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来中国古代，人们都能想到，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不过人们这么说多数都是说的秦朝之后，而对于秦朝之前的中央集权制却不甚了解，对于其程度也不是太熟悉。今天就来谈谈商朝和周朝的中央集权程度的区别。
商代和西周哪个国家的集权程度更高，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应该从各方面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结论。
商王的继承与周王的继承
1、商王的继承。
由于甲骨文的大量发掘和解读，史书和甲骨文相互印证，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殷商自成汤之后的31王的名字，以及他们中大部分的在位时长。
这其中，商王继承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父死子继一个是兄终弟及。
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就记载：“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褒帝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
这是根据后人所编撰的史书所做的简单归类，同时，又有甲骨文中释读出的部分文字作为证据，所以，被很多人所接受。
商朝疆域图
但是，现代甲骨文研究进行下去后，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商王朝时期的王位继承规则可能与后世人推定的继承规则完全不同。
这种观点认为商朝的统治阶层“子族”中存在一个王族，而这个王族内部又分成了十个祭祀群，即“十干族”，有理由相信商王的王族内至少部分实行的是族内婚，其最重要的配偶，也就是甲骨文中有自己名字的配偶，均是出自“十干族”。
所以“妇好”可能指的是商王所有的族内配偶，而不是单指某个具体的人“好”自从女从子，“子”又是甲骨文中已经确认的殷商王族。
所以“妇好”墓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妣辛”墓。
1·（1）大乙——妣丙
2·（0）大丁——妣戊（1）卜丙（3）仲壬3·（4）大甲——妣辛4·（5）沃丁（6）大庚——妣壬5·（7）小甲（8）吕己（9）大戊——妣壬6·（10）仲丁——妣壬、癸（11）卜壬7·（12）戔甲（13）祖乙——妣已（妣庚）8·（14）祖辛——妣庚、妣甲9·（15）羌甲——妣庚10·（16）祖丁——妣庚、妣辛、妣己、妣癸（17）南庚11·（18）虎甲（19）盘庚（20）小辛（21）小乙——妣庚12·（22）武丁——妣辛、妣癸、妣戊13·（23）祖己（24）祖庚（25）祖甲——妣戊14·（26）父辛康丁——妣辛15·（27）武乙——妣戊16·（28）文武丁——妣癸17·（29）父乙18·（30）帝辛
商朝疆域图
以上是商王朝的十八个世代共三十一位商王，其中第一列数字是指商王的世代，第二列数字是根据《史记·殷本纪》列出的商王排序，其中绝大部分商王已经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其对应的字符，还有三个左右的商王暂时没有在甲骨文中找到对应的字符。
有一些商王后列出的是甲骨文中已经确认的此商王的配偶。
商王名字分成两部分，后半部分来自于他所出身的王族祭祀群，也即“干族”。
而名字的前半部分的来源则可能有好几个出处。比如可能来自于其所出身宗族与商朝创建者“大乙”的直系血缘祭祀群，比如第二任商王大丁，第五任商王大甲等。又比如那些比较特定的字，比如商王沃丁的沃字，商王戔甲的戔字，可能来自于商王的本命或美名。
商王世系转移示意图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列出一个表，那就是商王世系转移表，基本上来说，商王的世系就在两个组合中转移。
可以判断，在商王族的这十个祭祀群中也形成了两个基本上对立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的实力要略强，基本规则就是在位的商王会与在野的另外一个集团联姻。当然，这十个“干族”中也有游离在这两个集团外的“干族”，比如庚和辛，他们可能就是远古时候的骑墙派。
这种在一个王族内的“轮流继承制”可以归类到杰克·古德区分的四个王朝制度类型中的贵族制或王族制，广泛存在于亚洲、非洲和欧洲，还有一些岛国上也有过发现。
另外两种王朝制度时“狭隘的男系家族制”，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就实行的这种制度，还有“双系家族制”，主要流行于中欧，特征是传子为主，无子传女。
这种继承制度内部可能还有各种严格的规则，比如同一“干族”不能连续继承，当王位在同一个集团中传递时，必须同一个辈分，当王位传到另一个集团时，则必须次一代继承，也就是低一个辈分。
所以这也是《殷本纪》中会交替出现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原因。
周朝疆域图
周朝之后的人无法理解殷商时期的继承规则，同时也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就把商朝时的“干族”轮流继承中的同辈继承以及次辈继承当成了兄终弟及以及父死子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关于商朝继承制度的看法有极大可能性是真的。这与整个商朝的画风相当符合。也可以与商朝在军事、祭祀等方面的记载相互印证。
商朝应该是上承部落联盟，下启“家天下”。
2、周王的继承。
周王的王位继承是与其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从周朝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才开始，嫡长子继承制的出现代表着周朝的内部结构开始趋于稳定。
或者从大一点的方面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据实际情况开始进行顶层架构。这种架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商以“戎”立国与周以“礼”立国
1、商以“戎”立国。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完全可以下断言，商朝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所有朝代中最好战也最善战的一个朝代。
夏朝疆域图
商朝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与夏朝完全不同的。
从历史记载看，夏朝的建立更多的是一种各个部族在大禹带领治水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的联合体，其上下的权力结构其实并不明晰，更多的是一种“共主”的身份，与后世的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帝王其实是不同的。
而商朝则是在不断的征战中建立的国家。而且其组织架构是完全适应长期而频繁的军事行动的，有学者认为，商人的“族”，其实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半独立的军事单位。
商朝的征伐是极其讲究策略的。
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把自己周围的诸侯（部落）全部征服了。汤也就是甲骨文中的商朝创建者大乙。据史书记载，商朝到了成汤的时候，成了夏朝的“方伯”，有了征讨诸侯的权利。《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
从葛伯开始，商朝开始了逐步扩大势力，蚕食夏朝周边区域，直至剑指夏朝，最终灭夏。《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竹书纪年》
在《竹书纪年》中记载了汤征讨夏朝前后发生的十一次战争：“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二十六年，商灭温。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遂征韦，商师取韦。遂征顾。三十年，商师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口征夏邑，可昆吾。”
《淮南子·泰族训》中说“汤处毫，七十里。”经过多次战争，商朝从一个仅仅七十里地盘的小诸侯国，终于发展成了一个打遍周边无敌手的大国。
商朝灭亡了夏朝之后，也没有停下向四周征讨的步伐。
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甲骨文中，征战始终是商朝的一大重心。
甲骨文中大量的卜辞都是关于商王征战的内容。从战前的军事动员到商王是否亲自出征到此战是否能够得到先祖和神灵庇佑等等。
比如《甲骨文合集》7204-7205两个对是否出兵征讨敌人的卜辞，使用的是商朝彼此常用的“正反对贞”：“甲子卜，口贞：出兵若？甲口口，口贞：勿出兵？”又比如《甲骨文合集》6271中对于此战是否受到庇佑的卜辞，也是一对“正反对贞”的卜辞：“辛亥卜，口贞：伐口方帝受[我佑]？贞：帝不其受[我佑]？”
汤
另外，商朝在成汤之前共迁了八次都，之后，共迁了五次都，成汤迁都于毫，仲丁迁都于嚣，庚甲迁都于相，祖丁迁都于奄，盘庚迁都于殷，从这之后，商朝的都城稳定下来。《纪年》曰：“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竹书纪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
这些迁都的举动与商朝时期的征战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征战才迁都。
商王仲丁之所以把都城从毫迁于嚣，主要是为了征讨位于今天山东境内的东夷（蓝夷），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当地有很明显的商文明东进的现象。
此一时期，商朝主要是向东用兵，难免会顾及不到领地的其他区域，所以就出现了叛乱：“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
所以商朝不得不把注意力又转移了一部分到其他地方。为了能够及时对军情做出反应，又迁了一次都。《纪年》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
最后的结果就是商朝平定了叛乱后，成功打败了蓝夷和班方，又一次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夏朝和商朝的形势图
可以对比一下夏朝和商朝时期的形势图，可以很明显看出商朝的地盘在不断的征战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与其以“戎”立国的国策相适应的。甚至也可以合理地猜测，在王族的十个祭祀群的若干个继承人中挑选出下一任商王，可能凭借的就是战功。
2、周以“礼”立国。
周朝直接继承了商朝的疆域，并且直接把商朝的上层王族和其他的统治阶层全都迁徙到洛邑。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权力真空的出现，周朝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权力真空，顺利接管商朝留下的遗产，主要是领土和人口。
周朝于是“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国”，这也是周朝为什么能够一开始就形成分封制的大前提。
又因为商朝时候已经用几百年的征战把周围所有能够征伐的土地占得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到了当时的生产力能够达到的领土极限。
所以直接摘了桃子的周朝再也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只要平复商朝残余势力的反扑就可以了。
商朝疆域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史书上只能看到商朝前几任君王有比较大规模征战的记录。
“躺着发财”说的就是周朝。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需要管理的领地，那么维持统治就远远比进一步扩张更重要，所以周朝的统治者们把精力都用在了如何维持统治，这就有了一整套的“礼”，包括宗法制和分封制。
所以可以说周朝是以“礼”立国。
商的分封制与周的分封制
夏朝是部落之间的联合，而商朝则是战争立国。
商朝时期的诸侯分成内服和外服，所谓内服就是封国，这些封国大多数是商朝征讨诸侯和夏朝的过程中打下的地盘分封给子族（王族）诸人形成的。
而外服则是方国。
对于方国我们其实可以用后世的吐蕃与大唐的关系来做一个类比。方国与商朝的关系复杂，征战与和平交替进行，也有许多的方国被商朝直接灭了。《易·既济》中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武丁
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商朝的侯、任、男的记录，很多都在大肆扩张的武丁时期。
所以可以看到，商朝时候的分封是不成制度和体系的，封号和爵位的等级制不明确的，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战时体制，打下一个地方，为了统治，就把一个王族分封在此地。
但是到了周朝的时候，一开始就制定了分封的详细制度。
“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国”形成了完备的“畿服之制”。
综上所述，以“戎”立国，不停地征战的商朝必然采取的更为集中的王权制度，因为战争会消耗大量的人口和资源，也需要强大的动员能力，这都要求商朝在制度上对此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会有更加高效和集中的权力体系。
而周朝则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分封的诸多诸侯国拱卫着周朝的王畿，周朝的武力主要依靠的是诸侯国，一旦诸侯国强大起来，周朝也不能制约，这个问题在周朝出现得很早，周朝本身的集权能力是很弱的。
所以仅就集权程度来说，商朝是远超周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