即向执行层面的官吏学习法律。赵高这个人,虽然一生下来就被处理成了宦官,但他办事能力极强、精通律法,而且善于随机应变,因此才被秦始皇破格提拔成了中车府令,后来犯了死罪也被保了下来。这还不算,秦始皇甚至还让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胡亥跟着赵高学习审案、断狱,这既进一步佐证了赵高才能之强,也体现出胡亥并不是个草包。

此外,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司马迁活灵活现地复原了赵高、胡亥俩人密谋的场面。胡亥体现出来的素养,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在扣下秦始皇赐给扶苏的诏书后,赵高吓唬胡亥:“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的回答是:“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

而当赵高以“制人还是受制于人”进行诱惑时,胡亥甚至表现得极为深明大义:“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这种不义、不孝、无能的事情,只会带来“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的后果,自己绝不能干。

胡亥

按照这种说法来看,胡亥最终改变主意,只能归咎于太过年轻、被老江湖赵高充分诱发了心底的贪念。

根据常理,两人这密谋这种大逆不道之事时,身边不可能有史官,也绝不会允许隔墙有耳。因此,上述对话,极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的。但既然如此,司马迁为啥还要如此大费周章地体现胡亥的纠结、矛盾心理呢?一个劲的抹黑不就完了嘛。

只有一种合理解释:胡亥登基后确实是个差劲的皇帝,但在之前,作为一个个体,他也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天生就那么十恶不赦。

那么,当时的扶苏是什么的形象?赵高在劝说李斯时是这么描绘的:“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而且他还能在秦始皇“坑儒”时主张网开一面,体现出了一定的包容性。

对于扶苏,秦始皇是按照国君的标准来培养的;而对于胡亥,则是对照官吏的模板。就当时而言,这俩皇子都有可取之处,并不存在一个英明、另一个一无是处的鲜明对比情况。

因此,作为一个心里没有“士为知己者死”概念的极端务实主义者,李斯选择支持谁,主要标准是看谁对自己有利(而不是对国家)。

扶苏

遗憾的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扶苏,胡亥才是首要选项,这主要源于他对秦国一项政治传统的忌惮。

秦国向来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

秦国的崛起、强大,靠的是制度,更离不开务实的人才观:自秦孝公起,秦国历代君主都借用山东各国的顶尖人才作为自己的智囊与大脑;但戏剧的是,这些外来功臣,最终都没啥好下场。

以一己之力推行变法,奠定秦国百年强盛根基的商鞅,在秦孝公时位极人臣,在秦惠文王即位后遭受车裂、灭门;秦惠文王在位时,张仪在秦国拜相封君,他玩残楚国、以连横破坏合纵,为秦国的崛起创造了有利外交局面,但秦武王上台后,他也只能丢下荣华富贵、设计潜逃;范雎为秦昭襄王内固王权、外定战略,更在长平之战中以反间计促使赵括上马,但邯郸之战后却面临猜忌,不得不退位让贤、恹恹而死(有些史料称他被秦昭襄王诛杀);吕不韦一手把嬴异人、嬴政父子俩扶上秦王之位,摄政期间保证了秦国的正常发展,但最终也逃不掉被逼自杀的命运。

这种前期委以重任、后期卸磨杀驴的传统,看似无情,背后却有其合理性。

秦国的崛起,伴随着不断的改革,也是不断巩固王权、对既得利益阶层进行轮番涤荡的过程。而推动这些得罪人的工作,不能依靠在本土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办起事来投鼠忌器/包藏私心的土著;相反,那些抱着建功立业心态前来的山东人才,在秦国没有根基和靠山,可以依仗的只有秦王赋予的权力和信任。这就决定了他们能够很好地贯彻君主的意图,甚至不惜触犯原有既得利益群体。

秦孝公

然而,新君上位后,一般会有两个现实诉求。其一,需要培养自己的嫡系,但父辈留下来的权臣没受过自己的恩惠,不大可能对自己俯首帖耳,所以得“腾笼换鸟”;其二,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全新矛盾,需要牺牲一部分人。比如商鞅变法造成了原有贵族的普遍激愤,秦孝公可以压制;但新王秦惠文王就难说了,为了平息矛盾、收买人心,拿商鞅祭旗是个不错的选择。后来的张仪、吕不韦,与此也都大同小异。

回到李斯这里来。赵高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斯最大的担心:“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即:从没见过哪个秦国宰相能够得以善终。而且,李斯作为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推动者、刑律的完善者,得罪了多少人可想而知;仅仅是他提出的焚书令,都会让天下文人对他恨之入骨。

更要命的是,扶苏的观念与秦始皇并非完全吻合,他对于儒生群体更有包容性。不过也许这正是秦始皇的盘算:父子俩一紧一松,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父亲严刑峻法,儿子进行拨正,大棒加胡萝卜,历来是封建帝王的拿手好戏。后来在西汉时,面对劝自己不要老是打仗的太子,汉武帝笑道:“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而扶苏要平息民怨,废除秦律是不可能的,但是杀掉推动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李斯倒没什么难度。这就像当初秦惠文王杀商鞅、保变法的套路那样,成功地找一个替罪羊。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的聪明人,李斯显然已经察觉出了上述危险。至于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自己打造成新皇帝的功臣。于是,他果断选择了协助胡亥登上皇位这一方案。

李斯

李斯可能还有其他考虑,他以为胡亥势力微弱就容易控制;以为赵高、胡亥都精通刑律,可能是自己的“同志”。但他错误理解了帝王的素质要求,看到了“才”却忽视了“德”,误判了环境、地位对人性的巨大影响。

当皇帝跟当官完全不同,曾经看似信奉法令、循规蹈矩的赵胡二人,在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后,迅速暴露出了人性中最凶残的一面,秦律在他们手上,完全变成了实现私欲、荼毒他人的工具。本有机会迎来发展新阶段的秦王朝,不幸面对了昙花一现的命运。

重视个人利益远超政权整体利益,这就是李斯前半生是功臣、晚年沦为罪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人性的自私性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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