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吴王寿梦以来，吴国在会盟中的活动始见于《左传》。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最主要的外交活动和手段，就是会盟。会盟虽然不是直接的兵刃交锋，但是它却对战争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会盟可以暂时停止纷争，如弭兵之盟。但当会盟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引发战争。战争结束时，盟主仍然会举行会盟，以达成协议。也正因如此，成为盟主的国家便有了话语权。
春秋时期战争频仍，且周天子王权旁落，由诸侯争先会盟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端倪。从这些会盟中，也可以观察出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诸侯会盟
吴、楚两国在春秋时期早期，也是有和平共处的记录的。在齐、楚争霸时期，他们共同与齐国为敌，《管子》中有吴国人伐榖的记载。
齐桓公五年，吴国人曾偷袭齐国榖城，为了恐吓吴国，并让他们停止进攻，齐桓公曾攻打到吴国，占据瓜分了吴国一半的土地。
从此吴国成为楚国的附庸。《左传》云：“楚灭舒蓼，盟吴、越而还。”楚国灭掉了舒蓼国。楚庄王有逐鹿中原、称霸于诸侯的企图，他先拉拢了东边的小国，以南方为势力据点，集结南方之力与北方的晋国集团对抗。舒蓼不服楚国，楚国灭之，并往更东方与吴、越结盟，楚庄王一方面巩固着南方的局势，另一面则讨伐陈国，为中原霸业布局。
由此可见，这段时期由于楚庄王称霸，所以楚强吴弱的形势是十分明朗的。直到晋国向吴国提供军事援助，才一扫吴国以往卑微弱小的形象，局势也为之改观。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鲁成公七年，申公巫臣因为一己私怨，奔逃至晋国，并且心存报复，遂经过晋景公同意出使吴国，打破了吴楚联盟。晋国采取联吴制楚之策略，自此“蛮夷属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
晋、吴两国的地理位置距离遥远，如果他们之间要联系，必然要打通莒国。成公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入吴，假道于莒，作为两国交通的要道。
在申公巫臣的一连串规划下，晋国开始邀请吴国参加会盟。正因如此，才有了“蒲地之盟”。在成公九年，晋国将鲁国的“汶阳之田”交给齐国，“诸侯二于晋”。晋人害怕这种情势持续发展，便开启了“蒲地之盟”，以寻“马陵之盟”。
从季文子与范文子的对话——“德则不竞，寻盟何为？”中可以看出，这一次“蒲地之盟”以失败而告终。晋国虽然邀请吴国加盟，然而，吴国却没有参与。
《东周列国·春秋篇》楚庄王剧照
晋国方面并未放弃，于是在成公十五年开启了“钟离之盟”，终于“始通吴也”。但是这一次会盟并非是君主会盟，可见会盟的等级并不高。
晋国十分看重吴国扰楚的功效，于襄公三年举行“鸡泽之盟”，并且又向吴国发出了邀请。晋国看到了吴国的实力，因为这一年春天楚国主动出击伐吴，但最终吴军不仅击败了楚军，还占领了楚国城邑。然而，同年夏天晋国会盟于鸡泽，吴国又没来。
“蒲地之盟”和“鸡泽之盟”，吴国两次都没有来，中间的“钟离之盟”也不是高级别的会盟，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吴国，他们对中原诸侯国和外交事务仍旧没有信心，他们也无法判断如果依附晋国是否会影响自身的权益。而中原诸侯们因为吴国地处蛮夷之地，就草率地认为吴国是蛮夷之邦，他们对吴国也不重视。
但晋国却心如明镜，他们知道吴国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断地派遣使者与吴国交好，数次邀请吴国会盟。
《吴越春秋》云：“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此事展现出吴国对外交方面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因此才提拔狐庸的官位。我们都知道，狐庸是晋国申公巫臣的儿子，由此可以看出吴国联合晋国的念头，在进一步地加深。
襄公十年，晋国举行“柤地之盟”。这一次，吴王寿梦亲自出马，他想借此机会了解目前吴国在诸侯眼中的地位。吴王寿梦在位的倒数第二年，还在为吴国进行外交方面的努力。两年之后，吴王寿梦就去世了，他“临于周庙”。
《春秋左氏传》
《左传》中记载：“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迩庙。”
这就证明了吴国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不容抹去，吴国更有谦让不居位的美名，虽然他们曾被视为蛮夷，但仍然有王族后代的血统优势。
吴王寿梦的外交计划，让中原诸侯们从根本上接纳了吴国，也开始重视吴国。他也是《左传》中记载的唯一一位“临于周庙”的吴王。吴王寿梦亲自参与“柤地之盟”，成就了“临于周庙”这件大事，提醒后世子孙不忘其本，更看出吴国企图融合中原、与诸侯协调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