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霍光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确实是因为霍去病的关系，不过这种方式在当时是合法的；此后，霍光一步步走向辅政大臣之位，则完全是凭他自己的表现和能力。
先看看“师傅”霍去病的情况。
卫青与霍去病：汉帝国双骄，是“走后门”的外戚？英雄不问出处
《史记》作为一部非官方修订的史书，带有很多作者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色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褒扬李广，而对卫青、霍去病颇有微词。之所以这样，也许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李广是正儿八经的将门世家，卫、霍则是“外戚”。
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首先列举了汉文帝以来时期靠着奉承、溜须拍马而得到恩宠的佞臣，比如给汉文帝吸脓的邓通、与汉武帝同睡同起的韩嫣等，末了，还阴阴地提到了对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两位英雄：“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严格来讲，卫、霍确实是外戚。
卫青出身低贱，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人奴之生”。从小到大，都是平阳侯家的奴仆。直到建元二年（前139年），他的姐姐卫子夫入宫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后，卫青的人生才得以改观。到了元光五年（前130年），他已经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卫青
从上面这过程来看，卫青确实像走后门的外戚。不过在那个没有科举制的时代，皇帝从亲戚中挑选人才，也并没有什么毛病。
西汉的人才选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察举制，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标准主要有四方面：品德好，有知识，明法令，头脑清醒。二是征辟制，即自上而下选拔官员，皇帝本人和州郡官员都可以这么做，招人的标准大致是有名望、品学兼优等。
由此可见，这两种方式，都比较主观，自然免不了出现任人以私的情况。当然了，人才不问出处，最终都要靠真本事才混得下去。
而卫青，就是属于关系户中的佼佼者。
汉武帝即位后，就着手改变数十年来对匈奴的委曲求全政策，转而付诸武力。但很不幸，在元光二年（前133年）精心设下的马邑之围，由于将领水平不足，最终沦为了笑柄。此后的汉武帝，不得不开始自己物色人选。
到了元光六年（前129年），面对匈奴的频繁袭扰，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迎击，他们分别是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每人带着1万骑兵。最终，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李广遭遇惨败，损失兵马七八成，李广本人也被俘虏；只有卫青一人获得了胜利，斩首匈奴人700多。
朔方郡
从此以后，卫青就成了汉军的头号统帅。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大败匈奴，夺回了河南地，也就是当初在秦朝时蒙恬夺下、秦末被匈奴再度抢回的河套地区，其后汉朝在此设立朔方郡，成了中原对抗北方草原的前线基地。
可以说，卫青的出现，才解决了汉武帝手上没像样统帅的窘境。而霍去病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汉匈战争的格局。
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年仅十八岁时，受到武帝欣赏，入朝担任了侍中。这位小伙生性尚武、极其善于骑射，汉武帝就让他跟随卫青出征，并调拨了800骑兵给他指挥。
没想到，他首次带兵，就打破了汉军的传统作战模式：他带着这800人孤军奋进，主动寻找战机，共歼敌2028人，战功冠绝全军，回师后被封为冠军侯。
这标志着西汉军队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面对出身在马背上、来去如风的匈奴人，汉军虽在技术装备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机动性上略处下风，因此很难达成大规模的歼灭战；而霍去病的横空出世，则使汉军在战术指挥上具备了碾压性的优势，汉匈战争的态势从此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霍去病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王朝发动了河西之战。这年春，霍去病率领万骑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斩、俘多名匈奴王侯，砍下敌人首级8900余枚；同年夏，在各路汉军劳无所获、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霍去病深入敌境2000多里，杀到祁连山，俘虏各级匈奴官员2500人、小王70人，斩首3.2万。
此战获胜后，汉王朝抢得陇西，设置凉州四郡（敦煌、酒泉、武威、张掖），并且夺得了优质产马地祁连山。
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北进2000多里，歼敌七万人，俘虏王侯83人，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
只可惜天妒英才，两年后，年仅24岁、一生中战无不胜的天才军事家霍去病病逝。原本计划越过大漠对匈奴穷追猛打的汉武帝，不得不将这一军事设想无限期搁置。
而按照制度，像霍去病这种战功赫赫的顶级功臣，有资格关照自己的弟弟。
霍光：以“任子”进入汉武帝视野，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崭露头角
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居住在河东。当初霍去病出军攻打匈奴，在班师的路上，顺路把弟弟带回了长安，并将其保荐为郎官。在那时，这样是合规合法的。
察举制、征辟制
中国古代一直有“荫任制”，即：贵族、高级官员可以保举子弟、亲属直接当官，汉代称之为“任子制”，保任对象大多1——3人；即使在察举制、征辟制出现后，这一体现着贵族特权的人才任用制度仍在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直以来，汉武帝对才华横溢、一心为国的霍去病极为看重，情同父子。如今，这位天之骄子却英年早逝，既未能完全展现自己的才能，更未能享受自己应得到荣华富贵，让汉武帝极为惋惜、痛心，他的这份复杂感情，大部分转移到了霍光身上。
霍去病死后，霍光就被封为了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顾名思义，就是跟随皇帝的车驾，作为贴身秘书般陪伴汉武帝，也就是常说的“亲信”。
此后的20多年里，霍光一直陪同在汉武帝的左右，出则陪车跟随、入则贴身侍奉，他为人谨慎、头脑清晰、心思缜密，这些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纰漏。据身边的官员们刻意观察，霍光每次出入宫殿，该走多少步、该在什么地方停下，20多年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
对于这种认真、诚恳、做事专注的部下，任何领导都没有抵抗力，原本以霍去病的关系被安排在皇帝身边的霍光，从此成了汉武帝最信任的人之一。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品德高尚、铁面无私的匈奴王子金日磾，善于逢迎、忠心耿耿的上官桀。在汉武帝临终前，这三位被共同安排为汉昭帝刘弗陵辅政大臣。
李广
常言道，举贤不避亲，判断一个人才是否合格，不应盯着他的出身，而是要审视他的实际表现。“李广难封”，李广出身将门，他的弟弟、儿子、部下，都曾凭借功劳封侯；但李广本人，虽被司马迁等史学家大肆赞美，但究其一生，他从未立下能够让自己封侯的战功。
而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被视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使中原王朝在面对匈奴这样一个空前可怕的敌人时，具备了与其一掰手腕、直至后来居上战而胜之的能力，他们改变了汉匈战争的发展局面、拓宽了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奠定了后世疆域的雏形，更改变了中原农耕文明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而霍光则在汉武帝驾崩后，忠心耿耿辅佐幼帝，革除了一些弊政，将汉王朝拉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后来他废除昌邑王，迎立汉宣帝刘病已，为“孝宣之治”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在后世的近2000年中，伊霍，也就是伊尹、霍光，成了封建王朝臣子的终极偶像与楷模。
面对立下这等功劳的历史人物，不应一直盯着他们的出身挑毛病。一个人虽出身名门，但却人品卑劣、祸国殃民；另一个出身卑微，但德才兼备、勤勤恳恳，毫无疑问，后者才值得我们赞扬、肯定。
正像司马光评价的那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能做到这些的，就是一位合格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