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却甘愿以农民自居；他受过高等教育，却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宋庆龄称赞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讴歌他“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东南联合大学校长美国人布莱恩·库朋也评价他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
这个人，就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杰出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就体现出了用教育开发民智的思想。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在金陵大学毕业后，陶行知去美国留学，拜于大教育家、大哲学家杜威门下，研究现代教育。三年后，在回国的轮船上，同学们都在畅谈回国后的人生目标，五花八门，众说纷纭，而陶行知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回国后，正赶上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众多的文化界名人纷纷占领高等学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唯独陶行知放弃了扬名立万的机会，毅然投身于最广大的农村，并立下宏愿：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为了普及平民教育，陶行知亲自编写了两本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全国各地，义务教广大的农民兄弟识字，并免费赠送这两本教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的人要教会身边的两个人识字。
经过数年的努力，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农民的识字率一下子上升了二三十个百分点，结果被无耻的教育部当成了自己的政绩大肆宣扬。
1927年，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
在开业典礼上，挂着一副陶行知亲自撰写的对联：“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功夫。”明白晓畅地表达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因陶行知的巨大影响力，来学校报名的孩子们成千上万，学校的桌椅都不够用了，陶行知便请了一位木匠师傅来做凳子。这位木匠师傅刚准备好工具要干活，陶行知突然对他说：“师傅，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师傅一愣，不叫我做凳子那叫我来干什么？陶行知接着说：“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你教会一个学生做凳子，就给你一份工钱，如果都教不会，就算你把凳子全部做好了，也一分钱没有。”木匠师傅一听是这么回事，也觉得新鲜，就答应了。陶行知又说：“你教学生们做凳子，学生们也得教你文化知识，看看谁教得好，谁学得快。”
就这样，学生们一边跟着木匠师傅学做凳子，一边教他学习文化知识，几天下来，不但全校的凳子都做好了，学生们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的理解，一举两得。
陶行知还有一个著名的“四块糖”的教育故事。
那天，一个学生在打班上的另一个学生，陶行知发现后，马上制止了他，并让他放学后去校长办公室。
放学后，陶行知来到办公室，发现那个学生已经在那里了，就从兜里掏出一块糖，说：“这是奖励你的第一块糖，因为你按时来了。”
学生一愣，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也接过了糖。这时，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是奖励你的第二块糖，因为当时我制止你的时候，你很听话，马上就住手了。”
学生有点不好意思。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是奖励你的第三块糖，我调查过了，你打那个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同学，你是见义勇为。”
学生低着头说：“校长，是我错了，我打人终归是不对的。”陶行知又掏出第四块糖，说：“这是奖励你的第四块糖，因为你知错就改。”
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观，所谓“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学习不光是坐在教室里看书写字，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学问，只要用心去学，就会有所成就。
陶行知曾有名言：“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确实，他为了办好晓庄师范学校，把全身心、全部家产都投了进去。有一次，他以前的学生高缨去找他，想让他带自己去学校图书馆借本书。当时陶行知正光着膀子在地里干活，高缨向他说明来意，陶行知犹豫了一下，说：“现在不行，你等会儿吧。”高缨以为老师不同意，就闷闷不乐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陶行知穿着一件半旧的衬衫找来了，告诉他可以去了。后来高缨才知道，陶行知当时没有答应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只有一件衬衫，刚洗了还没干，自然不能光着膀子出去。
高缨知道后非常感动，就给老师买了一件衬衫，但陶行知没有收，而是让他把衬衫退回去，用这些钱买了几件教学用品。
在美国留学时，陶行知曾拜杜威为师，在杜威门下，还有一位大名人，就是胡适。但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同学，陶行知却很看不惯，认为他处处标榜西方那一套价值观，对中国的实际问题作用不大。
胡适曾写过一篇《我们走哪条路》，对当时中国的前途做了细致的分析，影响极大。但陶行知不以为然，评价说：“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还作了一首打油诗：“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其实胡适的思想对中国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现在文化界有个公认的说法，就是“鲁迅是药，胡适是饭”，治病救人离不开药，但要想生活下去，同样也离不开饭。陶行知对胡适冷嘲热讽，实际上并没有个人恩怨，而是教育理念的不同。陶行知曾写过一首《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妄图实行独裁，并派人暗杀了民盟重要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身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陶行知极为愤慨，严厉谴责国民党的不法行为。国民党特务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目标，连周恩来也专门派秘书去劝他躲一躲，但陶行知毫不畏惧，声称：“我等着第三枪！”并对学生们说：“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不过，陶行知虽然没有遭受特务的暗杀，但因为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25日不幸病逝，离闻一多被暗杀，仅仅隔了1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