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忽必烈为了巩固汗位,开始笼络高丽的势力,这也就促使了元朝与高丽达成协议,忽必烈诸臣建议“高丽虽名小国,依阻山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依附”,忽必烈称“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而家室。”又称“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另一方面,高丽的内部由于武臣政权的长期把持,高丽王权旁落,武臣专权并操控了高丽的王位更替,高丽国王也需要借助元朝的势力来推翻武臣政权,恢复王权。
随着高丽派遣世子倎的入元,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稳定时期,从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两国使臣往来也更加的频繁。
从忠烈王到恭愍王历经7代国王,都向元朝派遣使臣,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随着高丽使臣出使次数的减少,也意味着高丽逐渐摆脱元朝控制的过程。
到了元朝末期,也就是高丽恭愍王时期,恭愍王实施改革政策,并开始打击高丽内部亲元势力,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干涉,试图恢复高丽独立的对外交往。
元朝时期高丽出使路线的变化及其特征
这一时期,高丽出使路线发生变化,不同于蒙古帝国与高丽的关系时期。高丽出使路线开始由高丽至漠北转向到元上都和元大都,以元大都为最终站的居多,元上都多作为中转站。一方面, 元朝与高丽确立了和平稳定的关系。
诸如李齐贤、李承休、李榖和李穑等知名文臣随高丽国王入元,并在元朝开展活动。
元丽和平稳定时期,高丽出使路线的变化也印证了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好转,由早期的军事征伐与对抗转为和平外交与联姻。
高丽国王及随行使臣团的出使的重要方式仍是陆路。因陆路驿站较多、粮食供给充足。
同时对于长途跋涉的使臣团来说,陆路相较于海路也更具有安全稳定的环境条件,因此是出使路线的最重要的选择。
政治上,元朝设置征东行省,派驻达鲁花赤,设置站赤等措施,对高丽进行中央到地方的控制和干涉,通过使元朝公主与高丽国王联姻,将高丽变为元朝的驸马国;
经济上,仍然向高丽索取贡物。征服日本时,要求高丽提供船只和粮草,也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文化上,元朝的蒙古风俗对高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丽使臣入元与元朝文人交往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元朝时期实行两都制,蒙古政权中心主要有两处,即元大都和元上都。元上都作为夏季使用,元世祖忽必烈在夏季会前往上都进行议事、外交等事务,在冬季的时候返回到大都。
因此这一时期高丽使臣的出使路线也会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的移动而在元大都和上都之间变动,这是这一时期出使路线的一大特点。
高丽的使臣到达元朝后,受到蒙古风俗影响,礼仪礼节均遵从蒙古制。蒙古元廷的文化对高丽国王及其随行使臣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高丽国王喜爱狩猎,入元宿卫期间经常参与元廷的围猎活动。蒙古的饮食文化也对高丽产生了影响,元朝公主嫁到高丽,随行会带有大量的蒙古特色的饮食,如奶制品、酥油等。
高丽国王及随行使臣团每次入元时间较长, 因此在元廷期间入乡随俗地受到蒙古风俗的影响,其生活习惯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另外,高丽国王的随行使臣团当中有大量的文人士人,这些文人士人与元代的士人进行文化交流,使得当时的元丽文化交流变得繁荣。
使臣团中的文人并不局限在元大都或元上都,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元大都到元代江南地域,再到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西藏、江浙等地。
这些文人将沿途所行所到之处、所感通过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对我们了解当时的高丽使臣与元丽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高丽使臣在元朝并不是一直久留于元大都或元上都,他们随高丽国王游历元朝其他地方,与当时元朝的文人、士人、僧侣等群体交游学习,并将所学带回高丽,促进了元丽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而到了元世祖时期,高丽使臣活动范围也由此转向到蒙元新的政权核心范围,这段时期内的高丽使臣出使路线的目的地都是元上都或元大都,再扩展到元朝其他地区。
在《高丽史》当中,也多次提到了高丽使臣出使元朝及在元大都、元上都的活动。元上都在当时也成为元朝接待高丽使臣及国王朝觐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元朝末期,高丽逐渐摆脱元廷控制和干涉,开始逐步恢复独立自主权,直到北元时期,两国间的关系才变得微弱,高丽与北元之间的使臣往来也随之减少。
恭愍王为了实行国家变革,摆脱元朝的控制和干涉,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元政策,包括铲除亲元的奇氏势力,恢复国权运动等。
高丽忠烈王时期,官制要遵从蒙古官制,恭愍王对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之前的蒙古官制,改为高丽以前的官制。
恭愍王的改革并不是很顺利, 一方面,遭到高丽内部亲元势力的打压;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元朝红巾军的镇压。
高丽末期,国内的政治经济紊乱,人民的负担沉重,亲元势力打压高丽的改革派,恭愍王对改革势在必行,虽然恭愍王的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最终也使得高丽摆脱了蒙古的控制干涉,恢复了自主独立。
高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出使路线变动不大,一直持续到元朝末期,高丽恭愍王时期逐渐摆脱元朝控制干涉,元丽关系走向衰退期。在此之后,蒙古势力退居漠北,建立北元政权,高丽进入了与北元、明朝两端外交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