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的最后一幕，姜维作了一番绝望的奋斗。
诸葛亮初得姜维之时，这位年轻的隽彦正值自己当年出山时的年龄。他在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信中写道：“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诸葛亮对人的评价中，他对姜维的综合评价之高，超过其他任何人。“忠勤时事”，“既有胆义”，“心存汉室”，是赞赏其政治信念；“而才兼于人”，“甚敏于军事”，“深解兵意”，是欣赏其军事才能；“思虑精密”则尤合诸葛亮的治事风格。当诸葛亮写下这些赞语时，他对北伐事业的前景犹抱有乐观的期望，对姜维在这一前景中的作为也抱有很高的期许。
诸葛亮临终前，李福问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以蒋琬和费祎之后，便不再说话。他没有提到姜维。或许那时，诸葛亮无论是对北伐的前景还是对自己身后蜀政的演变，都不再那么乐观。蒋琬、费祎之后，蜀汉政治会如何演变，姜维能否主持蜀政，已难逆料。这取决于政治大势的变化，而无关乎信念和才能。
但姜维还是被当成主政接班人在培养。姜维于建兴六年（228年）归蜀，建兴九年（231年），在废李严而上尚书的公文中，姜维的头衔是“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诸葛亮病逝时，姜维的头衔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延熙六年（243年），蜀汉国策调整之后，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蒋琬病故后，延熙十年（247年），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按照蒋琬的新方案，姜维数率偏军出陇西，但费祎常控制其兵力。
延熙十六年（253年）春，费祎遇刺身亡。姜维始得以放开手脚，施展才能。但姜维作为主政大臣的威信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姜维于延熙十七年加督中外诸军事；延熙十九年春，以上年在洮西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之功而迁大将军，但旋即以该年出军受挫而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至景耀元年（258年）始复拜大将军。
此时，黄皓已专擅蜀政，不数年而姜维以危不自安，出屯沓中。及至蜀亡，姜维并不曾开府，也未依诸葛亮、蒋琬、费祎惯例，以主政大臣兼领益州刺史。蜀亡前夕，黄皓诸人已在谋削姜维兵权。
延熙末年，南北之间的战事忽又频繁起来。时值曹魏三少帝时，中州政局变故频仍，给姜维出兵提供了契机。魏嘉平元年（249年），曹魏发生高平陵事件。太傅司马懿发动政变，诛大将军曹爽及其同党，均夷三族；中州震动。魏右将军夏侯霸来降。那一年，为蜀延熙十二年，姜维率军出攻西平，不克而还。
魏嘉平三年（251年），王凌在寿春谋起兵反司马懿，谋泄自杀。楚王曹彪被赐死；曹魏宗室诸王被收送邺城禁锢；该年七月，司马懿病故，其子司马师继主魏政。嘉平四年（252年）冬十一月，司马师为树立威信，遣淮南诸军征吴，为诸葛恪破于东关。次年，为蜀延熙十六年，姜维呼应吴诸葛恪征魏，率军数万出陇西，围南安；粮尽而退。
魏嘉平六年（254年）二月，司马师诛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太常夏侯玄。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废齐王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那一年，为蜀延熙十七年，姜维加督中外诸军事，率军复出陇西，迫降魏狄道长李简，进围陇西郡城襄武，破魏将徐质所部，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之民而还。
姜维
魏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曹魏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司马师。次月，毌丘俭兵败被杀，文钦奔吴。同月，司马师病卒。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那一年，为蜀延熙十八年，姜维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因有此功，次年，姜维就迁大将军；亦因此功，姜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胡济失期不至，姜维为邓艾破于段谷。
魏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司马昭挟魏帝南征。那一年，为蜀延熙二十年，姜维率军数万出骆谷，径至沈岭，与司马望、邓艾相持于关中。次年二月，诸葛诞兵败后，姜维退还成都。
费祎卒后，姜维不再受到节制，所以，自延熙十六年（253年）至延熙二十年（257年），姜维年年出兵，每次均为大举。当年，诸葛亮一直未曾等到的“天下有变”，如今，因曹魏政局的频繁变故而出现了。因此，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在上邽，在关中，在当年诸葛亮北伐的疆场，蜀汉的旌旗最后一次飘过。
只是，此时的蜀军是否还清楚他们在为何而战？他们是否还如诸葛亮北伐时那样，根据旌旗上那个大书的“汉”字，来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
姜维积极北伐，支持他的人似乎只有新近来降的曹魏宗室夏侯霸。另外就是长期镇抚南中的张嶷。张嶷任越嶲郡守达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254年）还朝，拜荡寇将军。他在诸葛亮时代不曾获得杀敌疆场的机会，所以，姜维出兵狄道时，张嶷抱病慷慨请缨，却不幸在狄道城下阵亡。
诸葛亮时代遗留下来的宿将中，王平于延熙十一年（248年）卒，马忠于延熙十二年（249年）卒，邓芝“惟器异姜维”，亦于延熙十四年（251年）卒。军中宿将唯有张翼和廖化。《王平传》注引《华阳国志》载：“后张翼、廖化并为大将军，时人语曰：‘前有王、句，后有张、廖。’”张、廖二人在蜀汉末年并迁左右车骑大将军，故称并为大将军。但张翼和廖化二人均反对姜维北伐。
《蜀书·张翼传》载：“十八年，与卫将军姜维俱还成都。维议复出军，惟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维不听，将翼等行，进翼位镇南大将军。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翼曰：‘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维大怒，曰：‘为蛇添足。’维竟围经于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汉晋春秋》载：“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
内部强大的反对北伐的声音
张翼和廖化均反对姜维北伐。军中宿将对北伐的态度如此，则属下将校和士卒对北伐的认识可想而知。张翼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廖化反对北伐的理由是，“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二人反对北伐的理由，与谯周《仇国论》的论调如出一辙。
《仇国论》出台的背景，《谯周传》载：“于时军旅屡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祇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陈祇任尚书令是在延熙十四年（251年）吕乂卒后，可以推定此论之出是在延熙十四年（251年）之后；此间的“军旅屡出”，正是姜维从延熙十六年（253年）开始的年年北伐。所以，张翼、廖化反对北伐的理由与谯周《仇国论》的论调如出一辙，也就不足为奇。
《仇国论》的基本观点，主导了蜀汉末年的舆论，为日后谯周一言而决投降之策奠定了基础。
谯周
谯周在《仇国论》中将蜀汉称之为因余之国，意谓因袭两汉之余绪；将曹魏称之为肇建之国，意谓新兴的国家。文中虚构高贤卿这个人物，以代表主张北伐者，而自称伏愚子，与之辩论。
高贤卿所陈述的是自诸葛亮以来对于北伐的主要论点。秦汉之际，项羽强而刘邦弱，刘邦以弱胜强，开创大汉基业。这是诸葛亮的《正议》篇里、蜀汉的北伐诏中一再引证的历史经验。诸葛亮以此坚定对于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
“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所以，刘邦在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旋又率军追击，消灭了项羽。这是诸葛亮主张及时北伐的一个重要考虑。“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这是蒋琬对于北伐的认识。乘曹魏变乱频仍，蚕食其西陲，促其衰敝而灭之。蒋琬、费祎主政时，蜀汉只采取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到姜维之时，把它付诸实施。
姜维屡出狄道、洮西，正是在执行蒋琬时定下的蚕食凉州的方略。延熙二十年（257年）那次大举北伐，更是由骆谷而出关中。姜维的北伐，已超越蒋琬、费祎对北伐的定性而直追诸葛亮的北伐主张。谯周让高贤卿讲出的这些理由，应该是当时仍主张北伐者的主要观点。
伏愚子对高贤卿的观点予以了驳斥。他论述的基点是对时势的审度。汉高祖杖剑策马而取天下的功业，只有在秦末四方鼎沸、群雄逐鹿的时势下才有可能，如今，蜀汉与曹魏均已“传国易世”，蜀汉已传至第二代，曹魏已传至第四代（三少帝均以魏明帝后嗣而立），时势并非秦末鼎沸之时，而更似战国诸侯并立的局面。
“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所以，不能指望像汉高祖刘邦那样，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立国之道，在于“养民”、“恤众”。若频频用兵，“极武黩征”，非但不能如愿，还恐将有变乱萌生，而导致土崩瓦解。
《仇国论》
《仇国论》里所言“养民”、“恤众”，固然反映了蜀汉当时的社会期望，但对曹魏内部矛盾几乎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它从理论上否定了从诸葛亮到蒋琬、费祎以来关于北伐的整套论述，更将姜维的北伐称之为穷兵黩武。篇末还以“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指责主张北伐者简直违背常理。
因余与肇建相仇，高贤与伏愚对论。在谯周笔下，经由这番辩论，孰高孰伏，孰贤孰愚，已然分明。而且，反讽意味非常强烈。然则，因余与肇建，孰兴孰衰，任凭寻味。张翼称“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廖化称“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观点几乎直接取自《仇国论》。
《仇国论》是谯周“与尚书令陈祇论其利害”后，退而书写成文，可知陈祇对北伐的认识与谯周相同；以陈祇对后主的影响力，则后主对北伐的认识可想而知。
《谯周传》中写到，“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咨问的后生中，便有二十来岁的陈寿。《晋书·陈寿传》载，陈寿“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陈寿师事谯周，观念上亦必受到谯周影响。
日后，他著《蜀书》，在《蒋琬费祎姜维列传》中评论道：“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
陈寿评论他们三人的观点，本于谯周的《仇国论》。谯周认为治理小邦在于“养民”和“恤众”；陈寿则批评蒋琬、费祎治理蜀汉“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谯周指姜维为“极武黩征”，陈寿则指姜维为“玩众黩旅”。
蜀汉从陈祇那样的中枢大臣，到张翼、廖化那样的军中宿将，从谯周那样的通学硕儒，到陈寿那样的后生，对于北伐的认识，均持《仇国论》的基本观点。可知该论的主张，在延熙末年已成为蜀汉上下的一种普遍的认识。
北伐作为一种军事行动，在出兵时机、战守方略上容可商略；但对蜀汉来说，北伐还具有支撑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义。北伐在于讨贼，唯其为贼，天下才仍是汉室的天下，蜀汉作为汉室的继承者，它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而谯周的《仇国论》，从理论上否定了自诸葛亮以来蜀汉对于北伐的整套论述。当北伐的意义被消解，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支柱便被抽空。
姜维北伐的迷失
除去谯周对北伐意义的消解，姜维北伐本身的意义也在迷失。诸葛亮北伐曹魏，乃是讨汉室之贼；唯其讨汉室之贼，北伐才具有支撑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意义。
姜维北伐，契机为中州政局的变故。从高平陵事件开始，司马懿父子屡屡诛杀重臣、废帝乃至弑君，由此引发的淮南三叛则为反司马氏。这些变故均成为姜维北伐的契机。夏侯霸的来降，又似乎增加了北伐的一个动力。但中州发生这一系列变故，实为司马氏父子欲效曹氏父子故智，步其后尘，正谋攘夺曹魏政权，手段之酷烈有过于当年曹氏父子。中州政治的主题已是司马氏代魏；曹氏代汉，已成隔代往事。
毌丘俭
姜维北伐，两次大举是为因应淮南起兵反司马氏。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为因应毌丘俭、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司马师，与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当姜维与夏侯霸——当年汉贼的子孙——并肩作战，蜀人该如何认识他们在为何而战？
若说北伐的意义仍是讨贼，那么，谁为该讨之贼？又为谁人之贼？北伐的旌旗究竟指向何人？在蜀人看来，姜维和夏侯霸这两个从曹魏来降的外来者，极力将巴蜀与中州政治牵连在一起。然则，司马氏攘夺曹氏，与汉室何干！与蜀人何干！当蜀人在为何而战的问题上渐渐迷失，谯周将姜维北伐指为穷兵黩武，即能成为普遍的共识。
蜀汉景耀元年（258年），姜维从关中回成都后，便不再出兵。魏甘露五年（蜀汉景耀三年，260年）五月，曹魏发生弑君之事，高贵乡公曹髦攻司马昭，被杀身亡。此事震动天下，姜维没有出兵。他已不再能如延熙十八年那样，压制张翼等人的意见，强行出兵。《仇国论》已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
概言之，在内外两重意义上，北伐的意义均被消解。当北伐的意义被消解，巴蜀与汉室的关系也就悄悄消解。
《仇国论》中“养民”、“恤众”的观点，原也符合儒家以德取天下的观念。但谯周在《仇国论》背后的持论，则为从周舒、杜琼到他一脉相承的否定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天命解读。早在刘备称帝前，周舒就将那个时代广为流传的“代汉者当途高”这一谶语解读为曹氏代汉，“乡党学者私传其语”。杜琼则对时为后进通儒的谯周解释过何以作此解读，并以汉代官制中的“属曹”、“侍曹”诸称语暗示着天下归曹，佐证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否定了蜀汉政权的天命前提，也就否定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就否定了北伐的正当性。
景耀五年（262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在壁柱上写下：“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师事谯周的陈寿解释说：“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曹有众之意，魏有大之意。谯周那几句话意思是说，“众而大”的曹魏，终将统一天下，“具而授”的刘氏父子声称复兴汉室，如何可能？他在宫中的壁柱上公开写下这段话。这位体貌素朴的老人，已不避讳宣扬他窥见的天命。
在继《仇国论》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后，谯周对蜀汉国运的天命解读，也在蜀境悄悄传播。《襄阳记》载：“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瓘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予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梓橦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
援引谯周言论的是向朗的兄子、向宠的弟弟向充，蜀亡前曾任射声校尉、尚书。咸熙元年（264年）为蜀亡的第二年，向充在洛阳，参与了司马炎代魏的舆论造势。谯周被诏至洛阳，则是在晋泰始三年（267年）。可知向充闻谯周之言，不是在洛阳，而应该是在巴蜀，在蜀亡之前。显见谯周对蜀汉国运的天命解读，早就在蜀境内传播。
他将蜀汉的最后一个年号“炎兴”，解读为司马炎的兴起。蜀汉国运的终结遂与中州政治的演变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对天意的最新解读。
黄皓
在蜀汉灭亡的前一年，姜维最后一次出征。他轻军出侯和。再也没有人跟他并肩作战。他再一次失败。他再也不敢回成都。成都方面，黄皓等人正谋以阎宇取代姜维，剥夺姜维兵权。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立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复还成都。
阎宇为右大将军，万斯同的《汉将相大臣年表》系之于景耀五年（262年）。《蜀书·霍峻传》注引《襄阳记》载：“时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阎宇以右大将军都督巴东，俨然已为姜维之副。二人权位，俨然已如当初李严之与诸葛亮。
诸葛瞻于景耀四年（261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樊建以侍中守尚书令。当年，董允为侍中，曾加辅国将军，陈祇为侍中守尚书令，曾加镇军将军；这年，后主迁董厥为辅国大将军，宗预为镇军大将军。
诸葛亮主政，惜于名器；蒋琬、费祎主政，也还算慎用名器；蜀汉末年，军事上更形萎缩，却骤迁如此多的大将军，只能说是削弱大将军姜维在军中的地位景耀四、五年间，姜维在蜀汉决策层的地位其实已经大大地削弱。“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权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对黄皓弄权“无能匡矫”，对黄皓谋废姜维也只能随波逐流。八十多年后，孙盛还从蜀中长老那里听说此事。他在《异同记》中写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诸葛瞻和董厥，一人为诸葛亮之子，一人为诸葛亮在世时叹为“良士”的丞相令史、主簿。二人也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而欲以阎宇取代姜维，表明二人是不是“无能匡矫”黄皓弄权，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无能匡矫”谯周《仇国论》的论调，该论颠覆了诸葛亮的北伐主张。
就算蜀汉不是马上面临灭亡，姜维地位的旁落也是无可避免的事。
孤军奋战的姜维，在兵败之后只得屯田沓中。此时，蜀人陈寿眼里的姜维，已然感到“羁旅托国”。在这个名为大汉的国度，“心存汉室”的大将军姜维，竟然感到“羁旅托国”！在大汉的天下，何为羁旅？何为托国？
诸葛亮
当年，姜维初归蜀汉，母亲遗落在魏。魏人让他母亲手书姜维，招其来归，姜维答以“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母子均以药名为喻。母亲喻以当归，暗示他重归故国；姜维答以远志，那是他从诸葛亮那里秉承的复兴汉室的理想。他为这一理想奋斗了大半生。
如今，他竟然感到“羁旅托国”。他的父亲曾为本郡的功曹，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为大汉而战死沙场。北望陇上，母亲的坟茔墓木已拱了吧。桑梓在望，然而，何处是故国？他羁旅托国，又托于何国？
他心存汉室，汉室却已恍如故国；他身在大汉，却恍如羁旅托国。在这个国度，复兴汉室的理想已然消隐，复兴汉室的旗帜已然褪色。当复兴汉室的旗帜不再扬起，汉室就只能隐进历史。
在巴蜀的这个政权灭亡之前，它与汉室的关系已经消解殆尽。
蜀汉灭亡姜维的过失
认为“姜维亡蜀”，主要针对姜维撤汉中诸围守，从而导致汉中门户大开。诚然，汉中的守备力量单薄，以至于蜀汉的北方门户轻易被撞开，这是蜀汉灭亡在军事上的主要原因。阳安关的失守最具决定性意义。汉中与蜀地的主要通道为西汉水河谷，阳安关扼险而守，控扼这条通道；武都、阴平与蜀地之间较为平易的通道为白水河谷。白水在剑阁外汇入西汉水。
阳安关失守后，蜀军只得阻剑门而守，阴平孤悬于剑门之外，不得不弃。邓艾据阴平，这才得以从德阳亭经左担道趋绵竹，绕出剑阁之后。
但是，汉中守备力量单薄，却不能归咎姜维。诚然，抽调汉中诸围守的兵力始自姜维。姜维起初抽调这些军队是为了北伐，后来保留这些军队作为机动兵力则是为了伺机再出。为此，姜维从汉中诸围守抽调出的军队作为“游军”，应该会部署在靠近前沿的地带，而不会收缩在剑门关以内。
张翼
如果成都的诸执政认为姜维北伐劳民伤财，大可将蜀汉的国策调整回蒋琬、费祎时期的“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蒋、费二人主政时期，蜀汉虽然在战略上向内收缩，不再如诸葛亮主政时那样孜孜于北伐，但四境仍派宿将镇御，如王平、刘敏守汉中，邓芝守巴东，马忠守南中，另外，张翼为建威督，守武都郡，廖化为广武督，守阴平郡。
蜀汉的诸执政反对姜维的军事冒险，大可改取守势，将姜维从诸围守抽调出的军队部署回诸围守中。景耀末年，姜维本人都危怯不安，屯田边地以避祸。姜维在钟会伐蜀前，建议增戍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都不被采纳。可知此时蜀汉的兵力如何部署，早已不是姜维所能决定。
蜀军主力收缩在剑门关内，这已不是战略收缩，而是政治的衰败而导致的国势的向内塌缩。从后主、黄皓到当轴诸执政，恃蜀境山川之险，“谓敌终不自至”，“不知祸之将及”而“自以为安”。
不过，对于蜀汉之亡，姜维仍不能辞其责。他身为大将军，却屯田沓中，远戍边地，致使蜀汉的防御战略严重失衡。曹魏在决策伐蜀的诏书中就说到，“蜀所恃赖，惟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可知司马昭的伐蜀战略即针对着姜维远戍边地而造成的战略破绽。
他屯田沓中，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但他既已侦知钟会治兵关中，纵然后主不增戍前沿要隘，他本人也应该迅速回军。此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一。
司马昭遣邓艾趋沓中以绊姜维，遣诸葛绪趋武都以截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不久，邓艾由阴平从景谷道入，破诸葛瞻于绵竹。此时姜维的反应仍让人觉得奇怪。
姜维在获知邓艾破诸葛瞻于绵竹后，弃守剑阁，率军南撤。但他并不是从涪城、绵竹、雒城这条线向成都靠近，而是在其东侧沿着与这条线大致平行的路线南撤。当时姜维率领的仍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据钟会在给魏廷的表文中描述，“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这支军队守剑阁时，钟会十万大军不克。
邓艾
邓艾破诸葛瞻于绵竹，绵竹阻在剑阁与成都之间，姜维与成都之间的联络遂被阻断，所以姜维并不知晓后主的决策为何。姜维大军南撤至郪——该地与剑阁之间跟成都与剑阁之间基本等距——才收到后主投降的敕令。可知从绵竹初败到后主投降这段时间里，姜维仍有机会作出反应。此时，姜维为何不以部分军队守剑阁、以部分军队迫邓艾之后？
在他打探到的几种传闻中，无论后主采取哪种方案，他都应该将钟会大军阻挡在剑门之外。巴蜀在失去汉中的外围屏障之后，再弃剑门险要，任敌涌入巴蜀腹地，则无论哪种方案实施起来都要困难得多。弃守剑阁，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二。
弃剑门之险，任曹魏大军涌入平地，纵然后主愿意坚守成都，蜀汉也是大势已去。
成都的那班君臣们在讨论这个政权的未来时，根本不是基于军事形势。在成都，“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有人提到奔东吴，有人提到奔南中，谯周力主投降。为促成后主下决心，谯周又上疏后主，除了重述在朝堂上分析的奔东吴与奔南中之不可行外，尤以邳肜之言暗示人心已不足恃，又以尧舜之事暗示“天命有授”。天命、人心皆去，后主惟有投降，还“可获爵土”。
谯周说“天命有授”，其实他从来都不相信刘备、刘禅父子获得过天命。蜀汉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恃险偏安之后，人心已去，倒是实情。朝堂之上，群臣们关心的问题只是，“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传》载：“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邓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罗宪守永安，“寻闻成都败，城中扰动，江边长吏皆弃城走”。百姓皆迸山野，长吏皆弃城走，可知亡国的前夕，蜀汉的民心士气均已瓦解。
五十年前，以刘璋之暗弱，雒城还坚守了一年多，及至刘璋投降，成都城中“吏民咸欲死战”。如今，成都的府库里，“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邓艾不过率万余人偷袭阴平，兵锋根本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已迎送到了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