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新坐标
〈本文长得不可思议，读者可略读或闲暇时品鉴〉
【一】
魏国的领土可分为河东、河西、河内、河外四大块。如下图，黄河以东，涵括蒲阪、岸门、安邑、绛、曲沃、屈、蒲等城在内的区域为河东。洛水以东，黄河以西之间区域，含繁庞、彭衙、少梁等城在内的为河西。
处于秦、韩、楚包裹，拥有崤山在内的黄河南部这一区域为河外，后来魏国从楚国手中夺来的榆关、鲁阳的这一部分，也处于黄河以南，同属于魏国的河外。而在黄河以北的部分，领有大梁（夹在黄河与济水之间）、朝歌、殷之地，为魏国的河内板块。
其中，河东为魏国领土最大的一块，也是原晋国的核心，曲沃、绛都曾为晋国王城所在，三家分晋魏国得到了这地方，所以在其他诸侯眼里，魏国就是晋国的继承者，有时又用晋指代魏，秦本纪后期里的与晋战，就是指与魏战。
河东的特点是多产盐、铁和铜，吕梁山纵贯其中，中心城池为安邑，整片河东区域山河环绕，十分有利于阻击敌人的进犯。缺点是山地较多，耕地有限，农业发展潜力不如河内、河外。
河外区域与秦国相邻的部分，有华山、崤山【秦国占据此地后才在附近建起函谷关】之险阻，秦国要东出一是过这两座险山，紧贴黄河南岸一路东行，可抵周都洛阳、郑都新郑（后为韩国都城）、魏都大梁，其二是从关中盆地一条汇入黄河的渭水支流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魏国旧都安邑亦在此途）斜向东北而行，穿太行山支脉太岳山的孔道，可达豫东平原。
【二】
魏文侯于公元前422年实行李悝变法后，将秦国作为首个扩张目标。在少梁筑城（前419―417），秦国发兵欲毁城拔除据点，无功。前412—408年，魏发动大规模进攻，连克繁庞、元里、临晋、洛阴、郃阳武城，秦国退守洛水一带。
前期魏、秦交战，魏国5胜1负5平，胜率为45.5％。魏国集重兵于河西攻秦时，国力尚处于上升阶段，军力还不十分充裕，齐楚趁机伐魏，魏国战绩一败一平。
魏国将夺来的繁庞、元里等地设为西河郡，而雕阴、肤施、高奴（今陕西延安）、言阳、定阳为上郡，是晋国时驱逐白狄所得。河西两大军区：西河郡与上郡，一个据洛水向西与秦相峙，一个处秦之东北，都可威胁秦的咸阳、栎阳。河西处在农牧交界，当地的农耕与畜牧经济相得益彰，多产马，利于组建骑兵部队。
另外，过崤山出华山可攻秦，过崤函以南的武关，沿秦岭而西，也可击秦。刘邦灭秦，就是绕过函谷关南经武关，战于蓝田再折向北，迫近咸阳。只不过，武关处在秦、楚、魏交界，没有楚国的配合，魏国要想经武关大举伐秦，后勤运输有受楚威胁中断之可能。【魏武侯游西河而对吴起赞曰：“美哉，山河之固！”，足见河西之地的形胜】
在魏几乎全掌河西之理想状况下，一军自彭衙、元里渡洛水向西南进，一军出崤山西进，再以一支中小规模的部队在武关作牵制，地理上，魏亡秦之形已成。只不过，鉴于秦的实力和顽强的抵抗力，没有长期的准备和坚定的战略方向，不易达成。总体上，魏掌控河西之地后，如全力西进灭秦，应需二三十年的步步推进。
可惜，魏国仅满足于据有河西之地以拒秦，没有深刻察觉自身地理对秦的压制而会遭到秦的猛烈反扑，趁早解决秦最终带来的威胁。
河西大部落入魏国之手后，魏国转而移兵灭中山，再联合韩赵重点打击齐国。前405年一败齐军于廪丘，“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又于次年攻入齐长城，迫使齐侯跟随三晋之君一同去朝见周威烈王，请周威烈王封三晋之君为诸侯。
击败秦齐后，南方的楚国成为三晋下一个遏制的目标。前400年，三晋伐楚到桑丘，迫使楚国于下一年归还榆关给郑国。前398年，“晋人围（楚）津、长陵，克之……”，新即位的楚悼王命平夜悼武君侵魏至公涉作为报复，次年，韩取、魏击率师包围武阳，“（楚）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与晋师战于武阳之城下，楚师大败”。
此次长陵之战，楚国损失之严重，非同一般，楚军统帅层几乎都战死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陽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涘死焉，楚人盡弃其旃、幕、車、兵、犬逸而還……楚邦以多亡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十三章】
前391年，三晋再伐楚，大败楚军于榆关、大梁，大梁之地从此为魏国所有。对比而言，楚国损失领土和受削弱的程度不亚于秦国。此时作为战国霸主的魏国，威声煊赫，用《韩非子·饰邪》的话形容即：“强匡天下，威行四邻”。
此一时期，魏在与秦之外的其他各国交战，胜负情形是胜绩12、败绩6、平局6（包含与秦战争期间，齐楚趁机来侵的战绩），胜率为54.55％。这一组胜率比魏单独对秦用兵的45.5％胜率高，恰有韩、赵两国配合行动的重要因素在内。
且三晋联合作战的战役，往往战果最大、代价最低，这说明魏文侯联合三晋扩张的策略是非常之正确的。毕竟，盟友的力量也是力量，运用得好的盟友力量就相当于自身实力的一部分。
【三】
然而，连续获得诸多的对外胜利，还是让魏武侯（前396—370）飘了，产量了更牢控制韩、赵盟友的想法，于前386年介入了赵国内部王位之争，引起魏、赵二国交恶。
如果仅插手了一次赵国内部的事务还不至于让两国关系变得无可挽回，真让后者更为不满的，是在三晋联合扩张中，魏国得了利益的大头，韩国所得为其次，赵国则少有领土可获。
三晋大哥魏国自有一套主张，韩、赵两个小弟也暗自有一套想法。战国初期以来，小诸侯国基本被吞并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要么是楚秦赵外围的戎、蛮、狄诸部落，这些地方人少地贫，唯一有油水的是剩下的十几个中小诸侯国：郑、宋、卫、鲁、邾、滕、薛（泗上十二诸侯）等。韩国的目标始终为吞郑，赵国则意图兼并卫国。“
前383年赵筑刚平城作侵卫准备，遭魏军打击，赵求援于楚，楚军深入魏国境内作战，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队露营林中，楚国战马饮水于黄河岸边。楚国这样一次战斗，让锐强无匹的魏国第一次在正面受重大折挫，震动各诸侯。该战也展现了吴起帮楚悼王实行变法后的威力。赵国伺机反攻，攻取魏之棘蒲、黄城。
该战过后，三晋关系趋于缓和。以往的三晋联合作战，一则不需留很多兵力防备彼此，能让参战军力尽量最大化，专意对外，能获取丰硕战果。到了前380和378年三晋再度联合伐齐时，却毫无所得，反映出利益冲突和对外扩张的收益分配不均，让三晋出工不出力。
考虑到魏对赵侵卫的干涉，韩国巧妙地选在魏攻夺楚国榆关的这一年（前375），发兵灭郑。
综合魏文侯、魏武侯到魏惠王公元前362年这一时间的对外战争可看出【鼎盛时的魏国】，魏国一旦得同时面对秦、齐、楚及后起的赵国中的至少两者的军事作战时，魏国能取得的最好战绩，无非是战胜一个大国（秦），平一个大国（楚）【河西之战，楚伐魏至上洛】；次一点的，则为战胜一个大国（齐），败于另一个大国（秦）【三晋伐齐长城，秦败魏于洛阴】。
最差的结果为，败于一个大国（楚），再败于另一个大国（赵）【赵筑刚平城侵卫，引起魏、楚的先后介入】。
魏国被韩国从中分隔为东西两部，又受列国包夹，这样的地缘态势让魏国对内不利于实施统治，对外，东西方向上运动兵力不便，受列国的牵制比较严重，兵力四守【张仪对魏哀王言：“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比赵国更像四战之国。
三晋联盟固然迟早会破裂，而早破裂与晚破裂，主动破裂与被动破裂，其意义对魏国大为不同。晚破裂，那么赵可用以牵制齐，赵、齐二国接界比魏、齐更宽，且都有吞并卫国的想法。前407年齐伐卫取贯丘，赵也曾屡次伐卫，二者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从公元前383年赵救魏之廪丘，联合击败齐军，以及前360年赵助魏攻齐，赵国忌惮齐国的态度是明显的，有心借盟友魏国之手遏制之。
对韩晚破裂，则韩可用以牵制楚，韩、楚、魏三者互相邻近，楚北上中原争霸和扩张领土，大抵为攻魏韩或伺机吞宋、鲁、郑等，以韩国难敌楚国，自然有借重于魏国抗衡楚国的需要。除此之外，主动破裂，魏国无论是主动侵赵或韩，都意味着魏国在侵犯一者的同时，往往无法联合另一者，反而迫使韩、赵联手对抗魏国的威胁。韩、赵联合的实力，完全能比肩齐、楚、秦。
韩、赵在没有很大程度上缩小与魏的实力差距之前，两者不会心生主动侵魏的想法，会导致魏与韩、赵破裂的，就是魏国遏制两个小弟对郑、宋、鲁等国的兼并。那么，放任韩赵在东南的兼并扩张活，是否会损害魏国的利益呢？答案是如果魏国也把扩张重心放在东南方向，韩赵的活动当然会损害到魏国。
而如果魏国把扩张重心放在别的方向上（比如秦、楚），在A：韩、赵扩张收益≤魏在其他方向收益，B:韩、赵的扩张收益＞魏在其他方向收益，只有B情况才是真正在长远上损害魏国利益的。只要实力更强的一方（魏国）不犯下重大战略过错，那么，一般遵循强者恒强的规律，A情况对于魏国而言才是更可能的。
【四】
魏惠王时期，有记载可考的对外战争总次数为29次，其中胜11，败13，平5，胜率为37.93％。在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以后，期间战绩为5胜8败4平，胜率降低到了29.41％。
大梁所在的河外东部、河内一块，黄河和泗水多条支流交汇，形成鸿沟水系，灌溉条件极好。道路平坦，水陆交通便捷，商贸发达，同时大梁更靠近宋、鲁、邾等泗上十二诸侯，如能兼并这些中小诸侯，将会更进一步增强魏国国力。
如此衡量，魏惠王考虑将都城从安邑迁往大梁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迁都大梁恰恰为魏惠王最大的战略失误之一。
以大梁为中心的魏国东部区域，“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让魏国能快速出动车骑步众争霸，掌握军事主动权；也因无险可守，敌军可轻易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魏国腹地安全。前382年楚军直接打到了黄河岸边，就已显露了此种危险，后面齐将田忌和孙膑救赵救韩，两次率军直逼大梁，就是此种危险的重演。
另外，迁都大梁不唯与齐楚争泗上十二诸侯，也给韩赵造成很大的压力。大梁距韩都新郑不过百里，距赵都邯郸大约四五百里，发兵趋二城，不过是数天时间，韩赵因此会更加提防魏国，给其下绊子。
最后，徙都大梁，魏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东部，河西就处在了秦的蚕食之下，而河东也渐受战火趋至，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影响，两地的马匹、盐、铁、铜资源就不能很好地发掘利用。《左传》：“夫山林盐泽，国之宝也”，魏国河东的硝盐与齐国的海盐俱名当世，经济利润高，是两国财政的重要来源。
马匹数量对组建骑兵部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魏国骑兵数量较低，就造成了步骑比例为70：0.5＝140：1，比秦、楚的100：1，齐的步骑比A：1（A≈70，魏国人多到“日夜行不休，此无异于三军之众”，而苏秦则声称“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虽有夸大其词，那么前期魏齐二国为人口大国是自然的，暂以此估测二国兵力俱为七十万），因齐强燕弱，且齐人《孙膑兵法》一书反映出当时十分先进的骑兵战法理念，故齐国的骑兵发展程度或应当高于燕国，则估测齐之骑兵为七千。
于是，齐国步骑比为A:1≈70：0.7＝100：1（因齐国具体的步兵和骑兵数量都不详细，则根据估测推出的步骑比准确性就没那么高）。而燕国骑兵数量苏秦明确指出为六千，步兵数量则笼统为数十万，以燕之实力与韩相差无几，则大约为三十万，因而步骑比30：0.6＝50：1。赵之军力鼎盛时期大约为六十多万，赵武灵王攻中山竟出动一万三千骑兵，则赵国步骑比为60：1.3≈46.1：1。燕赵二国的步骑比例比秦楚二国更高，实因燕赵与游牧部族有更宽的接界，农牧过渡区域更多，得擅骑兵之利。
那么，七国之中除开韩国，魏国的步骑比例是最低的，相当于140个步兵才配1个骑兵。而魏国祖上魏舒在晋国时率军与戎人战，“毁车以为行”，组建了第一个步兵方阵，所以，魏人对步兵战法是十分谙熟的，从而导致魏国在战国初又组建了一支强劲的特种步兵部队——魏武卒。
魏国步兵正适合在河东以及西部河外这样的山地作战，一旦迁都于河内、河外东部这样的平坦区域时，组建大量骑兵就十分必要了，借助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性，先行侦查和阻击，为其他各军的集结争取时间。
而要组建大量骑兵，又必须得保证河西不丢失，反过来要求魏国须在当地留有相当的主力，以攻对攻，才可破坏秦单方面之进攻态势。终归言之，魏迁都大梁仍不免于两面作战。
再讲铜铁锡矿产资源含量对国家实力的作用。尽管在春秋时已开始用铁，但铁主要用来打造农具，兵器仍以青铜制【青铜中铜锡用料为主，铅为次，铅含量过高，质地不好】为主，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没收各国的铜兵器，铸“金人【铜人】十二”。
当丢失了河西河东，当地人口、马匹、铜、盐、铁等大量资源为秦国所攫取，而魏赖以振兴的物质基础和屏障魏国安全的地利不复，那么秦益强，魏益弱的局面就难以扭转了。
【五】
当时魏国国力尚强，魏惠王又对泗上十二诸侯的土地垂涎，没有充分考虑迁都大梁的不利处境。公元前384―362年为秦献公在位时期【此时秦孝公还未继位，前356年才正式实行商鞅变法】，为应对魏国攻夺河西之地，作了部分改革，恢复和增强了秦国国力。
长期的治理，也使秦国消除了“数易其君”的不稳定局面，故在公元前366年秦败魏韩联军于洛阴，前364年，石门之战败魏，斩首六万。次年，秦再攻少梁，再下一年公元前362年，攻少梁，俘虏魏将公孙痤，克繁庞。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362年该年，魏将公孙痤“与韩、赵战浍北，擒乐祚（赵将）”，之后奔赴河西少梁，与秦军展开大战，一战败北而被秦军俘虏。说明即使是在魏国国力鼎盛时期，魏国同样难以应付两线作战，东西方向上的兵力来回调动，极易损耗军队体力士气、物资资源，从而导致战败。
尽管此时秦国攻势猛烈，但河西大部仍在魏国之手，魏国还是战国初第一强国，只要全力应付秦的进攻仍能将其摁回洛水以西，甚至打入关中平原。只不过，选择西方为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意味着得眼看赵、齐、楚对泗上十二诸侯的蚕食，【“楚东侵，广地至泗上……简王元年，北伐灭莒”】，以魏国的地缘态势和战略处境，是不可能同时在东西方向上出击仍能保持成功的。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在领土与人口上，魏并不对秦、齐、楚占有很大优势，某些方面还不如后者。能跃居为战国第一强国，凭的是魏文侯和魏武侯的治理，充分挖掘了魏国的农业生产力、国家组织力、军队战斗力、统帅素养，进而屡战屡胜扩土大片。
战败秦、齐、楚三大国的战役，大多挑选在这些国家君位继承出现问题（秦、齐），或刚接手（长陵之战导源于楚声王去世，王位过渡到楚悼王手中）的契机。一旦这三个大国进行了内部改革治理，拉小或追平与魏国的国力差距，那也是显然的。
摆在继位近十年的魏惠王面前的，是究竟选择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绝不可能“既要又要”，也就是既要能兼并一些泗上十二诸侯的土地，又能保住河西不失，再退一步讲，纵使魏国真能强势到这等地步，各诸侯为了应对魏国的威胁，搞出一个合纵连横的反魏版本，很可能会让魏国将所得的领土吐出来。
秦国难啃、土地不够肥沃——于是，魏惠王选择向东，迁都于大梁。然而，秦国难啃，宋、鲁、卫、邾这些中小诸侯就容易啃了吗？各诸侯对泗上十二诸侯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赵、齐、楚均有意于此【即使是韩国，也曾于前386年伐宋攻入彭城，只不过韩国力有未逮，自保有余兼并不足】。中小诸侯对大国的兼并想法当然也是心知肚明，投靠一个大国制衡另一个大国，或最好达到同时削弱数个大国，进而有利于保存自身，这是中小诸侯们的考量。
前354年，赵伐卫攻取漆、宫丘。为救卫，魏国征调宋国兵马。宋君暗中告诉赵王为迫不得已，赵王回答：“然。夫宋之不足如梁（魏）也，寡人知之矣。弱赵以强梁，宋必不利也”。于是宋、赵约定，让宋军配合魏军攻赵一城，但宋军多停留时日而缓慢进攻。
当魏军攻破邯郸之际，齐国田忌、孙膑才发兵围魏救赵，大破魏军于桂陵，宋、卫两国立马反水，与齐军一同围攻魏之襄陵。楚国派景舍趁机攻取魏国睢一带的城邑。
宋、卫两国的反水，表明以宋卫鲁为首的泗上十二诸侯对周边任一大国变得更强都是不乐见的。齐、宋、卫联军围攻襄陵后，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配合魏军进行反击，击败三国联军。
于是，齐国让楚将景舍从中讲和。齐、魏各罢兵，在桂陵之战中被俘虏的魏将庞涓被释放回魏。魏、赵重新讲和，会盟于漳水上，魏国将占领的邯郸归还给赵国。
鉴于魏国在东方与各诸侯激战时，秦国屡屡发兵攻魏之河东、河西，先于前354年十万魏军围攻邯郸之际，秦魏战于元里，歼灭魏军七千，克少梁城。魏韩败齐、宋、卫联军的前352年该年，商鞅又攻下魏国旧都安邑（安邑此后在秦魏间反复易手），次年，商鞅再攻降魏之固阳。
秦国对魏国西部的威胁越来越大，魏惠王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回来，重新考虑应对秦国带来的挑战。“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
秦国听闻此事颇感不安，商鞅对秦孝公说：“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于是往见魏惠王，说凭借泗上十二诸侯十二诸侯不足以王天下，劝其先发齐楚，再攻侵，并劝魏惠王首先称王。
魏国自桂陵之战败于齐国后，仍能调用韩军配合魏军作战，击败齐宋卫联军，而赵国不能凭自身力量收复国都邯郸，而是在漳水结盟后魏才把邯郸还回去； 又且魏惠王谋伐秦之时，商鞅说出：“以一秦而敌一大魏，恐不如”这样的话，表明魏国虽受打击，但霸权未失，至少在初步推行了变法的秦国看来，还不能与之作全面抗衡。
如果魏国就此在东面进行战略收缩，而把秦国当作重点打击对象，那么事情的发展尚难预料。不过，魏惠王终究还是被商鞅的劝说给忽悠了，先称王，并想首先统合三晋，于公元前342年发兵攻韩。南梁之战韩军五战皆败，韩不得已催促齐发兵救援。
齐将田盻、孙膑再率军直趋大梁，引魏军回救，魏惠王恼怒于齐国一而再地干涉三晋事务，令将军庞涓、太子申追击齐军与之进行一番决战，试图重创齐军。庞涓中孙膑的减灶计，轻军冒进中伏于马陵，身死，“覆十万之军”。各国纷纷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齐、宋攻魏之平阳，无进展，赵攻魏之北部，无果。而商鞅在前341年诈骗魏国主帅公子卬与之相会，在酒会上擒住后者，因之大破河西魏军。
前339—338年，秦、魏爆发岸门之战，魏军大败，魏将魏错被俘虏。自此，魏国元气大伤，沦为次于齐、秦、楚的二流强国。魏韩及泗上十二诸侯被迫朝齐。
【六】
所以，我们可看出，秦国看似难啃，而宋卫鲁等中小诸侯看似弱而易啃，实则，宋卫鲁等中小诸侯对魏之抵触，与韩赵对魏之防备【“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劝韩昭侯朝于魏，使各诸侯对魏实力的增长越加猜忌，合伙削弱之；前356年，赵成侯“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如此频繁地诸侯会见明示是为应对魏之威胁而争取与国，果然两年后，魏军就包围了邯郸】，与齐对泗上十二诸侯霸权的争夺，楚之牵制。
宋卫〈力求自保〉＋赵韩〈遏制魏之实力进一步上升，避免成为魏之傀儡〉＋齐〈争夺霸权〉＋秦〈背后捅刀子夺河西〉＋楚〈试图捞油水〉，让魏兼并宋卫等国的阻力还远大于魏灭秦的阻力。魏自身在列国中已陷于了十分孤立之境地。
魏国的失败模式：陷于三晋内部不和，先启争端，受韩或赵的牵制，齐介入而击败魏，秦趁魏之新败再将魏之失败加以扩大化。
以魏文侯之雄才大略，依旧没能为魏国定下一个长远、一以贯之的战略方向，还犯下了越过赵国灭中山，最终因魏赵决裂而导致中山在前380年成功复国的战略失误。以魏武侯虽精明强干，兼有军事指挥之才【攻夺河西、长陵之战的最高统帅都是魏武侯魏击】，犹差其父一筹，首启三晋之争端，造成了颇为严重的战略失误。
到魏惠王这一代，魏惠王以中上之才能，面临更加不利的处境（秦齐实行变革而逐步崛起，对应魏之孤立），对治国相当用心，包括赈灾移民（见《孟子·梁惠王》）、开通河内河外之沟渠促进农业，迁都至大梁后开放王室游乐禁地借与民众进行生产（见《竹书纪年》）。
同时使用军事压力和外交手段，让韩赵两国与魏交换土地，造成韩赵两国国土不再那么深地凸进魏国境内，扩大了魏国本身的战略纵深，掌控太行山通道，加强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
不过，魏惠王识鉴人才的眼力不如魏武侯（魏武侯又逊色于魏文侯，信谗言而迫使吴起奔楚），人才选拔与奖惩机制在魏惠王时期失效了很多，导致公孙痤举荐给惠王的商鞅不被任用，选择出走秦国。
魏国之军法，“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名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然而，公孙痤被秦所俘又放回后，魏惠王继续让其当相，齐人孙膑本投魏，受心胸狭隘的庞涓迫害而奔齐。当庞涓一败于桂陵，被齐放回后，继续在马陵之战中当主帅。如此种种人才升迁渠道的阻塞与奖惩制度的不明，既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建设，也令魏国丢失了高质量人才。
魏惠王更致命的战略失误：迁都于大梁。正是从魏文侯到魏惠王一代代的国君水平下降，局势越加复杂，积累起来的战略失误更加严重，最终让魏国的霸权轰然崩塌。
如魏欲凭借战国初第一强国的实力，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首要战略莫如灭秦，而对泗上十二诸侯的争夺，大可置身事外。齐在东方益强，兼并活动越频繁，越可造成赵燕之恐慌和楚之不满，那么，魏只需出少力就可构筑一个反齐联盟，对齐进行打击削弱。
而如若将重心转移到东方与齐进行争霸，魏在西方实难找到帮手来遏制秦国，因秦、楚隔五百里绵长的秦岭，而且两国世代通婚，秦又有助楚击吴复国之功，楚国此时对秦国的威胁尚感不明显。又且，魏文侯、魏武侯时代，秦、楚二国俱受魏之重创，两国属准盟友关系。对于秦来说，此时秦未驱逐义渠，秦、赵两国不接壤，韩之实力弱，魏国又首要堵在秦之东边。
秦的活动并未造成楚、韩、赵之警惕，当魏留意于东方时，楚、韩、赵三国不能被魏争取为遏制秦国在西边扩张活动的帮手，是很自然的。
同时，由于晋国自春秋以来就阻塞了秦向东发挥影响力和参与中原会盟的道路，久邻戎人之鄙，“诸侯卑秦”，灭秦不会引起各诸侯的强烈干预，最多是楚、齐二国作一些中小规模的军事干预，以趁机携魏之油水。
灭秦之后，驱逐义渠戎，使魏国河东上郡与秦之北境彻底连为一块，又从关中平原南下灭巴、蜀，大大扩展魏之战略纵深。完成了这些，联手赵燕彻底打击削弱齐国，再南击楚，重创之，最后，齐、楚俱衰，此时再来兼并韩赵，在外围诸侯就不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了。韩赵既亡，即可灭齐灭燕，最后灭楚。
当然，这些设想其实都是站在了原本的秦统一六国的基础史料上作的推演，站得历史视角更高更宽，知道魏东迁大梁造成了重大失误。而如果魏国不曾如此做，而是一直在河西与秦死磕，也很难讲迁都大梁是否会是一个失误。历史就是这样，只有发生过了，我们才会真切知道这些历史事件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没有发生过的，就无法当作一种经验、一种教训或一种借鉴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