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汉朝的文化思想策略，不少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儒术独尊。
然而，在汉朝初期的文化版图中，儒家思想并非是一家独大的地位。
与之截然不同的“黄老思想”反倒占据上风，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思潮。
但事实上，这并非是统治者的任意选择，而是迫于政治局势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毕竟短短数十年，叱咤风云的秦帝国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崩离析。
作为后起之秀的刘邦，在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后，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
在诸多因素的促成之下，刘邦最终选择了“黄老思想”。
依托黄帝之名，彰显学说正统性
顾名思义，“黄老思想”中的“黄”指称的是黄帝，而“老”指的是老子。
一般认为，后人加托黄帝之名，留下了与道家思想极为相近的黄帝一说。
战国时期，道家、黄帝之说便已流行开来。
但当时还尚未结合形成“黄老思想”，而是作为独立的思潮并存。
然而，在诸子百家争相斗艳的时代，任何一门学说既能在今日成为显学，也能因变幻莫测的时代成为昨日黄花。
因此，为了兼采别家之长，不少学派放下门户之见，往往择善而从，寻求学问的创新点和突破点。
以老子思想为表率的理论家们很快发现，黄帝一说与自身学问有几分相似之处。
于是，在探索无为如何有为的政治路线下，双方理论家聚集在了一起。
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就此结合，成为道家的新分支——“黄老思想”。
秦汉之际，“黄老思想”学派基本形成。
以至于汉代文献中有关于“道家”的说法，大部分都是指称“黄老”一说。
如《史记》中曾记载：“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
这里所言的“道家”，便是黄老道家，而非老庄道家。
尽管名称上是兼具黄、老，但黄老道家的核心还在于老子。
黄帝作为传说时代中的人物，流传下来的著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应于当时社会的发展。
但为了衬托出学说本身悠长的历史，同时也是为了和自称继承周礼的儒家相对抗。
老子学说的人选择了依托黄帝之名，以彰显自身学说的正统性。
当然，春秋末年应运而生的老子思想，也在与黄帝学说的融合过程中，依据时代的需要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并非是原汁原味的。
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纳入了法家的思想。
或者说，黄老道家实际上是包裹着黄老“无为”的外衣。
内核却仍是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家思想。
但不论如何，“黄老思想”对百姓所展现的宽容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期待。
只是，光有正统性和期待值并不足以促使汉初统治者选择“黄老思想”。
真正的决定因素还在于当时的政治局势。
基于政治现实，“黄老思想”独树一帜
秦朝迅速消亡的原因，在汉初统治者看来，是因为秦朝的严苛刑罚与君王暴政。导致忍无可忍的农民队伍奋起反抗。
如陆贾在《新语》中便总结道：“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
这并非是陆贾一人的见解，就连刘邦本人也是这般看法。
刘邦早年做官期间，已经近距离接触过农民队伍，知晓他们对秦朝的怨恨是从何而来。
因而成为汉王后，他靠着反对秦朝暴政的口号，聚拢了天下人心。
这也意味着，汉初统治者若想统治长治久安下去，必定无法延续秦朝的严刑苦诛。
他们只能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与民相处。
而此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思想，莫过于儒家和黄老道家。
儒家崇尚仁恩，讲究宗法情谊。
它与秦朝追捧的法家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对待民众的方式也是十分温和。
这不是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文化期待么？
实际上，汉初统治者并非没有考虑过以儒治国。
思想界甚至还因此展开了一场儒道之争。
《史记》记载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但是，相比于黄老道家，儒学缺乏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指的便是秦朝坑儒行径所引发了世人对儒学的轻视。
对于儒学或是儒士来说，秦朝坑儒的做法无疑是暴虐行为。
但对于汉初统治者来说，秦朝的做法并无不妥。
首先，为了实现皇权的绝对统治，实行文化专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唯一的区别便是不同的王朝所尊崇的思想并不一致。
其次，就刘邦个人而言。
他极为敬佩秦始皇的魄力。
拥有“粉丝”滤镜的他自然地也就跟着秦始皇一道拒斥儒学。
那么何谓“地利”呢？
一言以蔽之，“地利”指的是当时凋零的社会经济。
一方面，秦朝统治期间，极度压迫底层民众的利益。
此举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崩溃的地步。
此后，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割据战争又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雪上加霜。
因而，汉朝从秦朝手中接下的社会，并不是一片繁华的，而是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
《汉书》记载道，汉初的人口远不及秦代的数量。
其中，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大约是秦朝时期的十分之三。
大部分人或是死于战乱，或是活生生地被饿死、冻死。
由此看来，汉初的经济状况非常不乐观。
就算地主们想要充实自己的口袋，也无利可图。
社会经济凋零的另一面却是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
这也就意味着，倘若光遵循着儒家的思想去治理国家，那么它只能顾及到一个方面。
即，宽容地让百姓们放手去发展生产。
但时间一长，其问题也暴露出来。
那就是，无法处理因阶级利益冲突引起的暴动等问题。
刘邦
而见识到农民暴动厉害的刘邦，是绝不可能再让历史重现。
换言之，必须要有一种思想，既强调对百姓的宽容，又具有一定的政治威慑力，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基础。
而外具宽容、清净而内行严厉法治的黄老思想恰是如此。
至于“人和”讲的便是围绕在统治者身边的谋士成分。
儒学在秦朝遭遇大劫，侥幸活下来的儒士们虽有为国为民的意愿，然而却没办法得到朝廷的重用。
相反，“黄老思想”的追随者们却活跃在政坛之上。
如萧何、曹参、陈平等人均是刘邦的亲信，是汉朝的开国功臣。
刘邦读书不多，对诸子百家了解不多。
可他又是个善于纳谏的好皇帝，对亲信、谋士们的话几乎都能接纳。
当然，接纳的后果便是助力刘邦拿下了天下。
因而，在黄老之学氛围极为浓厚的环境中，尝到甜头的刘邦便顺其自然地以“黄老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无为”最终“不为”：黄老思想的没落
如前所述，“黄老思想”纳入了法家的主张，因而在法治方面保证了政权的基本运行。
但说到底，道家的“无为”是极力排斥法律的。
这是其无法根除的缺陷。
因而，在消极的执法、司法等过程中，“无为”被逐渐地推向极端化和绝对化，变成了绝对的“不为”。
最终给汉朝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危机。
如在吏治方面，不管官职大小一律推崇“无为”.
官员每天按时来到官府不是为了处理政务，而是为了吃喝玩乐。
根据《史记》记载，惠帝二年，曹参接任相位之后，便每日在府邸喝酒。
他还怂恿下级官员给自己唱歌助兴，使整个相府都处在歌舞升平的氛围中。
更有甚者，曹参还鼓励惠帝一道喝酒，不理朝政。
显然，此时的黄老之学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文帝后期开始，汉朝统治者逐步改变了治国的文化策略，由黄老之学慢慢过渡到儒学。
贾谊正是这一过渡的重要推手。
作为文帝的亲信，贾谊主张以礼治国的同时，强调法制的可能。
同时，贾谊数次在文帝面前进谏、历陈社会发展时弊，请求文帝采用儒家思想，实行积极有为的政策。
尽管这些说法在当时未被采用，但给文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等到他后期掌权之后，便依照贾谊的说法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方面，文帝采纳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极力地削弱诸侯势力。
另一方面，他又在全国范围内强调德行的重要性，推行教化。
种种举措，促使黄老之学备受冷遇，只能走向没落。
与此同时，这些措施又可作为儒家治国理论现成的实践案例。
为武帝时期基本统治思想的转变、全面采用儒家学说提供了理论、实践上的双重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