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国到了汉文帝时期，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西汉帝国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不断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直接威胁着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毛主席非常赞赏的汉文帝时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敲响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毛主席非常欣赏贾谊的见识和文才，在谈话、诗文中屡屡提到贾谊这位青年才俊，他甚至在自己的诗词中称赞贾谊为“廊庙才”。
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集》，一共收诗词67首，其中评论贾谊的有两首，并且评价很高。
其一，《七绝·贾谊》：
其二，《七律·咏贾谊》：
贾谊
毛主席在这两首诗中，高度评价贾谊才华超群，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赞扬贾谊胸怀锦绣文章，有着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才能，喻其治国方略可当“百万雄兵”；指出贾谊的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的胆识和对策，使得当时西汉帝国的近千个诸侯封地受到震撼。
在这两首诗中，毛主席十分同情贾谊一生的遭遇。指出贾谊这样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未能得到汉文帝这样的“圣主”的重用，却最终受到大臣乃至文帝的疑猜。毛主席在诗中还认为贾谊不该因为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坠马身亡，而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并因此忧伤而死，真是太可惜了，也太不值得了。
从《资治通鉴》和《汉书》等史书的记载来看，毛主席如此高度评价贾谊，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时称“贾生”。他才华横溢，政治眼光敏锐，20岁即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相当于朝廷的咨询官，是皇帝“智囊团”的人物。每逢皇帝询问，贾谊总是表现出超众的才能。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著名的《过秦论》，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批评秦朝过失，意在针砭当朝，大有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气概。
贾谊还写下了《论积贮疏》，建议厉行节约，发展生产，指出必须重视农业，不能重务工、经商而抛弃农业这个根本。他认为，如果抛弃农业而重工商，这是“天下之大贼”。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亲自带头耕种土地，为全国百姓努力耕种作出表率。此后不到一年，文帝便提升贾谊为太中大夫。贾谊针对当时诸侯各据一方、政令不一的严峻状况，提出要尊崇皇权。汉文帝认为他立论精辟，见识非凡，想让他列为公卿，参与朝政。此时的贾谊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贾谊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融合了先秦儒家、法家、道等诸家思想的精华，并将这些学说演化成具体的治国方略。正如王兴国先生在《湖湘文化纵横谈》一书中评价：“贾谊创立的阳儒阴法，或称外儒内法的思维模式，后来为董仲舒继承和发展成了整个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统治思想模式，即‘南面之术’。其影响决不可低估。”最难得的是，贾谊以自己的高瞻远瞩，预见到了西汉帝国繁荣稳定的表象下，潜伏着的深重危机。
毛主席指出：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央集权制是地主阶级经济利益最集中的代表形式。它能有效地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一步剥削、压迫农民；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制，较之诸侯割据状态，能更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封建诸侯割据状态，只能加剧人民的灾难，阻止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秦帝国与西汉帝国初期，这种封建割据势力，经常与匈奴奴隶主相配合，同各地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相勾结。
秦朝末年，在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中，六国贵族与奴隶主残余势力乘机而起，裂地自封。出身于旧贵族的项羽灭秦之后，分封了18个诸侯王。汉高祖刘邦反对分封六国之后，并将六国贵族所兴立的“灭国”，逐个削平。但是在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为了争取反项羽的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不得不分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后来又分封9个同姓诸侯，以同姓制异姓，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刘邦所以采取这项策略，是为当时形势所迫。娄敬向刘邦献策时指出：“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
西汉建立之后，刘邦的中央政权便与异姓诸侯王的矛盾尖锐化起来。这7个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地广人稀而外，大都地广人众，兵多将广，他们手握重兵，自取赋税，俨然是国中之国；于是他们也日夜妄图恃强叛乱，图谋称帝。他们为了叛乱，在经济上仰赖奴隶主商人的供给，并且同匈奴奴隶主勾结。当时斗争的尖锐程度，正如贾谊指出的，刘邦生前“大臣为逆者乃几十发，以帝之势，身几劳于兵间，纷然几无天下者数矣”。刘邦以最大的努力，才削平异姓藩王，稳定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汉文帝刘恒上台之后，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并未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向前演进。如果说，汉文帝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西汉中央政权与六国贵族后代及异姓诸侯王的矛盾；从汉文帝开始，中央集权同分裂的斗争则演变为与同姓诸侯王的斗争。
据班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一》记载：“迄于孝文异姓尽矣。”这时同姓诸侯王取代了异姓诸侯王的地位。到了文帝时，那些当初“幼在怀衽”的同姓诸侯王们，已经“大抵皆冠”，他们翅膀硬了，继承了异姓诸侯王的衣钵，同中央王室争夺政权。他们赶跑了中央政府派驻的大臣，“自丞尉以上，遍置其私人”。而且“自为法令，拟于天子”，竭力把自己的封国变成“独立王国”。他们和大工商奴隶主互相配合，垄断了盐铁、铸钱等重要经济部门，兼并土地、夺取劳动力，一个个“富埒天子”，“财过王者”。他们不但“不佐国家之急”，反而兴风作浪，在经济领域里向中央集权的西汉政府猖狂进攻，搞得国家钱文大乱，财政失调，农民“弃其田畴”，“损其农事”。他们同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相勾结，威胁汉帝国。
正因如此，汉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汉文帝未登基前，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刘襄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前177年，城阳王刘章死去，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亲自击匈奴之机，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诸侯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敏锐地预见到这种危机的正是贾谊，他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是这种预见的集中体现，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削藩”，他主张从政治、思想、经济诸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
在政治上，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治安策》中，贾谊为之痛哭的是：诸侯王各据一方，尾大不掉，企图夺取中央政权，他清醒地看到了西汉帝国初年由于刘邦分封了一大批刘姓诸侯国王，这些诸侯王势力渐渐长大，到了汉文帝初期已经开始显现能够威胁汉帝国和危害天下治安的危险程度。
贾谊满怀忧虑地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像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他从前朝历史和设置诸侯的沿革，分析了诸侯叛变的根源，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贾谊主张分两个步骤以“削藩”。第一步，由大化小，分而治之。将地广人众，其势足于叛乱的封国，令其照汉王室分封藩王的方法，分封给藩王的子弟，改变以嫡传国。这样可以齐分若干国，赵、楚分若干国，“齐悼惠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第二步，重新调整封国以卫王室。汉文帝时，除了汉之郡县外，支持中央的藩国，只有代、淮阳、梁三处。代是文帝原来的封国，而代“与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所以贾谊献策：“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即有后患，割淮阳北边一、二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有后患，代可以徙都新雎阳。梁起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这后一种方法是前一种方法的过渡。
经济上，贾谊主张储粮备战，对盐、铁、铜，特别是货币实行中央管制，以此为外逐匈奴、内削藩国打下经济基础。对外，贾谊主张以耕战备边抗拒匈奴入侵。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流涕的两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扰，虽封爵、和亲、馈赠金帛财物都不能缓和矛盾，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皇帝未予重视解决；其二，皇帝软弱，对边界问题不敢碰硬，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却搞得数百里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因此，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严惩里通少数民族的官员。
贾谊在《治安策》中为之长叹息者本为六项，班固的《汉书》仅择其要保存了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查。
《治安策》的内容极其丰富，毛主席最赞许哪些呢？这从《七律·咏贾谊》的“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两句中可以看出。
“胸罗文章兵百万”用典与范仲淹有关，范抵抗西夏守边数年。西夏人畏惧他，说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贾谊并没有像范仲淹那样带兵戍边，但他在《治安策》中反对自西汉开国以来对北方匈奴实行的和柔政策。贾谊主张采取强硬的制服政策。这些主张或许与当时正在反对来自北方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毛主席的想法正好相合。
“胆照华国树千台”，一般认为“树千台”指的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贾谊死后，后来晁错虽然执行了贾谊方略，但手段强硬了点，才造成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掌权后，主父偃彻底领略了贾谊的战略意图，向武帝建议施行“推恩令”。“推恩令”的本质是：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以在封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一纸“推恩令”实行后，则“王子无不封侯则诸侯益弱矣”。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略，对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汉武帝时，朝廷向长沙贾谊故居颁赐“大汉敕刻纪功碑”之举。汉武帝念及贾谊之功，还将贾谊之孙二人任太守之事。
毛主席极为欣赏贾谊在“削藩”主张的远见卓识，多次予以高度赞扬。
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
十多天后，即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治安策》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了分析，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犀利，感情真挚。因此，毛主席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当汉文帝准备再提拔贾谊时，当时位高权重的周勃、灌婴等三朝老臣，联合起来攻击贾谊，说他专欲擅权，设法使贾谊在汉文帝面前失去信任。汉文帝只好打消原来的主意，将贾谊调出朝廷，拜他为长沙王太傅。这不过是一个闲职。
贾谊壮志难酬，赶赴长沙，当他渡湘江时写了《吊屈原赋》，也是哀伤自己的遭遇。贾谊贬谪长沙达三年之久，很难适应那里的气候和环境，写下《鵩鸟赋》以舒愤。后来由于汉文帝在处理周勃被谗言诬陷事件时，想起贾谊也是无因被谗，因而把贾谊从长沙征召回长安，并且在未央宫宣室（正室）隆重地召见了他，畅谈直至深夜。但是此时汉文帝却是与他谈论天地鬼神之事，“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以大自然变化万端，指出灾异现象的不足怪。这些观点使文帝对于贾谊的博学十分佩服，并且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老师）。
梁怀王是汉文帝所疼爱的小儿子，让贾谊当梁怀王的老师，是文帝对他的器重。贾谊当太傅仅三年，梁怀王却因跑马跌死，贾谊认为自己是“为傅无状”，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因此深重自责，日夜哭泣，一年后，贾谊终因积忧成疾而亡，死时仅33岁。
毛主席对贾谊的死十分惋惜，他在诗中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认为贾谊为了一件与自己责任关系不是很大的事情（“寻常事”）忧伤而死，是不值得的。
当临近生命尽头时，毛主席也常常想起贾谊。晚年毛主席对护士孟锦云讲：
《鵩鸟赋》是贾谊传世的文学作品。在这篇赋里，贾谊阐发了“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的朴素辩证法观点，对人的死亡发表了非常通达的看法：“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他认为生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一个生命结束了，只不过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宏观的眼光来看，任何存在形式都是可以的，“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这种生死达观的洒脱襟怀也是毛主席所欣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