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与方国之间并没有形成殷周王朝尤其是西周时代形成的那种以宗法制为主轴的封建制国家政治结构。夏与方国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夏王国为中心、以夏后为盟主（“天子”）的、具有臣属和联盟双重关系的列国同盟关系。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因此，夏王朝对于方国诸侯的控制，主要也还是依仗武力，故夏朝建立之初，“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禹实行“家天下”，传天子之位于其子夏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夏朝末年， “诸侯多畔夏”。
对此，夏后履癸（桀）并没有采取任何政治措施以恢复和强化其对于方国的控制，而一味诉诸武力，频频发动征服战争，伐蒙山，伐有施，克有缗；诸侯商汤不履行贡职，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正因被征服或臣服于夏的方国，往往是在夏王朝武力震慑之下不得已才与夏建立臣属职贡之关系，夏王朝维系列国同盟体的主要手段是武力，而不是殷周以后的宗法封建制，因此，夏代的列国同盟体的国家政治结构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松散性、脆弱性特征。
从夏代的历史看，一旦栖息于某地区的方国势力强大到能与盟主（“天子”）对峙的时候，夏王朝的国家政权便面临瓦解的危机。夏代前期，夏后太康沉湎田猎，“盘游无度”， “娱以自纵”，不理朝政，国势由此凌夷衰落。东方的有穷氏首领后羿，便趁机代夏而立。“囚夏民以代夏政”。
少康复国、夏朝中兴以后，也并没有在政治上采取措施以对国家政治结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造。由于夏朝国家结构的矛盾性、脆弱性依然如故，以致于当强大的商国崛起后，以夏后为盟王的列国同盟体在成汤的武力进攻中倾刻解体，夏朝也由此而覆灭。
太康失国与后羿夺权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可证武观是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今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记述有一定的根据，因为时代更早的《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述了对这次叛乱的征讨：“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当为“五观”之误。
据今本《竹书纪年》启在位十六年。约略可知在启的晚年已发生了诸子争立的动乱，季子武观因此被放逐西河。后来，当继任问题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时，武观发动叛乱，效法启用暴力夺取继承权，这场权力之争几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幸而有彭伯寿率师出征西河，才平定武观的叛乱。关于西河之地望历来说法不一，较多说法是在河水之东的晋南或河水之西的陕西韩城一带，还有河南安阳附近的内黄说等。以在晋南河汾之间的可能性最大，近些年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也为晋南说提供较多的证明。
所谓“忘伯禹之命”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考察， 《尚书·皋陶谟》载关于政务的对话中禹曾提出首领人物要“慎乃在位”，安于职分，思危以图其安，不要妄动扰民，辅弼者要有德，行为合于道德规范，才能有号召力，才能得到人民支持，即所谓“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而舜则说“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额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从反面提出教训，即若像尧之子丹朱那样傲慢懒惰，终日放纵嬉戏游玩，显贵的职位就不能世代相继了。
这些记载反映了原始时代的道德规范，而自启建立夏王朝以后，逐渐抛弃了这种道德规范，毫无顾忌地“淫溢康乐”，管磬并作，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饮酒无度、游田无度，启逝世以后，太康继位，依然“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变本加厉地“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与禹所言“安汝止、惟几惟康”完全背道而驰。
太康
传说他游逸田猎毫无节制，行猎于洛水之南“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太康游田百日不归的行径，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有穷氏后羿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不准太康入国。这就是太康失邦，夏后氏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后羿代夏是夏王朝前期又一场重大的权力之争。后羿，又称夷羿，是东夷有穷部落首领，世代善射。传说尧时，羿曾“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狈㺄，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夏初，该族又出了一名善射的首领，仍袭用羿的英名，带领族人从鉏（今河南滑县东十五里）迁至穷石（今洛阳市南），伺机夺取了夏后氏的统治权，“因夏民以代夏政”，但他和太康一样“不修民事”，恃其善射而终日田猎游玩，弃贤臣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任用寒浞。
寒浞得国与少康复国
寒浞是寒国君主伯明的谗子弟，因挑拨离间，花言巧语的恶行被驱逐，后来，羿收留了他，还信任他并加以重用。得此机会，寒浞一方面“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收罗、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使羿醉心于田猎而不返。最后，当时机成熟，与后羿之妻共同谋划，在他田猎将归之时，策动家众将后羿“杀而烹之”，其子也“死于穷门”，曾为后羿所用的夏之遗臣靡逃到有鬲氏（在今山东德州市东南二十五里）之处。
从此寒浞代夏，“袭有穷之号，浞因羿之室，生浇及豷”，二子勇武善战，加紧了对夏后氏势力的追剿。
太康失国后不久死去，族人立其弟仲康，流落于洛水附近，仲康死，子相立，后相在后羿的追杀下，逃往帝丘（今河南濮阳）“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以及斟灌氏。这时斟寻已从伊洛平原迁往豫东北，斟灌氏则在今豫鲁接界处的范县北，寒浞为防止夏后相势力复兴，命浇率师“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然后封浇于过（今山东半岛，或疑在今河南太康县东南）、封豷于戈（在宋、郑间，约当今豫中偏东部），以控制东方。
当寒浞攻杀后相之时，其妻后缗东逃至鲁西南母家有仍氏之地，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牧官之长，不久，在浇的追杀下，逃奔有虞（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西南），作了掌管饮食之官——庖正。有虞之君虞思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安置在今虞城县东南的纶邑，从此获得了“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的根据地。
少康
有了方十里之地和五百人之众，少康开始谋划复国。他首先和逃亡有鬲氏的夏臣靡建立联系，收抚斟灌氏、斟寻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族人，组建、发展武装力量。然后“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传说女艾是少康之臣，被派打入浇处为间谍，季杼则是少康之子，诱杀豷等，都反映了处心积虑、以弱胜强的谋略。浇是传说“多力，能陆荡舟”的勇猛之士。
寒浞代夏，所拥有的土地、人民远多于后相，所以少康复国的军事斗争，更多使用了诡诈手段，经历很多曲折，不是轻易得胜的。《楚辞·天问》有：“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其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研究者多认为它透露出少康曾用行刺或袭击的方法除掉了浇，很可能就是女艾（或称汝艾）夜间行刺，错杀为浇缝裳的女歧，此后浇加强戒备，披上了坚甲，自以为万无一失，却还是被少康寻找到机会，利用田猎放犬逐兽，袭杀浇而断其首。进而攻灭雍、寒浞，重建了夏后氏的统治，这就是“少康中兴”。
自启杀益夺得王权，并通过甘之战挫败反对者建立夏王朝后，又经太康、仲康、相、少康等四世，约略近百年的时间，多次运用战争手段，才确立了夏后氏的统治，在这过程中，军事斗争的成败，重要原因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太康失国，是因为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寒浞代夏，是因为后羿“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寒浞灭亡是因为他“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
而少康能中兴，也在于他立足纶邑后，“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政治上重视人的因素，军事上重视谋略，这是少康能以弱胜强、重建夏后氏统治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