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我的快乐小窝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是2015年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现存保存最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墓园结构和墓葬形制，发现了江南地区唯一的陪葬真车马的车马坑，而且出土了上万件（套）文物。其中有一件方形衣镜的外框由于绘有孔子形象及记载其传记，得到广泛的关注。为了满足大家研究需要，现将衣镜及上面的孔子形象等内容公布于众，并初步释读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为避免歧义，我们统称“孔子衣镜”。

一、器物简介

衣镜在海昏侯墓中的位置位于主槨室的西室。主槨室分为东西两室，东室放置棺柩、床榻及大量的青铜鼎、壶等礼器；西室被用隔板和主槨室的其它部分分隔开来，在西室中主要放置了床榻、漆器如耳杯、漆案、漆盘等，在西室中部还出土了二百余枚金饼、马蹄金等。这面衣镜位于主槨室西室中部靠近西壁的位置（图一），倒伏在地，断裂为数块，装金饼的漆箱就压于衣镜的下部。

图一衣镜出土位置图示意图

将衣镜提取至实验室清理拼合，并对镜框上的文字进行释读后确认为衣镜，并对其形制进行了复原。孔子衣镜由三部分构成。即镜掩（盖）、青铜镜和镜框构成。衣镜为青铜质，矩形，出土时从中间断裂为上下两块，可复原，长70.3、宽46.5、厚1.3、镜缘厚1.2厘米，铜镜背面为素面，有五个长3.8、宽2、高1.8厘米的半环状钮用于固定在镜框上（图二）。1978年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发掘的西汉早期某代齐王墓的五号陪葬坑中出土了一面类似的矩形铜镜（图三），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厘米(1)。背部也有五个半环状钮，但镜背有浅浮雕连弧纹、柿蒂纹和夔龙纹。出土时未见镜架和镜框，但报告上说可见上面有土黄色颜料痕迹，认为可能是丝织品，不过也有可能是镜架腐烂后上面的漆的颜色残留。

图二刘贺墓出土矩形铜镜

图三齐王墓铜镜

整个衣镜镜框为木质髹漆，镜掩与框通过左侧的两个铜合页连接（图四），可开合。镜框顶端有类似两个铜钉状物的残留，应该起将镜框固定在镜框上端的横木上的作用；在框的下部两侧有两个铜环，据衣镜赋内容，可能套在以猛兽为底座的立柱支架上；在内框内还保留有一个铜制插销，可能是穿在镜钮内以固定铜镜所用。发掘现场未发现固定衣镜的横木或镜架等。

图四衣镜复原示意图

掩（盖）残损严重，破损为数十块，且大部分图案文字都不清楚，只有较大的两块还能辨识。盖正反两面都有彩绘和墨书文字，正面的墨书文字部分，暂命名为“衣镜赋”，对衣镜的功能及上面的图案内容进行了描述；彩绘图案有仙鹤（朱雀）等（图五）。反面从残存的文字和图像判断为孔子弟子图像和传记，有子张和曾子。

图五衣镜掩正面彩绘仙鹤高光谱扫描图

孔子形象绘于镜框背板。镜框长方形，由四周的厚方木和背板围成，出土时已破裂为七块，左下角被压扁且有缺失。拼合后残存部分外框长96、宽68、厚6厘米，内框四周方木宽11.8厘米，内框镶嵌铜镜。镜框表面髹漆，漆为红色。镜框内框四周边框正面绘有一圈神兽和仙人图案（图六），上方中间是神鸟（朱雀）两侧为仙人（东王公、西王母），左侧为白虎，右侧为青龙，下方图案不是很清楚。背板以黄色粗线在四周绘有方框，在方框内有两条黄色粗线将屏风分割为大小一致的上下三部分。每个部分的格局基本一致，中间彩绘相向而立的两个人像，人像头部后上方标有人物姓名作为榜题；在两侧用墨书该人物有生平和言行的短传记（图七）。

图六镜框边框彩绘图案高光谱扫描图

图七镜框背板拼合图

最上面一栏的人物为孔子和颜回。孔子位于左侧，画像与其他人略有不同，其他人都是线描身体轮廓，而孔子画像是满绘，身上服饰用粉彩。画像中孔子像高约28.8厘米，宽约8.4厘米，面向颜回拱手而立，背微前倾。孔子头戴小冠，由于水渍，面目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到有长须，身材消瘦；孔子身穿深衣长袍，腰部有束带，脚上穿翘头履。颜回像位于孔子像右侧，像高约27厘米，宽8.8厘米。颜回头戴小冠，面目清秀无须，身穿深衣长袍，面向孔子，双手合抱于身前，向孔子躬身行礼。

中间一栏人物为子贡（子赣）与子路（图八）。子赣像在左，像高约26.5厘米，宽约8.5厘米。子赣侧身向右而立。子赣头戴小冠，脸上有短须短髯，身穿宽袖深衣长袍。子赣面向子路，右手在胸前似乎手中拿笔，左手被挡具体姿势不清。子路像在右，像高约26.2厘米，宽约16.1厘米。子路正面朝外，由于水渍和裂痕，其发型和面目不是很清楚，子路身穿襦，腰间扎腰带，腰带两端下摆飘动，两脚跨立，两小腿露在外面，脚穿圆头鞋。子路双手向下，两臂外张，手心向后，两袖飘动，整个人显得孔武有力。

图八子赣与子路

下面一栏为堂骀子羽和子夏（图九）。子夏位于右侧，子羽位于左侧。子夏像高约26.3厘米，宽约11.4厘米。子夏头戴小冠，身穿深衣长袍，身体微微倾向左侧，双手持一册打开的竹简，正低头专心看竹简。由于左下角缺失，子羽像的下半部分受损不清楚，上半部分也不是很清晰，但可以看到子羽背向外，头扭向右侧，似乎在看子夏手中的竹简。

图九堂骀子羽与子夏

一、文字内容释读

衣镜盖大部已残，正反面都保留部分文字；镜框背面中部为孔子及其五个弟子的图像，图像两侧为墨书记载该人物生平及言行的传记，其中堂骀子羽像左侧传记为子羽和宰予的合传。文字为分栏式纵向排列，左侧三人传记每列文字间用墨线分割，右侧三人传记每列文字则没有墨线分割。在每篇介绍的起始用黑圆点为篇首，除了孔子篇外，其他五个人的篇尾（最右侧）都用单独一列写篇名。文字均为汉隶；每篇的文字字数不一，每一列的文字字数也不一样，前后文有重文用“二”代表。现将释读文字列于下，由于破损造成缺文或漫漶不清无法辨识的文字用□代替，残损文字用…表示，内的字为根据上下文和现存文献推测的文字内容。

（一）镜框盖板

正面可辨部分（图一〇）主要是墨书文字，彩绘不清晰，文字释读如下：

图一〇衣镜掩正面衣镜赋

镜框正面的这篇赋，从内容上看，前面是说衣镜的功能；中间描述镜框上所绘的图案，有猛兽鷙虫、蜚豦等傀伟奇物除不详，有白虎苍龙玄鹤凤凰以及西王母和东王公淳恩臧，还有圣人孔子和圣人之徒颜回卜商等可以临观其意；最后为祝词，希望气和平、顺阴阳、乐未央、皆蒙庆等。背面损毁严重（图一一），只能模糊等看到中间有两个人物的头颈部，左侧人物有榜题，似乎为“子张”，右侧人物榜题可以看清为“曾子”。左侧人物传记残存可辨部分的文字释读如下，右侧曾子传记文字基本无法辨识。

图一一子张篇高光谱扫描图

（二）镜框背板

第一栏左侧人物为孔子，其传记文字（图一）释读如下：

第一栏右侧人物为颜回，传记文字（图一二）释读如下：

图一二颜回传记文字图

第二栏左侧人物为子赣，传记文字（图一三）释读如下：

图一三子赣传记文字图

第二栏右侧人物传记文字（图一四）释读如下：

图一四子路传记文字图

第三栏左侧文字为子羽和子我传记（图一五）释读如下：

图一五子羽传记文字图

第三栏右侧人物为子夏，传记文字（封三，图二）释读如下：

镜框盖板和背板上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生平事迹与言行的传记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论语》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有部分内容略有出入：

1、镜框上的孔子传记记载曰：“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居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居与野合一字之差，意思则大有区别。野合，司马贞索隐：“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据《索隐》、《正义》解释，叔梁纥与孔子母颜徵在成婚时已超过六十四岁，而颜徵在岁数尚小，二人年龄相差悬殊，此种婚姻在当时不合礼法，故谓野合。而野居中的“野”则明显有不同的含义，是相对于“国”字而言。“野”字《说文解字》解释：郊外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如《周礼》“体国经野。”唐贾公彦《疏》：“国，谓城中也；……野，谓二百里以外，三等采地之中。”指周代王畿内的特定地区。周制王城外百里曰“郊”，郊外至五百里疆域中又分“甸、稍、县、都”，各百里。孔子父叔梁纥与其母“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父母可能因为在尼山祈祷而在尼山附近结庐而居，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尼山在棸邑城外十里，故而为“野居”。

2、镜框孔子传记记载：“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而《孔子世家》记载：“鲁昭公二十年，孔子盖年三十矣。”两处记载相差了十四年，而关于孔子的生卒年，衣镜和孔子世家载是一致的，故此处必有一个是错误的。根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和《春秋公羊传》记载，鲁襄公在位三十一年，鲁昭公为鲁襄公儿子，虽然中间有鲁襄公太子姬野短暂继位，但仅有几个月，据此推算，孔子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岁时，应该是鲁昭公二十年，所以镜框上的文字可能是抄写错误。

3、镜框孔子传记曰：孔子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孔子弟子有多少人已不可考，所以史记也用“弟子盖三千人”这样一个虚数来概括，而孔子弟子中有多少是有杰出成就的，各种文献也有不同表述。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衣镜记载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致。《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列名七十六人，其中琴牢、陈亢、县为史记未记载，而史记中的奉冉、公伯寮、单、颜何为孔子家语无。所以孔子杰出弟子到底有多少人是谁，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其中大部分人只有名字而没有具体事迹，真正为世人熟知的也只有十几人。

三、两汉时期孔子图像及其解读

关于孔子形象，在孔子生活的当时及之后的战国秦汉的典籍中有大量的出现，在《论语》、《庄子·外物》、《荀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以及西汉晚期的一些纬书中都有孔子相貌的描述和记载。《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应该就是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画像的粉本。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鲁国庙堂东西厢图画”有“孔子弟子图”，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判断这里的鲁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还是西汉时期的诸侯国鲁国，但不管是春秋战国还是西汉，理论上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孔子世家》记载：“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按照秦汉时期在庙堂往往绘有壁画，所以孔庙也有可能绘有孔子和弟子图像的壁画。

战国时期的有关孔子的图像还没有发现，汉代是目前考古发现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孔子图像出现的最早时代，除了海昏侯刘贺墓的有孔子形象的镜框，主要是墓葬壁画和画像石。

目前已发表资料的有孔子图像内容的壁画墓有六座，分别是：1957年发掘的洛阳烧沟61号墓，时代为西汉晚期元帝到成帝间（图一六）(1)；2008年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杨一村老坟梁发M42，,时代为西汉晚期到新莽（图一七）(2)；2009年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渠树壕汉墓（图一八），时代为新莽(3)；2005年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杨一村东汉墓(4)；2007年山东东平县物资局一号汉墓，时代为东汉早期(5)；1972年和1973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时代为东汉晚期的一个护乌桓校尉墓（图一九）(6)。

图一六洛阳烧沟 61 号汉墓壁画

图一七老坟梁汉墓壁画

图一八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渠树壕汉墓

画像石上出现的孔子形象，其题材也主要为“孔子礼老子”。据研究者统计，目前已出土“孔子礼老子”内容的画像石五十余块(7)，出土的地点有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四川等，但大部分集中在山东地区，如山东安丘董家庄出土的《孔子见老子图》（图二〇）(8)和山东省嘉祥县齐山村出土的“孔子礼老子图”画像石中（图二一）(9)。目前已知最早的“孔之见老子”题材的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出土的西汉墓中的画像石（图二二），时代约在元帝时期(10)。

图一九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孔子见老子”图局部

图二〇安丘汉画像石墓中的“孔子见老子”图（局部）

图二一嘉祥齐山汉画像石墓“孔子见老子”图（局部）

图二二微山岛沟南村汉墓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

据李强研究(11)，“孔子见老子图”构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画面上仅有孔子与老子二人相向而立，这类构图比较少见；二是在孔子与老子之间，出现了一个小童，手推双轮小车，小童一般认为是项橐；三是除了孔子、老子、项橐外，还出现了孔子的弟子，这类构图所占比例最高。

除了常见的“孔子礼老子”故事外，1871年嘉祥武氏家族墓还出土了一块“荷篑”题材的画像石，画面中榜题作“孔子”的人作击磬状（图二三）(12)。这一题材画像石其它地区没有出现。

图二三 “孔子荷篑”图

这些壁画与画像石表现的题材都是“孔子礼（或见）老子”，其画面布局、故事情节与人物细节（如服饰、动作等）十分接近，可以认定它们在当时一定有固定粉本。对“孔子见老子”的意义，学者作了不同的阐释。李卫星认为它表达了儒学的好学精神(13)；邢千里也认为它表现的的是孔子“好学谦恭，不耻下问”的品质，显示出对儒学“高度重视”的风气(14)；缪哲认为“孔子见老子”图像是“本于汉代王者必有师”说的经义与实践(15)；赤银中认为是孔老相会是两种学说的相互交流，预示着儒道两家学说在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前提下共同发展进步(16)；姜生认为它表现的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符合死者在冥界升仙的仪式逻辑，孔子向老子所求之礼即为“升仙之道”(18)。

四、海昏侯刘贺所出孔子形象解读

刘贺墓所出孔子形象与汉代其它孔子形象除了都表现了孔子外，其不同是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点：1．时间不同。刘贺死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而其它孔子形象最早为元帝时期的微山县画像石墓。

2．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刘贺墓中的孔子与弟子是以肖像画和传记的形式出现，而其它的孔子形象是以壁画和浮雕或浅浮雕的故事画形式表现。

3．载体不同。刘贺墓中的孔子出现在衣镜的镜框上，是死者生前常用喜爱之物品，死后随葬在墓葬主槨室内的重要位置。其它的孔子形象都是出现在墓葬壁画或画像石上，是构成墓葬本体的一部分。

4．所有者不同。刘贺曾是西汉的第九位皇帝，也曾位列诸侯王和列侯，地位尊崇高贵。而其它出土孔子形象的墓主人目前所知地位最高者为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护乌桓校尉，是两千石的官吏，其他人也都是中下层的官吏和贵族。

以上几点不同是解读刘贺墓中孔子形象的关键。根据汉书艺文志等文献记载，在战国及西汉早期出现的孔子形象都是孔子或孔子与弟子图，而到了元帝之后出现的孔子形象却变成了“孔子礼老子图”，这一转变是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在汉代所处地位和其本身内涵变化的结果。西汉立国之后一直到文景期间，为了休养生息，一直依靠“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念，儒家学说只是在民间流行而未上升为国家精神层面。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的统治，而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独尊儒术思想，儒家学说终于走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顶端。但统治者接受儒家学说是为其加强思想统治服务的，在最高统治阶层，并不真正信任儒家学说。汉宣帝曾与时为太子的汉元帝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世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差点用“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刘钦取代元帝太子位(19)。这充分说明汉武帝后到汉宣帝时所谓独尊儒术只是利用儒家学说作为加强统治的一种包装，最高阶层对儒家学说是明褒暗贬。

但已经取得官学地位的儒家学说在宣元时期已经不可避免地扩大其影响力。宣帝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增“五经七博士”为“五经十二博士”，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和儒家学说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皇帝并不倡导，皇室子弟却原来越接受儒家思想。与海昏侯刘贺墓时代接近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等八种，其内容多属于儒家学说(19)，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趋势。元帝自身受儒学影响极深，即位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纯任德教”，尊崇儒学，重用经学之士，处理国事和政事也以经义为本。由此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

儒家学说的内容为了适应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对经文穿凿附会的解释，使得儒家学说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儒学几乎变成了儒教，儒家学说渐渐方士化，而这也是造成元帝之后谶纬之说流行的关键。随着儒家思想地位的上升，儒家学说内容的变化，孔子的形象也不断变化。在孔子生前及其死后相当长时间，孔子一直是被作为“圣人”看待，但并没有获得什么官方的认可。但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家们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当高的地位，认为他是受命的素王(20)。汉元帝即为当年就下诏：“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21)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汉平帝元始元年，又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历代皇帝封号孔子的开始。而在当时流行的纬书中，孔子已经从体貌特征、生活经历到才能禀赋都被人为的神话了(22)。这一趋势一致延续到整个东汉。

这一时代背景的变化是解释了元帝之后汉代孔子形象都以“孔子见老子”这一有某种道教含义的仪式化图像出现，而刘贺墓中的孔子形象还是人物肖像画。

刘贺在史书上留下的荒诞无道的记载，但关于其个人素质的记载极少。但通过对现有材料分析，仍然可以获知一二。刘贺自小生活在其封国昌邑，昌邑国在春秋战国为鲁地，儒学传统浓厚。刘贺老师王式为西汉大儒，通《诗》；刘贺父刘髆的太傅夏侯始昌及其族子夏侯胜都是通《尚书》的大儒，且都在昌邑国任职；昌邑中尉王吉和昌邑郎中令龚遂都是以明经为官。刘贺身边的人都是通经大儒，刘贺本人不可能不受此影响。《汉书·霍光传》记载了在刘贺被废之时的一个细节，尚书令读罢霍光等人废刘贺的奏章，皇太后下诏批准，霍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这句话原文出自《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刘贺在废立之时说出这种话妄图挽回局势只能说明他的幼稚，但至少说明刘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也说明他对儒家学说的信任，他以为在标榜“独尊儒术”的朝堂上的权臣们也会按照儒家礼仪来行事。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目前对已清理的竹简的初步释读，这些竹简记载的内容，除了日书、医书、部分祭祀礼仪等场合所用歌赋等和少数五色食胜等内容，所出典籍有《论语》、《礼记》、《孝经》、《易》等，几乎全部为儒家学说经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刘贺的儒家背景。

刘贺墓出土的衣镜上绘有西王母、东王公、白虎苍龙、玄鹤凤凰等，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元素，此类图像几乎大部分相关器物上都会有，而衣镜上主题是圣人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卜商等。

衣镜上的孔子，儒雅、内敛、谦恭，以布衣形象示人，传记记载孔子因“王道坏、礼乐废、盛德衰，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而作春秋、成六艺，是历来为人所知的圣人形象。孔子弟子形象极具个性，传记上的他们各有成就但都崇拜孔子。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刻画真实而生动，而不像“孔子礼老子图”固定而刻板。人物的呈现以肖像画的形式表现，线条简练，人物写实，比较同时期的绘画，如各种墓葬壁画或马王堆汉墓所出帛画，风格大不一样，而且技艺也十分高超，显然不是一般的匠人所绘。其载体也较为特殊，为衣镜的镜框，为刘贺生前实用器，刘贺几乎天天都要面对这些圣贤，与汉代其它孔子形象出现的墓葬壁画或画像石大相径庭，其表达的内涵肯定也不一样，是刘贺生前的生活行为的表现，而不是死后希望达到的效果。

圣人与弟子出现在衣镜上的作用，衣镜赋已作了很好的解答：“临观其意兮不亦康，□气和平兮顺阴阳。”也许，刘贺在废除帝位之后，通过阅读儒家典籍，时常瞻仰衣镜上的孔子像，学习其偶像孔子在逆境中的修为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

五、余论

刘贺墓中出土衣镜上出现孔子的形象，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象，它在刘贺墓中出现是当时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想的体现，但更多的是刘贺个人倾向的选择。

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了上百板的木牍，内容大部分是签牌和奏牍，但有一版木牍的内容十分特殊，是抄写的《论语》（图二四）。墓中出土竹简上的儒家经典抄写都十分规整拘束，应该是专门抄手抄写的，这一版木牍的书写则十分率性随意，文字接近章草，与其它竹简和木牍文字不同，如果猜测不错，这是刘贺本人所书写，应该是刘贺读书时随手做的笔记。刘贺被监视居住，无以自娱，只能读写儒家经典打发时间。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作为刘贺的个人注解。

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在社会上引起了加大的关注，已有相当多的文章对刘贺墓、刘贺本人及刘贺墓所出孔子形象进行研究，对史书上记载的刘贺形象是否正确有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史书上关于刘贺记载；对刘贺墓中出土的孔子形象也有各种解读，有学者认为是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统治思想意识的文物标志，也有人认为是刘贺自保的手段，还有人认为是刘贺“图史自镜”(23)。我们也认为利用考古材料来判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谨慎，需要详加论证。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虽然并还没有发现可以直接与帝位废立相关的材料，但通过研究它们可以更真实的还原刘贺本人。《汉书·武五子列传》记载刘贺被封为海昏侯后，曾与故太守卒孙万世交通，并交流废立之时政策失误及可能王豫章等事，结果被“削户三千”；《水经注·赣水》条也记载：“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之慨口。”(24)从刘贺的这些行事作风看，并不像一个被软禁监视居住应该小心谨慎的废帝，可见刘贺所为都是出于其本心和个人的性格修为，刘贺墓及其随葬物是其真实生活状态的体现。

图二四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书牍图

刘贺墓出土衣镜上的孔子像是最早的孔子像，也是唯一的一份早期孔子肖像，其本身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对绘画史和工艺史研究、在孔子和儒学研究上、对西汉中期的历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注释：

10.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第47页，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11. 李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考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12. 14. 邢千里：《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研究》，山东大学考古系博士毕业论文，2010年。

13. 李卫星：《略谈儒家思想对山东汉画像石的影响》，《汉画学术文集》，第170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15. 缪哲：《孔子师老子》，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

16. 赤银中：《老子会见孔子汉画像的文化意蕴》，《中国道教》2002年第4期。

17. 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文史哲》2011年第2期。

18.《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2005年。

19.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