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德政”指好的政令或政绩。
《左传·隐公十一年》云：“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郑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这是有身份有威望的君子评价郑庄公的话。大意是说，郑伯的过失，在于既无有效的政令引导，又无威严的刑罚规范，以致大臣不睦，发生了公孙阏在背后射杀了颍考叔的事情。庄公明知是公孙阏所为，但因其是有名的貌美俊男，深得宠幸，竟然不追究，而只是让军士们骂街，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
“德”之本义是“登”，即“登高”之“登”；音“得”，于是，“德”有了“得”之义。
古人认为，自然规律是“道”。“道”赋予万物的特性，是“德”，也是“得”——由“道”而“得”。所以，“德”与“道”不可分，是“道”之体现。
这种关系，老子表述得最清楚。其曰：“道生之，德蓄之，物行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可知，“德政”，也就是“尊道”，即符合规律之政令和政绩。
后来，“德”义被引申，有了“人伦道理”之含义，这是常说的“道德”含义；再引申，又有了“恩惠”之义，如《尚书·盘庚》：“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
“德”这种“恩惠”的含义，专用于君王。
那么，秦穆公是不是始终“恩惠”于民，可以用“德”来评价呢？事实上不是。
秦穆公
从周孝王赐居犬丘之秦非子嬴姓，“且分土为附庸”算起，到秦始皇，秦国共三十八君。秦穆公为第十五君，周惠王十八年（前659年）登基，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年）薨逝，在位39年。年头不短，但也不是最长。他之前的秦庄公在位四十四年，秦文公在位五十年；他之后的秦景公在位四十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这四人都比秦穆公当秦国君的时间长。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的《秦本纪》里，对秦穆公是记述最详细的一个。如果对三十八个秦国君的记述算为“十”，穆公“十占其三”，将近占了三分之一篇幅。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秦穆公留下来的记载比其他君王更为详细；二是司马迁对秦穆公“情有独钟”。
很可能两种因素都有，但第二种可能是更主要的。
秦穆公在位期间，确实干了不少事情，但他对秦国事业，前大不过“襄公将兵救周”、文公伐戎疆域至岐；后大不过孝公变法革新、惠文南讨西征。
司马迁也承认，秦皇之前的六代秦王功绩最大，于是引用了贾谊《过秦论》的话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然而，他对“六世”秦王的记述，加起来都不如穆公多，很可能困于资料匮乏。
秦始皇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实施的是从秦孝公开始的商鞅变法之政，有细节上的调整补充，并无大的改变，而且，从目前所发现的秦简看，秦在统一前和统一后，行政司法管理逐渐向注重细节和“人性化”发展。
秦为何统一了十五年便灭亡了，是一个综合复杂原因引起的单一结果，简单地归结为“暴政”所致，未免过于武断。
汉承秦制。
西汉政权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秦统一后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规制。所不同的，是在文景之治获得很好恢复成果后，汉武帝开始注重思想舆论上加强统治。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举贤良对策”中，逐渐采用了董仲舒的谏议，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董仲舒提供的，是杂糅“道”“法”“阴阳家”学说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为了证明汉王朝的合理性，突出了“暴政亡秦”论点，强调了汉帝王“奉天法古”的“德政”色彩。
道家，主张“内圣外王”。实际上，董仲舒的新“儒学”，作为汉王室的官方哲学，是在此基础上论述和强调“德政”的，其实质不过是“内法外儒”。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肯定深受老师影响。大概因此，他才不厌其烦地记述且夸耀了秦穆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