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也是包含于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内容，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伴随着人类的诞生与移动自然而然产生，同时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变为一种地方层面的公共意识与行为。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可以相应看到交通进步的影子。交通是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在战争活动中是部队运送、后勤补给、会盟商谈的基本保障。兵者，国之大事，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历来各朝代之所以重视道路交通，是和交通的军事意义分不开的。秦作为一个古老诸侯国并最终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对我国交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推进秦道路交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军事因素又至关新的。秦自非子初封（约公元前900年）至秦王子婴（公元前206灭亡，地方命运多处军事战争中，道路交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打上了军事的烙印。
秦统一六国后，为打击六国贵族的活动，抵御匈奴的演技扰，还修建了驰道及直道。秦都城与长城的战略规划也直接影响到了交通发展，使秦交通在宏观层面展现出了新的格局。
秦四方交通要道的拓展
东周时期秦国僻处西北，在东周迁都雒邑后，秦国在西部交通上扮演了最新的的角色。自秦穆公以来，面对与邻近诸国的频繁战争，秦国四面出击，在东方扼住崤函通道并巩固东北、东南方向道路，同时，还相继打通了西北、西南的交通。
东方大道
秦国与东方诸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联系紧密。但是因为地形、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秦国与各国之间虽然纵贯南北，绵延千里，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却只有三条：崤函通道；晋南、豫北通道；商洛、南阳通道。
由于战国时秦国不断向外开拓，这三条通行已久的道路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在被秦国据有后，秦国为守关中，凭借崤函、黄河、少习山的险要地势，在这三条通道修建了函谷关、临晋关和武关，三关相守唇齿相依，
“
一方不戒，三险俱失
”，
作为一个整体有机战略防御体系，来阻挡敌军的入侵。
国力壮大后的秦国也开始了关于东进的扩张，秦国与关东诸国的往来交战基本也都是沿着这三条通道进行的。
崤函通道
崤函通道又名豫西通道，其西出长安，起于潼关，过秦函谷关，经陕州，过狭石关、雁岭关到今新安县东，出汉函谷关到洛阳，全长约400华里。为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一条天然的交通通道，是秦国东出关中最新的、最便捷的道路。由于自然地理原因，这两地之间狭窄修长，地势合宜，适合往来。作为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一切流通必经之地，对一直全力东进的秦国而言自然也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意义。
崤函通道山路狭窄，高崖陡峭，“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险要的地势使其便于设置险关要塞且易守难攻。尤其矗立在此的锁钥之地一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弘农河畔），成为了一直以来阻遏秦国势力东进的军事要冲。
春秋时期，函谷关为晋国要塞，时称“桃林塞”。晋国通过桃林塞控制着穿行峰山北麓的东西向军事通道。并在晋文公时驻兵坚守，“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以期阻断秦国东出的军事行动，不使秦人结外援，东西图己，秦国虽不断抗争，几百年间桃林塞还是遏制了秦国东进的既定战略。直到秦献公时，秦国相继与晋、魏战于石门、少梁并获得胜利，方才占据此地。据有桃林塞，不仅将秦国势力嵌进中原地区，而且面对东方诸国，秦国达到了其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意图。
秦在占领桃林塞之后，便置函谷关，并以军事化构筑和管理来防御关东诸侯。秦将关城置于山涧之西，无论是一路逐队，或者借枯水冰封季节横阵前进，则庞大高显得战车，正好成为其克星强弩射杀的目标。秦法规定，进关的人要有布帛作为通行证，进出城门必须严格办理手续。同时加强关城守备，日入则闭，鸡鸣则开。从战国时期开始，函谷关战争逐渐增多，关东诸国先后多次大规模并力攻秦。最终也多以失败告终，究其缘由，失败固然有这几国不能团结所招致，但也说明秦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价值。
在战国时期，秦人在阻击各诸侯国进攻的同时也经常东出此关，穿越崤函通道进军中原。秦国不管是用兵还是恫吓，常常享受诸侯的割地；但当敌人偶尔攻入函谷关的时候，秦却也不能不忍痛屈服，割地讲和。
晋南、豫北通道
此道主要位于秦国的东北方向。按史念海先生描述，此道“由咸阳循渭水东行，经过栎阳和大荔王城……秦已取得蒲坂，而魏国又献安邑……这条道路已经伸入魏境。其后，被顶太原，设太原郡，这条道路更溯汾水北上，抵达太原郡。”这条道路被晋陕边界的黄河天险一分为二，对秦军事最有用的是黄河以西段。所以秦对晋南、豫北通道的争夺开拓，最主要体现在与魏国的河西地区之争。公元前419年，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大将军，于公元前408年侵占了秦国的河西地区，建立河西郡。
为收复河西地区，秦国耗时近四十年（公元前366年一公元前329年），历经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三位君主，秦方全有河西之地。
至此秦完全掌握了黄河天险，控制了此条要道，并在此筑起了临晋关和长城，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奠定了进军中原的基础。但是此条道路因为跨越黄河，在当时而言，大军要渡过黄河作战是相当困难的，纵使架桥、造船也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之秦国在此置有临晋关和长城，使山东诸国不愿走此道伐秦。
商洛、南阳通道
武关道，秦东南向。经商于和丹阳，达宛、穰。此道连接长安，途经蓝田、商州，至河南内乡、邓州之间，深入荆襄地区，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新的道路。最初是商末时楚族人由中原而入江汉平原，辗转迁徙过程中开辟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先后崛起，商洛、南阳通道在两国时而亲善时而攻伐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开拓并初具规模。由于秦、楚战争频发，武关道上狼烟四起，兵戈常见，于是武关道作为一条战略要道，秦、楚两国在此道上先后设置关塞防御对方入侵，秦孝公时在丹江上游地区建了商城塞，而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势力迅速崛起，对楚国地域虎视眈眈，楚国为御秦军南下不得已也建置了少习关，即武关。
武关（位于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武关乡），关西地势较为平坦，但出关东行，需延山腰盘曲而过，崖高谷深，狭窄难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三秦要塞之称。楚国初建时称少习关，位于少习山下。然秦取商於地区后，改位于该地的少习关为武关，秦国得以独占武关之险，同时武关成为攻楚的新的进出门户。
秦国向外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东面和南面，所以函谷关之外，武关也一直受秦国重视。战国中后期，秦国先后几次过武关对楚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因受张仪欺诈，发兵攻秦，秦中路军出武关，斩首八万，杀屈匄，大败楚师于丹阳，且“遂取丹阳、汉中之地”公元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借助武关这一新的战略基地，秦国屡败楚军，夺得了楚国大片领土
西北方向
春秋时期，义渠戎国发展为大国，“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成为秦国称霸西北地区的主要障碍和对手，其与秦国的战争长期不休，先后抗衡了近二百年。
《史记 秦本记》记载，秦穆公时，义渠戎王曾派由余出使秦国，穆公惜由余治国之才，使反间计留为己用。并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战国后期渭河上游完全归属秦国版图。但自秦厉公再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后，之后，义渠休养生息过后反扑秦国，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侵入了秦的腹地渭水流域。
之后的几年秦国与义渠就土地反复拉锯，此后，秦交替使用武力与怀柔手段，终于在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秦置陇西郡以后，其与咸阳间的道路未见史籍记载。“陇西郡西防羌人而北御匈奴为边防要地，为此设置郡县，自是当世大事，为何和咸阳了无交通可言？”史念海先生解释为：这样的情况多有存在，有很多地方交通道路不见经传，但不能因此说没有史籍证明，就不存在。结合秦始皇的第一次出巡，便是西北行，“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我们可以得知，秦国在三郡与都城咸阳间不仅确实存在道路，而且实施着有效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