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晚期，车马随葬制度开始走向衰落，
车马遗迹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墓葬中使用车马模型的数量增加，暗示着车马埋葬制度的剧烈变化
，明器类车马逐渐取代真车真马。
那么春秋秦与战国中晚期车马器有什么不同呢？又代表了什么？
一、材质不同
战国中晚期秦车以平凉庙庄M6、M7的随葬车和秦始皇陵铜车马为代表。平凉庙庄一号车同样使用髹漆的方法装饰车辆，整个轮牙髹黑红漆，牙的外圈是一周红色漆，内圈是黑色漆，并且在辐条近牙处包嵌白色皮革带一周，用来减震。与春秋秦车不同的是，
平凉庙庄一号车出现了铁质车器，春秋秦车髹漆饰毂，而平凉庙庄重新使用金属毂饰，只是材质不再是铜，而是铁。
辖孔中也不再插铜车辖而是铁丝和皮条；毂的内端出现了新的车器——铁锏；轴头两端发现飞軨。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是战国中晚期秦车工艺的代表和巅峰之作
，虽然是明器车马，但与真车基本无异，保存状况远胜木车，对相关研究给予了很大便利性。
二、轮毂结构、辀与衡
一号车的轮轴上附银质軎、辖，軎有斜坡形的厚沿，两端各系挂一件铜飞軨，飞軨通体涂朱红色；辖为羊首形。
曳引部分的辀与衡。
衡的末端各套一银质套管，与辀交叉处有一半环形银质钮，与毛家坪车衡中部伸出的䩞环应是同类器物。轭首套一银冒，轭足各套一银质钩。
承载部分的车舆结构
舆前有轼，后有敞口车门。
车的前軨上栏与车轼之间有一弧形掩板
，使车舆前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掩板中部有两根上下纵行的条带，在条带与掩板上下边栏的交点处，以及掩板上边栏的顶点处分别钉了一枚银泡钉。
相似的是毛家坪的车轼前也有排列4枚铜泡的现象，二者的功能可能也是相似的。
前軨左侧上部装有银质的承弓器两件，上承铜弩
。舆内右侧用铜链条悬挂一铜方壶，中部悬铜箭箙，箭箙内装有铜箭。
轼前中部装有爪状系辔的觼，轼后中部系两条带状绥，
供上车时抓扶；舆内中部立伞，四周舆板上都饰有精美的彩绘，颜色多样，纹饰丰富。三、系驾部分的鞁具和挽具
马的头部带着金银管和节约串联而成的络头，
络头上连有衔、镳、橛，额部饰金当卢，额上立纛，颈部套璎环，下悬璎珞
，腰腹部束扎一条宽带，马尾也束扎起来，尾末连一长带。服马腰腹部的宽带上还连接一横丁字形铜饰件，为胁驱，还发现了用于止车的轫和车撑。
与春秋时期的秦车相比，战国中晚期的车在辖、軎这些基础功能性构件上区别不大，车衡饰简化，仅留衡末端的帽饰，
车舆部件的组合更加精巧，舆前安装的觼，收束了需要固定的辔绳
，前軨左侧上部的承弓器使弓弩的放置和拿取都相当方便。
舆内空间的安排也更为合理，
箭箙可以悬挂在舆内前部的封闭空间处，另外还增设了一些人性化的器件
，比如轼后中部固系的两条带状绥，方便乘客从后部登车。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晚期的秦车更加重视用漆艺装饰车辆，马匹身上的装饰物也丰满起来。
不管平凉庙庄的陪葬车还是秦始皇陵铜车马，车辆表面都有精心设计的漆绘，包括轮牙内外，
与春秋时期的漆饰相比，纹饰主题不仅有传统的兽面、动物纹等
，还用线条迂回勾折构成小区块的几何纹。
或用曲线勾连组成飘逸的流云，小区块不断重复平铺，形成繁复规律的美感
；色彩上也不局限于黑底红彩，增加了蓝色、绿色、白色等多种色彩，用色大胆，搭配和谐，给人以饱满绚丽的视觉感受。
春秋秦与东方列国车马器的异同周式车马器在春秋时期开始衰落，随之而来的是
各诸侯国车马器多元化、区域化的展现
。这一时期，无论秦国还是其他诸侯国，车马器的种类都大幅度减少，只留下基本的镳、衔、軎、辖、节约等必要的外饰件，不过也有一些区别。
三、饰和彩绘
首先春秋时期的秦车已经完全不使用毂饰、杌饰
，而是在车毂上髹漆，而其他列国的车子上仍有使用。其次春秋秦车的车衡上有兽面形的衡内（外）饰，而其他列国的衡上一般只见衡末饰，少见这种兽面牌饰，衡上饰兽面的做法或许是秦人吸收周文化的一种表现。
而且秦车彩绘纹饰对动物纹的喜爱，不在其他列国的车舆彩绘中发现，
动物纹样的频繁使用体现了西戎文化对春秋时期秦文化的影响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车舆器用制度不像西周盛时那样统一，呈现出一些区域性特点，下文分别进行叙述。
春秋楚车：其一，仍然使用毂饰而不髹漆，且毂饰的使用并不是对称性的
。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车马坑K2四号车的车毂上，轵端（外端）有一件铜輨，插辐部有一铜軝，輨、軝之间还箍有两件铜䡅，贤端（内端）的輨、軝之间则无䡅，这种不对称性在别地未曾发现。
其二，仍然使用曲衡和曲衡饰
，淅川下寺春秋中期车马坑M36CH的两辆车、宜城罗岗战国中期车马坑M1CH四号车的车衡两端均向后弯曲呈弓形，春秋时期的秦车均为直衡。
其三，仍然使用复杂的轭饰，
如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车马坑K2四号车，且拥有独特的束腰鼓腹形的轭首饰。独特的绳带纹马衔和波浪形马镳。这些特点有些源于楚地自身的文化传统，有些则由于楚地特殊的地理环境。
春秋晋车：舆内四角的立柱顶端均有一碗形饰，这在秦地的车辆遗迹中还没有出现过
。春秋齐车：春秋时期齐地车马器遗迹较少，多见一般形制的车辖、车軎等车马器，战国早期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特色。
如十字帽状的轭首饰、内侧有宽折沿的车軎、六角扁方形的轭首饰以及L形节约，纹饰上也突出简约、整齐的云雷纹或几何纹，线条干净均匀。同时，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自己势力所及的文化小区内形成了不同的车马埋葬传统
。
在楚地，车马坑为规则的窄长形，车马横向排列，以驾乘的姿态葬于同一座坑内；
同样多见窄长形车马坑的秦地，坑内车马也同样以驾乘姿态下葬，在排列方式上却选择了纵向排列
，并且在埋葬多辆马车的情况下，坑内车辆存在明显的主次差异。
如埋葬三车的毛家坪K201、K203均以位于中间的二号车为主车，车马都覆以华美的皮制品；
与秦楚两地车马同葬的传统不同，晋文化区内的车马随葬通常分室置之
，二者间以一道隔梁作为隔断。
四、车马埋葬身份象征
与车马相关的礼仪规范不仅体现在器用制度上，在埋葬方式上也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车马随葬与否与墓主人的身份存在比较强的关联性，有独立附属车马坑的墓室内至少会随葬3鼎。淅川下寺M7是M8的夫妻异穴合葬墓，墓主为女性，墓内随葬2鼎，没有发现车马器，也没有单独设置车马坑。
这或许能够说明3鼎以上级别的男性墓主人才有资格设置独立的车马坑。同时
车马随葬的数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与墓主随葬的铜鼎数、墓室规模相对照，可以作为墓主等级的佐证。
毛家坪K201中随葬3车10马，这与主墓随葬5鼎的情况是相互印证的。
但随着礼制的一步步瓦解，这种标记也逐渐弱化
，随葬车马的多寡在更多代表的是墓主财富的多寡，而不作为成文的列车制度被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车马器的原料和材质可能也是象征主人地位与财富的手段，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车马器件中就有数十件金器，包括虎形金饰、方形金泡、金绳卡等。
在礼仪制度上，春秋时期的秦式车马器也反映了当礼乐制度松弛的时代潮流。
不过，这种松弛在春秋时期的秦车上体现得比较保守，并没有出现大幅度僭越的现象。
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秦式车马器是秦文化内在三种因素融合与交流的表现载体，
对它的研究有助于秦车舆制度的探索，进而理清秦文化的发展脉络，了解秦文化发展、成熟、繁荣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