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搞得这个内、外朝制度，是为了压制相权，把权力集于一人而搞出来的这么一个称不上定制——至少汉武帝时期是如此——的制度。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内朝，不如说是中朝，因为汉朝本来就存在内、外朝之分的，汉武帝的这个“内朝”是从内、外朝以及朝外挑选出来的一些自己喜欢和亲近的臣子组成的。
内、中、外朝的历史由来
按史料记载来看，从周朝开始就已经存在内、外朝之别了，《国语·鲁语》中就明确记载了“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家事于内朝。”
春秋战国形势图
内、外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组成人员的来源不同，各国的内、外朝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春秋时期，公卿大臣主要有这么几个来源：公族（也就是王室或诸侯的宗族）、卿大夫等贵族、布衣出身的中下层人士、还有流亡他国的人群（这里既包括他国公族，贵族也包括下层布衣）。
大体上来说，类似鲁、楚等国是按照周朝的老传统，以公卿贵族组成外朝，公族组成内朝；而秦国的内朝则是由公族组成，而外朝则主要由流亡人士组成。
这种内、外朝人员的来源不同，对各国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是政权的稳定。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总共发生了五十七次弑杀君王和驱逐君王的事件，而秦国没有发生一例。
无根无基，荣辱系于君王一身的流亡人士对于压制公族和公卿贵族势力的作用可见一斑。也因为重用流亡和布衣人士，由此渐渐就形成了丞相制度。
汉武帝时疆域图
汉承秦制，也同样具备了内、外朝的区分。
外朝就是前朝，而内朝则是少府。少府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管理着皇帝的私财和生活事务。但是这个时候的少府，既用普通官员也用内宦，因为内宦微贱，最高长官一般都由普通官员担任，所以虽然在职能上西汉有内、外朝的分别，但是从人员组成来看，几乎都是由勋贵和世家组成。
汉武帝为什么要组一个“中朝”？
1、相权过大。
汉武帝之前的朝代，丞相位高权重，地位非比寻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可以说是天子以下第一人。就连皇帝对丞相都相当尊重。丞相觐见皇帝的时候，皇帝要站起来再坐下以示礼敬，如果是皇帝出巡，丞相迎接，皇帝要下车以表敬重。萧何作为汉朝开国工程，第一任丞相，深为汉高祖刘邦敬重，“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汉朝前三代，相权和君权还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年少即位，由窦太皇太后听政，以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蚡为丞相。田蚡倚靠太后，逐渐掌握了大权，并且对君权开始造成威胁：“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田蚡
汉武帝亲政以后，对日渐膨胀的相权忍无可忍，寻了个“不敬”的由头把田蚡罢黜了。
正是因为对相权的忌惮，才让汉武帝想避开丞相影响力颇大的外朝，开始任用身边亲近之人。
2、汉武帝自身的原因。
汉朝前三代的丞相也不见得没有位高权重的，为什么独独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开始想避开丞相而另组一个“内朝”呢？
这一个丞相不行，换一个不就成了，连锅端没必要吧？
这就和汉武帝的性格有关了。
汉武帝是一个极度自我的帝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忠实奉行者，这样一个人偏偏又极为聪慧敏锐，富有野心，身具雄才大略。汉武帝的聪明表现之一在他记忆力强，求知欲也强，爱读书，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读了几万字的典籍，“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鬼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因为他通达明彻，所以汉景帝把他的名字由刘彘改为刘彻。
当这样一个皇帝的臣子那是相当难的，不说动辄得咎，至少也是喜怒无常，难以揣度。
汉武帝难以容忍任何对他权力和欲望限制的事物，从历代帝王的事迹，尤其是秦朝的历史中得到了启发，那就是从两方面下手。
公孙弘
一个就是对在位丞相下手，一改西汉初年任用勋贵为丞相的做法，在他手里，丞相的人选飘忽不定，既有无根无基的微寒士人，典型例子就是公孙弘，也有勋贵出身的。
另一个就是绕开丞相所代表的外朝，任用亲近臣子直接处理政事。
汉武帝时期中朝的创制
一个是加官制。
按照史书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朝最重要的区分在于时候具有比较自由的出入宫禁的权力，更明白一点的说，就是是否有近身接触汉武帝的权力。
有的话就是内朝的一员，没有的话，就属于外朝。实际上也可以大略等同于亲信与普通大臣。
为了赋予亲信们（这些亲信，在西汉的时候包括普通官员、勋贵、士人还有内宦）出入宫禁的权力，汉武帝创造了加官制度。
所谓加官，就是在原有官职的基础上加的虚衔，没什么其他用，就是能够出入宫禁，接近皇帝。加官基本上就是侍中、给事中一类的官职。“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
刘彻
加官制度往往用在了品阶比较低的官员身上，这些官员出身微贱，符合了汉武帝抑制以丞相为代表的勋贵占多数的外朝的需要。“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
翻汉武帝以后的汉朝史书，如果人物志里显示这个人的头衔里有个“侍中”“给事中”，中黄门（内宦）有个头衔“给事黄门”，那就说明这个人比较得皇帝信重，是内朝的一员。
2、对原有官职的职权做了扩展和改变，同时又创制了一些新的官职。
最典型的新官职就是大司马。大司马在汉武帝时期成为了中朝官员之首。“案自武帝以来，外廷之官统于丞相，中朝之官统于大司马。”
对原有官职进行职权上的变动则主要是武官。
汉朝并没有常设武官，基本上有战事了，才临时指派一些官员出征，并为这些官员加封将军职衔，等战事结束了，这个将军职衔就作废了。
刘彻
汉武帝时期因为战事频繁，武官成了常设职位，并且汉武帝为了掌控军队，把将军的职衔都授予了自己的亲信，使得他们都成为了中朝的一员。“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所以汉武帝时期内、外朝从本质来说，就是制造一个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制衡的群体，为了归拢权利，汉武帝一方面提拔大量出身微寒的士人，让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微寒士人成为中朝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也着重注意了军权的控制。到底为止，汉武帝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丞相的阴影。
汉武帝的中朝对西汉的影响
1、中朝对西汉后期最大的影响是导致官制混乱。
独立于外朝的一套官制，使得国家官制和封爵出现了错乱，皇帝随意的加封和赏赐，固然加强了集权，，但同时也使得朝堂出现了权职、权责难分的现象，最终的结果外戚、权臣干政。
西汉前期也有外戚干政，汉武帝不就是因为外戚干政导致相权膨胀，才想着法的削弱相权吗？
确实如此，但是汉武帝所创制的中朝，是包括了军权的。
军权很重要。
实际上，汉武帝时期的中朝还不能算正式形成，因为作为中朝之首的大司马还没有正式登上前台，等到大司马倚靠着皇帝的授权而掌握了朝政处理权，这个时候内外朝，丞相与大司马的对立就正式形成。
刘弗陵
这一过程在汉昭帝时期完成。
被汉武帝任命为辅政的霍光兼任了大司马和大将军，实际上就是集中了军权和相权于一身，权倾天下，甚至还掌握了皇帝的废立。
封建集权统治，一切权力归于皇帝，缺乏皇帝支持的丞相完全不是身为近臣和亲信的大司马的对手，只能处理朝堂的日常事务，对于大事以及朝堂的影响力大为下降。霍光就曾经公开叫板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照，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
颠覆了汉室的王莽也是外戚出身，他就曾经加封大司马，录尚书事，并且还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军权和相权集于一身，这是王莽之所以能篡汉的最重要的原因。
至于东汉的外戚和宦官专权，更是直接来源于汉武帝时期内、外朝的分野。
东汉时期的宦官权势如此之大，原因正在于作为中朝重要加官之一的中常侍成为了内宦的专属，原本西汉时的中常侍多由士人担任，到了东汉，却称了宦官的专职，缺乏士人的制衡，内宦借此掌握了大量权力。
西汉疆域图
所以，西汉末期皇帝的废立和最终的灭亡，要找始作俑者的话，除了皇帝本身的能力不足，还因为中朝制度下，中朝之首可以集军权和相权于一身，比外朝的丞相，对帝王威胁更大。
这也是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存在长期意义上的平衡，往往不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历朝历代都在寻找平衡和平衡被破坏之中循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为了集权力于一身，结果却是弄出了宦官干政。
2、内、外朝的向下发展。
从汉武帝开始，从刺史到郡都尉和郡太守也仿照了中央的内、外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属官制度，也就是丞掾，也叫门下掾，所以当时的地方州郡实际上有两套并行的系统，一套就是类同于内朝的门下系统，一套是类同于外朝的诸曹系统。《汉书·韩延寿传》记载：“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一出劝耕桑。”
这一制度到了西汉末年逐渐成为了定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作为与刺史、郡太守或都尉更亲近的丞掾也拥有自己的下级。《续汉志·百官志》说：“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
汉明帝时十三州示意图
所以这就使得西汉的刺史、郡都尉和郡太守有了相当的独立性，一旦有变，就能变成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这也可能是东汉世家兴盛以及汉末诸侯并起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汉武帝时期的中朝制度，既有其历史渊源，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积极一面很少，更多的是消极的影响， 因为权力固有的特性——是贪婪，是夺取更多的权力，所以中朝这种在原有制度上另开炉灶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用处，短时间内让皇帝大权独揽，长期来看反而因为搅乱了原有的制度，对朝堂造成更大的混乱和负担。这从西汉末年的外戚权臣依靠中朝制度废立皇帝，最终颠覆了汉室就可以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