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对宋襄公战败的记录非常简略：“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解读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公羊传》盛赞遵守战争规则、拒绝乘人之危的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礼仪”，“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
《左传》《毂梁传》对“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则持鄙视、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战争和道义，“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必须符合“道”，战争中的“道”贵在随机应变、克敌制胜；宋襄公非但不是讲究仁义和信用的楷模，反倒是不信、不义的无道昏君。这是符合圣人教诲的——孔子提倡君子不拘于小信：“君子贞而不谅。”
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显然，《左传》《毂梁传》对宋襄公的批评才真正领会到了《春秋》隐藏在字里行间里的微言大义。
钱鍾书的《管锥编》更是痛斥宋襄公的固执和自以为是：“硁硁之信，悻悻之直”、“失‘宜’倍‘理’，则‘德’转为忒矣”。
简而言之，宋襄公是个不顾是非地讲究信用的小人，只知表面上的肤浅的仁义，忘却了“大义”所在。
传统文化讲究的诚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自律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君子”、“大人”不必拘泥于信用的小节，服务于道义的诚信才能称之为诚信，诚信是可以灵活掌握、变通的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撑西方契约精神的是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神与人订立的带有强制性的神圣契约。
宋襄公追求的程序正义，遭到以结果为重、名为道义实为极端功利主义的猛烈抨击，田忌赛马、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引蛇出洞、《三国演义》《厚黑学》等阴谋诡计、厚黑权谋被津津乐道，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沦为笑柄。
《淮南子》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老人），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者。”
宋襄公的悲情至此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情。
苏州杀降
郜永宽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李鸿章摆下鸿门宴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苏州城内数万太平军将士亦遭屠杀。明令剿抚兼施、严禁杀降的清廷出尔反尔，褒奖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洋枪队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彻底背叛了人性，列强很可能断绝对清政府的帮助。
苏州杀降引发的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
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
30年之后的1894年，清朝耗费巨资打造、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时的李鸿章已是72岁的高龄，还是不大明白输在哪里。
日本建筑公司金刚组（成立于578年）和粟津温泉（成立于公元718年），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而不倒：
千年老店中国可曾梦见？
儒家经典对诚信的阐释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而人们又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结果：官与民、民与民，甚至兄弟之间均无信义可言，因为不守诚信不会立刻受到惩罚，反而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
另一方面，弱者一旦绝望或强大到一定程度，暴力成为当然的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周而复始地陷入诚信危机，诱发暴力革命。
不兑现对敌人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原则的践踏。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表明，聪明的善于灵活掌握的国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则办事、讲究信用的老外的对手。后者以不守信用、破坏规则为奇耻大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成本。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来越趋向于战术而非战略原则。对中国、苏联、美国不宣而战、偷袭得手的日本、德国法西斯，尽管在战争初期不可一世，最终还是灰飞烟灭。正义的目的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经过邪恶手段的扭曲、败坏，无论多么伟大的理想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国家也好，个人也罢，均非外在的荣耀所能定义，而是决定于对自由、公正、诚信的理解与践行。
劝君莫笑宋襄公，大智若愚，奸诈、厚黑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还是高尚、美好、朴实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