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于求人，佚于治事”
是先秦时期的名言，意思是君王们在任贤上不辞辛苦，就能够在国家治理方面无忧无虑，是为了表现君主任用贤能，能人发挥才能的君道论思想。
在春秋时期，这一思想主要是为了鼓励君主任用贤能，并没有明确反对君主处理具体事务。但是在战国时期，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出了明确反对君主处理具体事务的倾向，并且开始加强吏治建设。经过了多方改进的“劳于求人，佚于治事”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劳佚”观念起源于君主的“垂拱而治”，君主广泛任用贤人。各大思想流派纷纷对此现象进行解读，“佚于治事”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统治的状态，而“劳于求人”则是理想达到的前提要求
早在王朝建立之前，在尧舜禹统治的部落氏族时代，像他们这样的贤君一般都被描述为垂拱而治的形象。在《易经》中就有此类记载：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在《尚书》中也曾经赞叹周武王垂拱而治。那么垂拱而治的形象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一个成语描述出来的画面是一位君王闲坐于席上，他的宽大衣袖等自然垂落下来，双手相合放在胸前，就是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并不是我们后世看到的皇帝日理万机的模样。
那为什么君王们能够做到垂拱而治呢？前提是君王们能够任贤，让有贤能的人来帮助君王治理国家和政务，这样君王们才能做到垂拱而治。而各种史书中屡次提到垂拱而治，主要是为了表现君王在任贤之后的轻松模样，从而倡导君王能够做到任贤。
这应该就是“劳佚”观念的最早来源。据史书记载，齐桓公是践行“劳佚”观念的典型代表，在晋国出访去过之际，有相关人员向齐桓公的请示相关礼仪事项，却不料齐桓公连说三声，让他们前去寻找仲父，一旁的人就说笑，说当君王真是容易，只要唤仲父即可。
在《吕氏春秋》中有记载齐桓公的回答：
“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
从中表现出齐桓公对于“劳于求人，佚于治事”忠实的践行。在《韩非子》中，齐桓公的回答中甚至直接提到了劳佚一词。“佚于治事”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统治的状态，而“劳于求人”则是理想达到的前提要求。
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倡任贤，因此和垂拱而治的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劳佚”观念已经直接点明了任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对于垂拱而治的隐晦观点，更加直白。
因为在春秋时期，掌管一方的长官会被称之为君长。孔子的学生子张在担任官职之后，曾经多次在向孔子询问为官之道，在《大戴礼记》中曾经记载了孔子的回答：“夫工女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赍材，贤君良上必自择左右始。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从孔子所说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贤君选择的主体性表达了肯定，他认为贤君应当在选取人才上花费更多的心力，和“劳佚”观念是相对应的。
在《论语》一书中虽然没有对于“劳佚”观念的刻画，但是同样也表现了子张曾多次向孔子问政的事实，并且表现出了孔子对于“无为而治”的赞赏。在孔子看来，只要贤君能够选拔出能沉，能臣就能够全面地管理国家，那么君王就不必再辛辛苦苦地处理政务了。
作为春秋两大显学之一的墨家学派，其创始人墨子也是“劳佚”观念的赞同者。墨子有十大主张，其中有一条“尚贤”，在阐述这一条最后总结时，同样引用了“劳佚”观念。
春秋时期，“劳于求人，佚于治事”中的“佚于治事”只是任贤之后的结果，是任贤之后的良好结果，是为了激发君王们任贤的热情，但并不是要求君王真正“无为”，或者说拒绝君王处理政事。
在《吕氏春秋》中曾经提到宓子贱与巫马期二人，他们同样治理一处地点，但是宓子贱每日只是闲散过日，将事宜托付给贤臣，地方治理得很好；巫马期每日矜矜业业，殚精竭虑，事必躬亲，地方也是治理得很好。
于是从《吕氏春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并不赞同巫马期的行为，但是相应的他们也并没有阻止巫马期这类的行为。虽然在古人眼中，巫马期这种“治事”的行为不如“治人”的行为，但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从政方式。
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君臣分职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劳佚”观念，强调君主不能随意扩张权力，应该做到不逾矩，官员勤勤恳恳处理政事，君王不得插手其中
在战国时期逐渐出现了君臣分职理论，顾名思义就是君臣之间的职责应该清晰地区分开，是一种政治理论，并且在战国早期就已经为一些诸侯国使用，其目的是用来限制君王的权力。
在这一时期，官僚机制得以建立，官吏的职权越来越大，慢慢制约君王的权力。这一过程中，凸显了两个特征，一个是君王的权力不断膨胀，一个是君王的个人能力和见识是有限的。
也是因为这两顶特征，无论是君王还是官吏，他们都意识到君王的权力不可能随意扩张，因为治理的疆域和领土的复杂性单单靠君王一人是无法解决的，君王自己的能力也有限的，因此君王必须需要臣子的辅助。
最终逐渐就开始衍生出君臣分职理论，虽然看似是涉及双方，但是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制约君王，让君王明白自己的职能，从而不逾矩，不越职。
这种对于君权的管理约束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出现，在《战国策》中曾经记录了一个小故事，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饮酒，然后在欣赏音乐之时，魏文侯听出了其中钟的声音并不是很协调，于是他就和田子方一起讨论，而这时田子方就说了一句话：
“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
在田子方看来，君王应该任用合适的官员对于政事进行处理，而非事必躬亲，相反君王对政事的清楚了解，会让君王不再了解具体官员的才能。在这里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于君王才能的讨论，这一个例子只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于君臣分职的理论看法，强调全方面地拒绝君王对于政事的参与。
慎到是法家的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提出了君臣分职理论，并且提出了君王逾越的三大害处。第一，如果君王参与具体政事的处理，那么臣下肯定不敢和君王相争，事事以君王为先，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掩盖臣下的才智，使得臣下失去作用。
第二，君王自身是具有局限性的，不论君王是贤能还是昏庸，自身的能力肯定不足以治理整个国家的，因此如果君王事必躬亲，必然会造成政事的荒废。第三，如果君王事必躬亲，而臣下整日无所事事，那么臣子和君王的位置不就颠倒了。本身在春秋时期就发生了许多起篡权夺位的事件，借此来增强君主心中的危机感，也让君王更容易接受。
在战国晚期，荀子在原本的君臣分职理论之上，又增添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首先君王还是需要任贤。再者，在他看来，勤勤恳恳处理政事乃是官吏的职责，如果君王插手其中，反而稍显不合适。
韩非子辩证看待发展过后的“劳役”观念，君主不该局限于个人才能，应采用客观方式选拔人才，并为人才施展提供空间，对“劳役”观念进行再升华，强化了吏治
首先，韩非子批评了“劳于求人”的观点，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制度瓦解，而取得官位和爵位成为了有学之士唯一可以出头的渠道，因此士人们辗转各国，求见君主，想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得到君主的重用。
因此在韩非子看来，君主只需要设置好丰厚的俸禄和爵位，贤人自然会找上门来。再者战国时期，人才举荐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长官就可以推举人才，因此人才的获取并不难。
再者是因为君王本身的学识是有限的，韩非并不信赖世袭制下的君王的才能，反而觉得主观性的采纳人才可能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因此他强调客观独立的制度来选举人才，并非依赖于国君。
韩非子也批评“佚于治事”的观点，他虽然赞同君王不插手政事的具体处理，但是在他看来君王必须要加大对于官吏的监督。他主张通过“法”和“术”对下臣起到监督，从而全面实现政事的完善处理，同时也避免臣下对于君王位置造成威胁。一个大臣如果手握大权，无论他是否怀有贼心，都会对君王的政权造成巨大威胁。
关于君道论思想，最早的是原始社会的垂拱而治，再到春秋时期的“劳于求人，佚于治事”，再到战国时期的君臣分职理论，最后是韩非子对于君臣分职理论自己的批评和观点，从中可以看出君道论思想的发展。先是比较含糊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士人的讨论，君道论思想逐渐成型成熟，形成了具体的政治观点，对于后世的君臣职责区分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参考历史文献：
《荀子》
《战国策》
《吕氏春秋》
《尚书》
《韩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