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将入相，为蜀汉王朝的建立、巩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正史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再加上千百年来评书、小说等作品对他的美化，更是在中国民间将其塑造成智慧的化身。
历史上的诸葛亮当然没有民间传说、故事中那么完美，这一点历朝历代也有人对其不足之处予以点评，比如不少人都曾指出，诸葛亮不擅长“应变将略”。这四个包含的内容很广泛，这里单说说其中的“应变”。考诸史实，还真能找到一些能印证诸葛亮不善应变的事例。
比如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策中，提出了帮助刘备“成霸业、兴汉室”的战略规划，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跨有荆、益”，即牢牢控制住荆州、益州这两大战略要地，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形成与东吴集团的战略联盟，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这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孙刘联盟赖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后，诸葛亮未能采取应变措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以至于直到后来经过两次惨痛教训后，他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孙刘联盟绝对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稳固。
诸葛亮要想保住荆州，并非绝不可能，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必须在三方鼎立已经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及力扩展至长江下游，则形势或可大有改观。
这种外交政策并非绝不可行，因为孙、刘、曹三家都是封建政治军事集团，其本质没有大的区别，从三方割据的最终结果看，必然有一家要消灭其他两家而统一天下。抛开封建正统思想不论，则由谁统一都是无可非议的，而关键问题是谁有能力与策略进行统一的问题。
所以，当时三方之间敌、我、友的关系应是灵活多变的，不应是僵化死板的。孙权在这方面做得特别成功，而诸葛亮则表现得僵化死板，一味墨守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他始终把曹操当敌人，认为“汉贼不两立”，不愿作丝毫的变通；始终把孙权当盟友，认为“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只是一厢情愿地与孙权修好。从不考虑孙权背盟的可能性。
特别是关羽进攻樊城时，孙权背盟毁约、偷袭荆州的种种征兆已很明显，对此，连曹魏集团的司马懿与蒋济都有觉察，他们曾对曹操说，刘备和孙权两方外表看起来是战略伙伴，实际上“外亲内疏”，孙权一旦得知关羽得了志，心中一定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然而，诸葛亮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竟毫无察觉，既未派兵增援关羽，也没有提醒关羽预防孙权的偷袭。他之所以未能察觉这一问题，原因就在于他主观地将孙权视为永久不变的盟友，没有想到孙权会背盟毁约，偷袭荆州。
诸葛亮在孙刘联盟的特定历史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株守成策，没有及时调整外交政策，而一味相信孙权，致使荆州丢失，关羽败亡，这正是他不善于应变的突出表现。
诸葛亮对他在荆州与孙刘联盟问题上的重大战略失误，是在经历了关羽之死与刘备夷陵之败两次惨痛教训之后才变得清醒的。他后来曾沉痛地说，“吴更违盟”，“难可逆见”，实际就是承认自己原先对孙权背盟偷袭荆州的必然性预料不周。
当蜀汉章武三年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又重新与孙权结盟，先后派中郎将邓芝、张温出使东吴谈和。从此，孙刘两家重归于好，信使往来，不绝于道。但在这次孙刘联盟中，诸葛亮吸取了第一次联盟破裂的教训，再也不提荆州问题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孙刘两家要想结成比较牢固的联盟，则荆州必须归孙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