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熊之荆，在千阳之楚山、楚水。鬻熊落有《鬻子》一书，虽说为战国时人所假托，但必有所依据，其中多少还含有鬻子的原语。可见荆楚这时的文化已很发达，他于商末即纣王时，已被周文王封为楚子，可说是荆楚立国之始，即今陕西商县的楚山和楚水之间，应为荆楚的第一次建都。
这里距岐山不太远，才能参加周举行的歧阳诸侯盟公。《国语·晋语八》称：“周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苞茅，设望表，与鲜卑守嫁，故不与盟。”与周原甲文所载的微人、楚人向周献廷燎器材相符。
因为荆楚为祝融氏之后，世掌火正，掌握了用火技术，所以周王派他守燎火，也就没有时间参加歃血盟会。
这次盟会应是周武王会诸侯于歧阳以伐纣的时候，不应是成王，武成二字易混误，到成王时已定都镐京，不必再向西退回到歧阳去开盟会，可能系《国语》误武王为成王。如果楚人那时住在遥远的丹阳（不论是湖北的丹阳或河南的丹阳），是不能到此参加盟会的。
何况参加盟会的彭、羌、卢、巴、蜀、庸、濮及鲜卑都在今陕西及陇东一带，即岐山附近，没有一个部落是远方的。而且这些部落都是戎夏系统诸部族，他们与东夷族商人是世代的仇敌。所以，歧阳之会，实是戎夏部落大联盟，准备向以商为首的东夷族宣战复仇的誓师大会。有些人把楚说是起源于湖北当阳，或来自苗蛮，或来自东夷及安徽，都是缺乏证据的。
周灭商以后，楚因商县群山重叠，平地狭小，不利于发展,为了扩大地盘，楚更沿丹水东西下，到今河南南阳淅川县南的丹水之北，即“丹水之阳”，亦即淅水汇入丹水附近之处。这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北面和西面有群山屏障，可防周的袭击，楚才正式在这里筑城，命名为丹阳城，是为楚的第二次迁都。
丹水流域，在商县至商南之北，分布着丹霞地貌，《水经注》说：“丹水有丹崖山，山悉颧壁，霞举若红。”《读史方舆纪要》商州说：“丹崖山在州南，山皆赤壁，亦日红崖山。”为红壤土，每山洪暴发，河水带红色，故名丹水，又名粉青江。
在今淅川县西南五十里的下寺，有龙城故址，曾发现有春秋楚墓群，多为贵族之墓，中有令尹子庚之基，系由江陵归葬于此，亦可证丹阳正曾为楚都，故楚人死后不忘祖居之地，必归葬于此。这和姜太公封于齐，之后五代人死后，还远从山东临淄一带归葬到岐山祖居之地，是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所规定的。今龙城已为丹江水库所淹没，遗址中多西周及春秋、战国的陶片、陶瓦。由此可证楚国仍以丹朱故城及朝邑丹阳洞为名，称为丹阳，建为国都。
又据《史记·楚世家》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并命他“镇尔南方，无侵中国。”使楚国成为周朝南疆屏藩，以防御苗蛮的侵扰。
据《礼记·王制》说：“子男田方五十里。”当时楚地“土不过同”。按：鬻熊与周文王同时，那么，他的曾孙熊绎，应是周成王以后的人。《史记》所说居丹阳就是丹淅之会的丹阳。
周公
《鲁世家》及《蒙恬列传》均说周公曾遭兄弟之忌，奔避于楚，当即在丹阳一带，绝不会远在湖北丹阳，也可证楚都丹阳不在湖北，而在陕豫之地，近于镐京。到了鬻熊以后，可能不断受到周国之逼，便和附近一部分南蛮族南渡汉水，进入睢山，就是《墨子·非攻篇》所说的“楚熊丽始封睢山之间。”孙诒让说：“睢山，即江汉沮漳之沮。”
梁玉绳曰：“丽是绎祖，睢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熊丽可能为熊绎之误，熊丽至其孙熊绎，这时尚处于丹阳，不可能已迁至睢山，史有明文记载熊绎封丹阳，又迁荆山之事，熊绎又把以前荆山之名来代替睢山。谭戒甫指出：周武王死后， “本来熊绎因邻国关系必曾参预管叔等的密谋，但勉强加入，心已摇动，及周公举行讨伐，首恶已逃，楚即投降了。熊绎还为伯懋父去说服微国其功很大，故赐以白马，用赐光宠。”这当在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役俱事成王。”
后来他回到封地丹阳，被霍叔煽动而参与叛乱的。管叔、霍叔等叛乱失败后，熊绎虽然投降了周朝，但仍感到受周的威胁，所以只得南渡汉水迁入荆山，荆山的中心地点在今湖北保康县一带，就是《禹贡》的“荆及衡阳惟荆州”的南条荆山，是为荆楚的第三次迁都。
自荆山之名替代了睢山之后，以致后来睢山之名不为人所知，只有发源于睢山南麓的一条河，至今仍叫沮河。（睢、沮古通用）而荆山的名称，由于荆楚建国于此而致富强，却一直闻名于世，并被用来命名荆州，以代表南方的称呼。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南阳的确是楚国发源地，并且楚国的都城在南阳。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杜预注云：“在新城沶乡，为今湖北保康县境”，而俞伟超认为“熊绎的‘辟在荆山’不会在今保康一带的高峰处，而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今当阳县东一带，这样丹阳就有可能在此附近。”保康一带的高峰处正是楚凭险固守，赖以抗击强大周国的侵犯的要地，当阳位于平原上，距荆山远在三百多里以上，决非事实。故《楚辞·天问》云：“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楚自武王始大，故日荆勋。说明楚从此已有长攻武器，使兵力大大加强而立功勋。楚人的发奋图强，一面开辟草莱，一面练武改用精良武器，都是为了防范周朝的讨伐。果然，周昭王、周穆王时，便多次亲征荆楚，“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十九年，祭公、辛伯从王伐楚……丧六师于汉。”周昭王也淹死在汉水。
据此，周昭王伐楚，溺于汉水则是事实。这次楚国依仗险要的大川崇岭、丛莽烟瘴和举国的临危同心之力，战胜了强大的周王朝， 自此楚国势蒸蒸日上。
大保簋
《大保簋》：“王伐录子。”《矢令㲃》 ：“佳王于伐楚伯，在炎。”《禽㲃》：“王伐楚侯。”据刘节考证，均为周昭王、周穆王时所作之器，“其所指荆楚在江汉之区。”金文中称楚伯、楚侯，可能为周王朝因荆楚势力强盛，征讨时不得手，才不得已提高爵位来封荆楚的首领，由子爵提升为伯爵，再升为侯爵，加以笼络羁縻，足见荆楚势力的逐渐增强。周王朝由周公所制的《周礼》，制度严明，绝不会误予尊称，只是古史简略，缺于记载罢了。
周昭王之子穆王，为了雪先王之耻，又大举伐楚， 《通鉴外纪》载周穆王三十七年（前965年）， “王起六师，至于九江，伐楚。”《艺文类聚》卷九桥部引：“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比鼋鼍为梁。”这批大军迫使楚人屈服，只得向周王朝进贡。
由于西周后期周王朝的腐败衰弱，楚于是脱离周的属国地位而独立，到熊绎孙熊胆遂称王号，以示与周决裂。
至于楚于何时自荆山迁于枝江的丹阳，据《史记集解》云：“徐广曰： “在南郡枝江县。”《后汉书·郡国志》：“南郡枝江有丹阳聚。”《通典》：“枝江县，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亦日丹阳。”
其实，中间徙都，应由丹淅之丹阳迁荆山，再迁至今枝江的丹阳，仍以淅川的丹阳来命名，此地在原枝江县境， 1974年后，才划属当阳县，现在季家湖这一带发现有春秋墓葬及古城遗址，有众多的陶片、筒瓦广泛分布着。
1978年，在季家湖发现一座面积约2.2平方公里的楚城，这座楚城的兴建年代为东周，要比纪南城早，城址内出土过春秋中期的属于宫殿建筑上使用的青铜色饰构件。城外四周有许多楚墓群，其中高大的冢基堆举目可见。
楚人从荆山然后沿着土地肥沃的沮漳河两岸由西向东、由山地向平原发展，在今当阳、枝江平原定居下来。所以被称为“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楚国迁到沮漳河下游的丹阳，就是选择这个有利的环境条件，是为楚国的第四次迁都。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南阳的确是楚国发源地，并且楚国的都城在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