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一仗击败商朝，对两大战机的把握确实非常关键：
第一，“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在牧野之战前，商纣王曾两次投入大量国力人力远征东南的外族东夷，虽然获胜凯旋，但也元气大伤；周武王抓住这个时机，在商朝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它致命一击；
第二，“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说，在牧野之战前，周人正面临一场大型饥荒，而攻克殷都后形势大为好转。这极有可能在告诉我们，周武王抓住了周人对饥饿的恐惧，调动他们以抢粮食为目的攻打商朝，才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政权间的更迭本就是押上国运的赌博，寻找最好的战机、减少己方的代价，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当初成汤灭夏，也是抓住了““夏德日衰””、曾经的邦国离心离德的机会，并且还利用宗教力量制造舆论、充分调动人们对夏王朝的反感，最终才扭转双方实力对比、达成了以弱胜强的壮举。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因此，手段是否冠冕堂皇往往并不为人们关注，只要结果光明，过程的合理性自然随之呼之欲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朝取代夏朝、周朝灭掉商朝，之所以都被后世肯定，主要是因为这些更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子受
以商朝的灭亡为例，这一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商纣王（帝辛）本人的一些做法只是加快了这一过程，制度、文化、经济方面的问题才是主因。
我们常说商“王朝”，但这个政权的组织架构跟后世的封建王朝完全是两码事。
它并不是个组织严密、结构分明的政权，而是由无数个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其中，“商人”这一群体被所有部落公认为当之无愧的老大，天下的共主自然就是商王。
商王室所在的地方，就是商朝的都城（被称为“大邑商”）。这个都城在六百年里迁徙了六次，但大致范围一直集中于如今的河南省与山东省西部；其中最后的270年里都固定在殷地，也就是近代在安阳发现的殷墟。
在商王室所在的都城之外，中原的广袤土地被大大小小的部落占据，他们中有的是商王朝分封出去的宗室或者功臣，有的是被商王朝用武力打得顺从，当然也有些出于识时务而主动归顺。这些所有的部落，都是商王朝的“诸侯”。
商朝势力范围
但这些诸侯对商王朝并不都是忠心耿耿的。
其中那些由商王室分出去的部落，或者已经被他们同化的部族，都被统称为“商人”，他们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差不多，凝聚力较强；
而其他那些距离较远、跟商人在血缘上区别略大的，受商王室影响较小，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他们对商王室并不是随时都俯首帖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位于中原西边的周人。
但不管关系亲疏远近，这些诸侯在理论上都受商王的指挥、控制；当然这一关系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时不时会出现翻脸的情况，最终的解决办法基本只有一个字：打。
这是对内。对外方面，在周边还存在着一些在文明上更为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时不时袭扰商王室以及旗下的诸侯，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西北边的鬼方，在大部分时期，商朝的对外作战都是针对这个敌人。此外，在东南边还散布着东夷（夷方）等部族。
子昭
基于上述复杂情况，注定了商王朝的统治不可能安稳。虽然它持续了六百年，但其间经历了多次兴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在前13世纪的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国力基本上处于逐渐下滑的态势，控制力空前减弱，在帝辛（即商纣王）时期达到极致。至于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第一，战争消耗了商朝的国力，周人则趁机崛起。
周人兴起于泾、渭流域，曾长期与鬼方交战，后来迁徙到土地肥沃的岐山地区，逐渐开始繁盛。在后期，他们与商王室保持着通婚的关系，全面吸收了中原文明。
在商朝晚期，帝辛即位。据称他“孔武有力，天资聪颖”，但为人过于刚愎自用、自视过高。他执政期间，一改以往商王朝主要对西北用兵的惯例，集中精力对付东南的夷方，曾两次组织兵力镇压这一部族的叛乱。对于西边逐渐强大的周人，则大体采取羁縻的手段笼络，甚至将其首领姬历、姬昌封为西伯，即西边的诸侯之长。
但周人却有着入主中原的企图，姬昌在位期间，趁着商纣王无暇西顾，连续吞掉了四个诸侯国，实力进一步加强。此外，由于商王室国力逐渐消耗，大量诸侯国逐渐脱离其控制，转而向蒸蒸日上的周人示好。《论语》称，周文王姬昌时期，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已经具备了挑战商王室这一曾经霸主的实力。
第二，除了对外战争外，商人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是商朝灭亡的主因。
子受
对于商纣王的罪名，史书中有一句人尽皆知的一条：“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就是说他生活奢靡、贪好酒色。
但这其实不是商纣王一个人的问题，整个商朝统治集团（乃至各个阶层）都存在着生活奢靡、酗酒成风的毛病。
在武丁之后，商朝的统治者“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他们沉迷于饮酒享乐，对国家大小事务并不怎么上心。再加上他们一向迷信鬼神，“好事鬼神，钟鸣鼎食”，消耗在祭祀上的财富不计其数，使原本就日渐颓败的国力越发吃紧。
上行下效，到了商朝晚期，奢靡放纵的生活习气几乎扩散到全体商人部族，他们酗酒成风。从大量的考古发现来看，酒器确实是殷商墓葬的主要陪葬品；大盂鼎铭文上甚至直接：“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即：殷之所以被击败，是因为他们的王室以及诸侯都酗酒成性。
喝酒误事，古往今来都值得人们警惕。
当然了，商纣王种种错误决策也加快了商朝的灭亡。在这一方面，他跟后来的隋炀帝有些相似：智商极高，但情商堪忧。司马迁说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是嫉妒臣子的才能，不但不听谏言，甚至对大臣极尽摧残排挤之能事。
他缺乏对局面的准确判断。比如，周人曾投其所好，献上了“美女奇物善马”，不仅解救了周文王，甚至还获得了象征天子权力的弓矢斧钺，几乎由此得到了攻打其他诸侯国的官方权力。
当然了，商纣王的这些罪名也许是后世的“欲加之罪”，但他未能对周人的野心与势头保持警惕，反而将精力转向东夷，无疑是一项重大失策。至于商朝国力的衰退、风气的颓败，则是任何古代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回避的必然结局，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推到重来，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