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夏朝是一个有很多争端的朝代，有不少人认为夏朝并不存在。在质疑夏朝存在的人中，有极少一部分人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为外国人。
中国人质疑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因为到目前为止，夏朝还停留在没有物证的阶段；二是文化的不自信，容易受到外来观点的干扰；三是盲目跟风，人云亦云，不做思考。
那么，外国人为什么要质疑夏朝的存在呢？表面上看是在做学术课题，实际上羼杂了许多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东西。
著名文化批评学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说，一切作品的文本都是带有政治内容和含义的“社会象征性行为”。言外之意，就中国历史纪年而言，就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老先生曾经到访过中国的北京与上海。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自己一直在遵循着客观事实做事情，但是部分西方人并不买账，比如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西周更迭示意图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指由200多位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角度对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之前的历史纪年资料，进行考证、梳理和推断，并且确定了几个年代数据。
一、夏朝建立于前2070年，商取代夏是在前1600年，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三个年代分别加上2021年，就是它们的建立时间。
二、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天再旦”（日全食）的天文学现象，证明周懿王元年是前899年。之前，中外学者认定的这个时间为周懿王十年（前925年）。
然而，当我们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时候，立刻招来了西方学术界的一片起哄。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这位美国教授从事中国先秦断代史研究，他认为，中国政府支持的这项工程，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不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及《史记》记载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期，那么我国的历史至少为五千年。相信对于这个结果，这位美国教授更是不屑一顾。
芝加哥大学
那么，倪德卫本人的从发点是不是从于学术研究严谨态度呢？其实很值得玩味，从比他反应更激烈的一位美国教授言论上，就很能说明情况。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就这样评断说：中国政府“出于沙文主义的意愿，而把历史记载推溯至前3000年，从而使中国与埃及平起平坐”，这不是学术，而是“出于政治和民族主义意图”。
为什么要强调前3000年呢？因为超越了基督教的诞生年代。如果承认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那么就等于人类的文明起源于中国，而不是《旧约》中的犹太人。但是，这个观点的最初提出者恰好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
崇祯十六年（164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中文名字叫卫匡国）来到澳门，随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顺治十八年（1661年），卫匡国病逝于杭州，就地安葬。他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中说，中国的历史开端早于诺亚大洪水，为前2952年。所以，依据他的推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就已经接近了5000年。
卫匡国的意见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基督教世界的敏感人士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欧洲的主流观点认为，诺亚大洪水以来的世界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就是说，基督诞生之前上溯到诺亚大洪水，新人类历史有2400多年，基督诞生之后到现今的世界（17世纪）有1600多年，而中国的历史要比诺亚大洪水早了近一千年。
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长度，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圣经》构建的人类起源故事的真实性问题，于是由一个文化学术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政治与信仰问题。以致于天主教的保守势力，担心有人会利用中国历史的可靠性攻击《圣经》记载的可靠性，最终迫使他的反向质疑中国的历史长度，这就是西方人质疑夏朝存在的根本所在。
卫匡国
显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历史越短，给他们内心带去的踏实感越足。但是他们又不能否定卫匡国的权威性，否则就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脸。怎么办呢？他们自然要在中国历史长度与诺亚洪水发生的时间上做文章，比如削短前者，拉长后者。甚至于，连中国先秦时的历史都要质疑，理由很可笑，他们说没有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总之，西方人质疑中国夏朝存在的出发点，就是在维护《圣经》的尊严。
当然，在西方人中，也有持理性态度的一些人，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等人。他们运用中国编年史这样坚固的新证据，配合关于人类其他古老文明的证据，猛烈轰击教会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教。伏尔泰本人则说，诺亚大洪水，只是犹太人的地方叙事，根本不能算作是人类的普遍的事件。
对于中国的历史五千年，西方人质疑是有特殊的目的，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之骄傲，而且要挺起胸脯接受。如果不是甲骨文的出土，西方还在否定着商朝的存在。
《史记》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夏朝之前，还有五帝。但他出于谨慎，把五帝之前的三皇归入传说时代，不予以追述。但是，对于五帝，司马迁并不谦恭，直接就做了“本纪”，因此也把我国的历史纪年推到了前3000年。
黄帝发明了百草五谷、舟车、医药、刑法，妻子嫘祖发明了蚕桑，织出了丝绸，这一切都是中华文明的最早记忆。所以，黄帝才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如果我们也跟着西方的节奏走，去否定5000年中华历史，那么我们还能算是炎黄子孙吗？所以，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对中华文明怀有十分的自信，不要被别人带偏，最后连自己的根都找不到。
事实上，热衷于从政治上解读异域文明，一直是西方主流社会贯用的手段。从古至今，我们有大国胸怀，大国担当，我们通过“丝绸之路”把东西方的物质世界链接了起来，同时也传播着东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我们今后还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让东西方国家之间彼此有一份互相信任和理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