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8年，一代英主秦王嬴政通过娴熟的谋政手段和令人诟病的残忍，铲除了丞相吕不韦和长信侯集团，彻底解决了秦国内政之纷争，正式开始亲政。随后，踌躇满志的秦王嬴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方略，开始了一统天下之举，并切合实际地制定了“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远交近攻，逐个击破”的具体执行策略。公元前236年，秦国借着燕、赵交兵正酣之际，兵分两路进攻赵国。随后依次灭亡了原本位列战国时期的东方六雄——韩、赵、魏、楚、燕、齐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千秋壮举。 众所周知，秦国灭亡六国之顺序，主要还是基于“远交近攻”这一基于地理形势的战略进行排序的，在此战略指导下，韩、赵、魏这与秦国“紧密相连”的三国邻居就很不幸成为了秦国虎口中的前三道菜，尤其是韩国，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成为了遏制秦国东进的一道屏障，秦国欲除之而后快，而且韩国的极度弱小也成为了秦国垂涎欲滴的原因之一，因此秦国毫不犹豫将其作为第一个吞并对象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秦国首先消灭韩、赵、魏这三国仅与地理位置有关吗？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与秦国国土接壤紧密，“远香近臭”，所以韩、赵、魏就成为了秦国“看不惯便要打”的原因？如果果真如此，当时南方的楚国也与秦国“紧密相连”，难道就是因为楚国地盘大，秦国畏惧所以才不敢动刀子？这显然也不是事实，这就说明，秦始皇灭六国的顺序，首先拿韩、赵、魏三国开刀，背后必定有所深层次考虑。这又是何考虑呢？
二、法家思想在引领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巨大，但当时普遍认知不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各诸侯国厉兵秣马、激烈角逐、轮流称霸、竞相称雄的战事蓬勃之时期，更是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期，这一时期，值得引人注目的是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儒家自不必说，其承袭于周礼，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很有市场，因此，纵然创始人孔子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对其提倡的儒家思想还是心生肯定。 很能说明儒家思想很有市场的一个案例便是，当鲁国和齐国国君会面时，虽然齐强鲁弱是事实，但会面当中孔子几次上前打断会谈，并言之凿凿地以齐国做法违反礼制为由迫使了齐景公屈服，并且齐景公事后还后怕不已，甚至因此传出鲁国要“称霸”的传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虽然为孔子原创，但由于周礼存在已久且根植人心，故而承袭周礼的儒家思想便具有天然土壤，而且各国国君虽然考虑到了发展国家的现实之需，或多或少进行了变法，但总体上还是按照周礼之约束治理国家，因此六国均不同程度地走向衰弱，不得不说也是跟周礼“一潭死水般”的等级规定关系莫大。
三、秦始皇先灭韩、赵、魏这三国，因为他对这一事实很是忌惮 秦始皇虽然出生于赵国，从小受到的法家思想的直接教育较少，但其本人确实为不折不扣的法家思想拥护者，原因有二：一是秦国浓郁的法家氛围。秦国自秦孝公施行变法以来，法家思想便在秦国生根发芽，至秦始皇登基称王时，已过去了六世，不仅基于法家的治国政策已趋于完善，更重要的是依法治国、“法不从阿”、“一断于法”的思想深入人心。如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关键时刻，为鼓励民众奋勇抗敌，秦昭王下令“赐民爵一级”，征召十五岁以上男子奔赴前线作战。秦始皇虽然从小未接受法家思想教育，但出于对祖国的依赖和敬仰之心，必然也是奋勇融入。 原因之二便是秦始皇的个人性格与法家思想很契合。纵观法家之先祖，如李kui、吴起、申不害之类，其性格特征引用清代杨椿的说法便是：“务在富国强兵，以攻伐、聚敛为贤；而其人类皆坚强勇猛，有果毅不群之才，故能谋之必行，行之而必成。”如此可看出，持法家思想的一类人可概括为：果断、坚定、勇猛，很有几分自然界猎食者的那份野兽劲。由前所述，秦始皇的面部特征很符合法家代表人的气质，因此纵然秦始皇少小时候没怎么接受法家思想教育，但一旦他接触到了法家之理论，必然也是“感同身受”，因此他格外青睐韩非写的《孤愤》和《五蠹》。
结语 从地理位置来看，秦国与韩、赵、魏以及南方的楚国皆为近邻，为何秦国灭六国的顺序中首先对韩、赵、魏三国发难呢？除去地理位置上的诸多考虑外，秦始皇先灭这三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便是：这三国乃晋国故地，并诞生出了李kui、吴起、韩非这样的法学大家以及迎合法家思想之变革内涵的赵武灵王。作为对法家思想持极其肯定之态的秦始皇，对法家思想（尤其是晋法家）在富国强兵、引领国家快速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事实是了然于胸的。出于忌惮这一事实，为了防止晋法家思想发源地的韩、赵、魏三国在法家思想的引领下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避免它们成为了其统一天下的巨大阻力，秦始皇便在消灭六国的顺序制定上，将这三国列在了名单前列。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