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魏国（家）总共有9代，即：
魏桓子、魏文侯、魏武侯、魏惠成王、魏襄王（魏哀王）、魏昭王、魏安釐王、魏景闵王、魏王假。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历代魏君均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
严重短视，缺乏长期规划的意识或执行力。
说明一点：
这里提及的【短视】是以政治领域的正常水平为参考，而非以你我一类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水平为参考，更非以一些娱乐作品的“政治人物低智化”的水平为参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短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客观原因，实际上也是列国的普遍现象。但我们也注意到，相比于列国动辄出现青少年君主即位的情况而言，历代魏君在年龄上存在有明显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并未积淀出改观的效果，这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无法给出除了负面以外的解释。
读过我之前的文章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我始终认为：
魏安釐王是历代魏君之中最昏庸的一个——其原因就在于之前至少有数代魏君的教训以作参考，但却要贸然攻韩而葬送了魏国最为难得的良性外交环境。
补充一句，我也遇见过个别中学生称我把魏安釐王“吹得英明神武”。最开始我以为这些人单纯是撒谎，后来发现其实是【一部分】青少年的发育情况还无法理解一些政治运作手段，于是错以为一个成年政治人物只要能够使用出一些基础政治手段就是“英明神武”的表现。
不过，倒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历代魏君对权谋运作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只是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会存在一些风格上的差别。
另需说明，【短视】和【迷恋权谋】的特点同样在一代雄主魏文侯身上有所体现——事实上，后代魏君的一贯特点很大程度应继承自魏文侯一朝的政治惯性。
那么，这一政治惯性又是如何塑造的呢？
或者说，魏君是否考虑过通过某种长期规划改善自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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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早期的魏家危机及政治风格的形成
公元前453年，魏、韩、赵三家在晋阳击败了当时的晋执政智襄子。智襄子本人的头颅被赵襄子作成了溺器（一说酒器），智氏的领地及政治资源被三卿瓜分，智氏残余奔秦。
其后，赵卿在晋国进一步膨胀：
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
在魏文侯即位的同一时期，楚国的大军消灭了蔡、杞两国，并将版图延展到了泗水一带，越国被进一步挤压到了沿海一带。
在另一个方向，秦国接受了楚人继续联合的意愿，顺势向背后的义渠大肆征伐。
可以说得上是危机四伏。
下图为魏文侯即位初期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红箭头为秦对大荔及义渠的大致攻势，当时秦国已基本坐实了对河西郡的控制；
白箭头为楚对蔡、杞的征伐；
左白圈为杞的大致位置，中白圈为日后被楚国所灭的莒的大致位置，右白圈为北迁后越国的大致位置；
黄圈为赵氏的晋阳、代、邯郸领地，此外赵卿在晋地也占有一系列领土，只是较为零碎不可能在图中表现。
从上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在魏文侯即位之时，魏家的处境并不乐观——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魏文侯也只能考虑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
幸运的是，此时魏家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送上了一份大礼。
那么，魏家重点需要处理的也必然就是韩、赵两家的问题。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魏氏在前期的竞争手段有四：
一为拉拢著名学者；
二为聘用能臣；
三为利用地理优势进一步压榨晋公室。
至魏文侯中期，魏氏似乎有意利用战争挤压竞争对手。
也就在这一年，楚廷因宋国的动荡而在黄池一带展开行动。魏文侯则与韩武子、赵桓子率领晋军队楚人展开了进攻，将楚人赶走——不出意外的话，47岁魏文侯应该是获取了晋军或者说三晋联军的最高指挥权。
公元前424年，楚军又对宜阳及一个名为“赤岸”的地方展开了进攻，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也再度率军与之交战，并于长城一带击退了楚军。
从这一结果来看，魏文侯当在晋国内部获得了相当的威望，这对魏家与韩、赵竞争晋国内地自然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
同年，赵氏迁都中牟，似乎可能是为了与魏家争夺中原，也似乎可能是由于赵氏内部有动荡，亲魏势力在寻找魏家的支援。
下图为当时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右黄圈为黄池，左黄圈为宜阳，黄箭头为楚军的大致攻势；
上白圈为赵都晋阳，下白圈为赵迁都后的中牟，中白圈为赵氏长期在东方的据点邯郸；
红圈为魏家在东方的邺邑、安阳、朝歌、共城等重镇；
此外，图中可以直观看到晋公室在晋国内地被压榨的情况。
公元前419年，魏家又在少梁一带向秦国挑起了战争， 当时的魏将正是魏文侯之子魏击，双方围绕少梁打了3年，最终魏军算是成功在少梁一带筑城。
公元前416年，魏文侯借晋幽公被弑一事又在晋地大肆动兵。
公元前415年，秦人围着少梁修补繁庞、籍姑。
公元前413年，齐、秦、楚主要针对魏家发起了围攻，其中楚军攻取了上洛，齐军摧毁了黄城。
公元前412年，魏家再度对秦国发起战争，繁庞被攻克，当时指挥这场战争的应为文侯的继承人魏击。
至公元前409年，魏将吴起对秦国进行了持续的征伐，攻取了在秦厉共公时期被秦军占领的河西之地。
公元前406年，魏军终于消灭了中山国，魏击被封在了此地。
公元前405年，齐国内乱，晋烈公于任会盟诸侯，韩景侯、赵烈侯、魏击率领晋军攻齐。另一方面，齐、鲁、越形成联盟进行对抗。之后，魏文侯也加入了战争，一直杀入了齐内长城。而后，晋人虏着齐康公向周室献俘，并被天子授予了诸侯之位。
从魏文侯中期的情况来看，魏家在晋国内部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至于这一结果不可避免地与某些权谋运作有关，也当然与魏家内部的变革活动有关，同时也与战争因素有很大联系。
至魏文侯后期，晋人又与楚国就郑国事务上展开了战争，结果仍以楚军退出而结束。在同一时期，秦军曾攻击到了魏国内地的阳狐一带，从位置上看当时魏国应该出了一些问题，不过最终倒也没能闹出多大的动静。
顺便讲个笑话：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弱得快被灭了。”
从魏文侯一朝的形势来看，魏家在当时很大程度让仍以“晋卿”的逻辑进行着规划，即：
争夺士人，争夺财力，争夺领地，争夺最高军事指挥权，提升领地动员力，拉拢或胁迫其他晋卿等。
或许，我们会问：
难道魏文侯真的没有意识到三卿必然会向着作为独立诸侯国的方向发展吗？
至少笔者个人认为不可能不会意识到。
但魏文侯需要考虑的是：
在“三卿”转向“三晋”的阶段中，魏家如何能避免成为下一个“智氏”？又如何在另外两个政敌手里夺取晋国更多的遗产以应对孑然的未来？
在上述现实问题之下，魏文侯不可能分出太多精力思考太久以后的事情。比如，三晋之间的零和博弈，秦国在西方的威胁，魏国支离破碎的地缘结构，这些问题虽然都近在眼前，但相比于眼前的困境而言还得放一放。
这种“短视”在魏文侯一朝还算可以理解，但一旦形成政治惯性长期存在于魏廷当中，就会出现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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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侯一朝至魏惠王前期的军事扩张
在魏武侯即位以后，魏廷的动向整体延续着魏文侯一朝的惯性，也就是：
对秦国，主要以绥靖为主；
对齐国，主要以挤压、限制为主；
对楚国，主要利用三晋联盟对其北进之势进行打击；
对韩、赵，以拉拢兼胁迫的手段使其无力挑战魏国在三晋联盟中的主导力。
不过，随着三晋已逐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国，魏武侯对韩、赵的一些手段显得不像魏文侯一朝时那么委婉，三晋之间的关系也从同僚转向了同盟，在距离上出现了明显的隔阂。
相比于政治惯性而言，魏廷在魏武侯一朝时产生的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顶级人才的流失，其中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吴起。
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到魏文侯一朝时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吴起一类顶尖人才，如果改投他国是完全有机会拜相的，但他却甘心在魏国做一个河西守，可见魏文侯一朝时魏廷对顶尖人才的吸附力。到了魏武侯一朝，虽然吴起出走是因为政治斗争因素，但我们可以从其他例子中看出魏廷之前的那种吸附力已然不在了——客观来说，魏文侯一朝时强大的吸附力其实才应该是一种特殊情况，但在回归常态以后，魏廷的力量无疑被大幅度削弱。
在魏武侯一朝，魏国虽在种种隐形因素上被削弱，但国力上整体处于上升状态，尤其在中原地区的扩张得到了重大突破，大梁、榆关一带正是在魏武侯一朝时获得。
下图为魏武侯末期的大致疆域。
图中黄圈为魏武侯一朝的主要扩张方向，晋人在朝歌以南的成周地区站稳了脚跟。
至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形势也大致相当，重点是对卫、宋地区进行扩张，并不断压制邯郸方面和新郑方面的扩张趋势。
但相比于前朝，魏国在西线的防御上已经有些难以招架。
公元前364年，秦军攻破了魏都安邑南侧的石门，声称斩首6万级，整个魏国西部的防御系统出现了严重问题。
公元前363年，秦军又攻取了河西军北部的少梁，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渡口被夺走，魏国西线防御出现了巨大缺口，不过少梁在之后应被魏军夺回。
就在这一时间节点，周室还为秦献公授予了“伯长”的荣耀，处于魏国东西两部分交界处位置的周室似乎有意在支持魏国的敌人。
下图为魏惠王迁都前的大致形势。
如图所示：
白圈为魏都安邑；
左黄圈为少梁，下黄圈为陕邑及石门，右黄圈为魏国与韩、赵交战的皮牢一带。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此时安邑所在的晋南平原虽有“表里山河”之表象，但防御上已不牢固。
公元前361年，魏廷迁都大梁，并开展了一系列变革活动，魏国的国力在不久后达到了顶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魏国在魏惠王前期的强盛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隐患，也就是它是建立在躲避西方领土防御漏洞的基础之上的，而非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无疑都是一种短视之举。
公平来说，我们倒也不能太过批判魏廷在当时的短视决策，毕竟文侯、武侯留给魏惠王一朝的是一个哑铃状的诡异版图，先天的隐患近乎无解。但是，这种短视也是客观的，不容辩驳的。
在迁都大梁之后，魏国经历了著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霸权的幻想在齐、楚、秦的联合攻击下被打破。
也就在同一时期，三晋脐带的最后一点牵连被剪断——如果之前的恶性竞争之间还存有一点点一奶同胞的温存的话，之后三晋的关系就成了剑与血的冰冷和残酷。
如果要对魏武侯至魏惠王前期做一个简单归纳的话，我个人认为：
三晋联盟的离心，魏廷对秦国的绥靖，晋人向中原的延伸，以上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魏国在战国中期全面陷入了难以突破的困境。不过，以上三者客观上与魏廷的决策并无太直接的关系，而是时局走向的必然结果。但也必须指出，魏廷在出现上述因素后居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一失误应是魏氏悲剧结局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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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魏惠王中期魏廷向权谋领域的转型或“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