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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说服力

说服力就是权力

题记:“拥有演讲才能的人会享有比伟大的国王更加持久的权力。他是这世上独立的、令人生畏的力量。”

——温斯顿·丘吉尔

1.

七岁,丘吉尔开始沉浸于摆弄一支由千把个玩偶士兵组成的小型部队。他把大量空闲时间花在这支玩具部队上,练习如何调兵遣将,进行各种战斗演习。

显赫的家族身份使丘吉尔以拉丁文交白卷的成绩进入哈罗公学。在“枯燥和苦闷”之中,丘吉尔发现这里还有一些令人喜欢的活动,例如,让学生到步枪队接受操练和射击训练。15岁前他对军事饶有兴趣,这使他爸爸伦道夫勋爵愈加相信,儿子对学术问题并无爱好,从而决定温斯顿下一步的求学目标应该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以便将来充当一名军官。于是,丘吉尔加入了哈罗公学成立的军事专修班。正如丘吉尔在哈罗的一位同窗所说,这个军事专修班被其他学生视为“笨蛋的乐园”。

天才人物,很少是靠正式教育循规蹈矩地造就的。跟许多天资卓越的人一样,丘吉尔排斥学校的课程。他一脚踢开了令他厌倦的数学、拉丁文和经典阅读。他在哈罗中学的舍监给伦道夫夫人写信汇报说:“温斯顿每况愈下。频频迟到,丢失课本,他的不守规矩已经成了规矩,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他无法克服懒惰,他就无法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说到能力,他应该居年级之首,但表现却处于末尾。”用丘吉尔父亲的话说,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学校废品”。

丘吉尔对于拉丁文和经典阅读的厌恶把他推向了英语的怀抱,对他来说,英语就像救命稻草。幸运的是,他的老师采用了富有创意的教学方法,即把句子的每个成分都用独特的色彩标识出来,帮助学生迅速地区分主语、谓语、宾语,甚至从句。领导者能够用碳来塑造钻石,把表面的失败转化为成功。丘吉尔也不例外。通过多次重复老师的语法体操,“我完全掌握了它。”他后来写道,“因此我把普通英语句子的核心结构铭刻在心,句子是一种高贵的东西。”

丘吉尔逃避日常课程,却深入研究历史,锤炼英语,自得其乐地阅读,并学习诗歌。他与军事课程的教官讨论历史和斯蒂文森、托马斯·赫胥黎及其他人的文章技巧。14岁时,他向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口授英语文章,作为交换,那个男孩为丘吉尔做拉丁文作业。

19岁,那个“笨蛋”,丘吉尔如父之愿考入皇家军事学校。就在此时此地,温斯顿无意参与了一场堪称为恶作剧的活动,却第一次公开发表意在影响一次选举的演讲。这天,温斯顿偶然来到坐落在莱斯特广场的帝国剧院。这座剧院以演出丰富的音乐戏剧歌舞节目著称,还设有酒吧和逍遥场,无论何方观众都能看到整个舞台。那一年,帝国剧院的营业执照要办理延期手续,被一位正在全力从事“清洁运动”的保守派女士起而攻之,试图关闭音乐酒吧和逍遥场并停止在观众席上售酒。这种以立法手段来支持道德革新的做法,遭到广泛社会舆论的批评——企图用法律来使人们行为检点,是不可能的。

丘吉尔虽涉世未深,但对此也深有所感,因而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他向《威斯敏斯特报》和《每日电讯报》投书,阐述为什么他认为“假装正经者”才最坏。寄给《每日电讯报》的书信未能发表,而用他姓名开头字母署名投往《威斯敏斯特报》的信中,他的观点颇有见地:“改造人性和达到更高的道德标准的惟一方法是启迪人的理智和改善人所生活的社会条件。”

189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丘吉尔便与许多军校学生一起到帝国剧院观看演出,发现酒吧正面挂起了帆布屏障,将逍遥场与观众席隔开。演出结束时,一群衣冠楚楚的男子,内中也包括丘吉尔及其同伴,一窝蜂地冲到布幔前,将其扯下。当时一家报纸报道说:“另有一位年轻人,趁手杖和雨伞横飞乱舞之机发表演讲。他说,扯下这些布幔只不过是间接表明他们要想同郡议会直接打交道。”

2.

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证明了,丘吉尔是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拯救西方世界的非凡领袖。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觉悟者和行动者、作家和演说家。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于1874年生于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率领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那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丘吉尔被美国杂志《人物》列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他从1929年到1965年,连续36年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校长。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因中风逝世,享年90岁。

当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发给丘吉尔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其理由是“因为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类价值的光辉演说”。诺贝尔奖固然是一种荣誉,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证明,一种特殊权力的证明。

正如他写于1898年的《修辞学的支柱》,总结列举了他关于演讲的早期观念,而他的中心信条非常简单:“拥有演讲才能的人会享有比伟大的国王更加持久的权力。他是这世上独立的、令人生畏的力量。”

3.

1895年,丘吉尔通过了桑赫斯特的毕业考试,正式被任命为军官。随即被分配至第四骠骑兵团,成了一名骑兵中尉。

然而,丘吉尔讨厌部队这种“思想呆板”的状态,他深感这和“军队的精神状态是一致的”。他决定系统地读一些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以改变这种僵化状态。母亲要他定一个与他专业有关的课题钻研一下,例如像“军马的供应”之类的题目,但温斯顿却认为,这种题目“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为他所受到的教育甚至包括在哈罗公学所受的教育在内,是那样具有职业化特征而懊悔莫及。他立即着手攻读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莱基的《欧洲的道德》等著作进行一番研究。

他一直坚持自学,通过阅读吉本以及麦考莱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英译本和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温斯顿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此外,他还让妈妈寄来一套《政治年鉴》,志存高远的丘吉尔着手研读《年鉴》中的19世纪议会史。《年鉴》是关于争论和党派斗争的百卷洋洋巨著,但他集中研究这27卷(他母亲只买得起这些)所讨论的主题。“《年鉴》的价值仅在于其所提供的事实,”丘吉尔写道,“对此具有广泛了解会给我装备一把利剑。麦考利、吉本、柏拉图等等可以用来训练肌肉,使利剑发挥最大的效用。”

作为一个驻扎在印度的21岁的中尉,丘吉尔在那些闷热的下午依然手不释卷。“为了避免厌倦,他一次”读好几本书。用任何标准衡量,他的阅读都称得上广泛。例如,其范围从亚里士多德直到兰恩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思想》和亚当·斯密的著作。重要的是,他的阅读始终以实际运用为目的。

就在丘吉尔成为中尉10个月后,他终于来到古巴,接受了炮火的洗礼。和他并肩作战的官兵都带着枪和剑,而他还带着笔。他利用业余时间给《每日纪事报》撰稿,还赚得了一些零花钱。

丘吉尔开始琢磨要从广泛的军事经历中获取政治上的好处,接受勋章就实际表明了这一点。他意识到,新闻工作不仅是生财之道,有助于弥补亏空,而且还能使自己为公众所注目,甚至会出风头而扬名。他向《每日纪事报》建议,要求担任该报的特派记者,到克里特岛采访。那时该岛的居民正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但《每日纪事报》并不打算为一名特派记者支付所需的费用。几个月后,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军事行动时,丘吉尔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同时,他还应邀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发送通讯稿。

1897年,丘吉尔得到了一个例行休假,他急匆匆地赶回伦敦,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秘书们进行磋商,以便安排他将在樱草会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政治演讲。而且,丘吉尔事先把底稿寄给了伦敦报界,免得这次演讲遭到忽视,这种作法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

事实证明,丘吉尔明智地宣传了自己初出茅庐的努力。他的演讲吸引了《每日邮报》的注意,后者为做一个有关未来领导者的系列报道而对他进行了访谈,然后有先见之明地写道,他具有的素质“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受欢迎的领导者,一个伟大的记者,或者一个伟大的宣传事业的创始人,这些任他选择。”

1905年末,丘吉尔以一名地位较低的大臣身份投入大选斗争之中。他的演讲促成了一连串热闹激烈而拥挤不堪的集会。《曼彻斯特卫报》在投票前夕曾经这样描述:“假如丘吉尔先生能够向每一个参加他的集会的人收费一先令……在最后两个星期内,就会交上小小的红运,发一笔财。在宣布他将于明天下午3点钟在曼彻斯特煤炭交易所发表演说后,2点30分大厅里就装满了听众;另一批听众在通向大厅的楼梯上拥挤着;还有一批人只好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聆听。”

报道说,听众热情地向他欢呼,“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在曼彻斯特的政治竞争中是史无前例的”。

丘吉尔迅速成长为一个演说家,因为他认识到,演讲在他成长为政治领袖的发展过程中会扮演关键的角色。丘吉尔孜孜不倦的自学和穿插着战争的生活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力和新鲜感,这些都回响在他的演讲、著作和文章中。他的终生好友阿斯奎斯后来写道,丘吉尔薄弱的正规教育和生机勃勃的生活与伊顿公学神圣的厅堂形成了对比,“给了他一种直截了当和绝不矫饰的特质,这恰恰是他的同仁们所缺乏的。”她写道,“对丘吉尔来说,太阳下的一切都像创世纪的第一天一样,新鲜生动,前所未见,值得赞美。”丘吉尔既不惧怕日常的直率谈话,也不害怕巨大的转折。“在他的雄辩中没有矫饰、浮夸或虚伪的东西。这是他天生的风格。”

1940年3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与各交战国接触的特使萨姆纳·威尔斯到访英国,丘吉尔在海军部接见了他。对此,威尔斯后来报告说:“丘吉尔开始发表谈话,整整持续了1小时50分钟,期间我没有机会插一句话。一连串的词汇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才华横溢,自始至终打动着听者的心,不时夹杂着趣味横生的妙语。要是我没有读过他写的《步步紧逼》这本书,我得到的印象将会更深。他对我发表的谈话构成了此书的修订本。”

海军情报局长戈弗雷也曾回忆说:“一位工作效率极高的打字秘书,一架寂寂无声的打字机,三本对开的大页书写纸,两个高脚酒杯和两支大雪茄,丘吉尔先生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进行口述,他穿着不整洁的晚餐夹克衫,弹落的雪茄烟灰和溢出的苏打威士忌掉在他的背心上……我的插话与枝节性的提示得到他的赞许,并当即采纳……第二天上午10点钟,让我拿走一份副本,文中对各种细节都作了充分的说明。简直是把整个事情化为一首无韵的诗篇,从那时起,我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卷宗中看到了这样的稿件,他就是以此为基础,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的。”

海军部的政务秘书杰弗里·莎士比亚曾陪同丘吉尔深夜进行这种口述。莎士比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现在,在我想象中还能看到他如何口述一篇演讲稿的情景。他穿着一双卧室用的旧拖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他背着双手,弯腰低着头,一支雪茄老是叼在他的嘴角上,透过浓密的烟雾,他嘶嘶地向着寂静无声的打字机说出那妙语连珠的句子。他没有事先拟好的草稿,甚至连记述他演讲顺序的标题也不事先写出。所有那些表明他演讲特色的出色句子,都是在他想象力的熔炉中冶炼而成、脱口而出。”

有趣的是,丘吉尔没有把自己的演讲能力归功于英国人,而是归功于他在1895年途经纽约去古巴时遇到的一个活跃的美国政客。伯尔克·科克兰是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民主党坦慕尼协会成员,他的演讲糅合了鲜明的论点和丰富的论据。他是一个成功的律师,自1891年起就是国会议员,他支持某些政治事业,特别是自由贸易,丘吉尔在进入议会时也持同一主张。而且,跟丘吉尔一样,他把自己的原则置于党派之上,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金利助选(四年后成为总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科克兰是第一个认识到丘吉尔的潜力的人,他建议丘吉尔学习政治经济。两个人一见如故,此后定期通信,直到科克兰于1923年去世。“他是我的榜样,”丘吉尔写道,“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说服成千上万人。”

4.

丘吉尔年轻时,就把自己手中的笔视作赢得影响力和打开政治大门的工具。

丘吉尔的第一批新闻报道和著作因为直言不讳而出语惊人。丘吉尔无所顾忌地指出了大英帝国的缺点,战役的混乱,甚至一个得到高度评价的将军的失误。丘吉尔尖锐的观点为他在家乡招致了批评,但他的回应依然精辟而尖刻。

1900年,丘吉尔已经出版了两部书,均是他在南非时写的战地通讯。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题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前者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和他被俘与逃离的情况。这本书受到新闻界的热烈赞许,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发售了1.5万本。《环球》杂志和《三军联合杂志》都认为,“作者有点儿过分渲染自己”,但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强调指出,他具备作为一名记者的才能。《圣詹姆斯杂志》说,作为一名准确报道他所能观察到的事件的新闻记者,我们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甚至,《蓓尔美尔杂志》还发问道:“还需要再把他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活跃的战地记者的那些才干一一列举吗?他善于把握战况,乐于探索如何使知识变得易于一般人理解所应采取的方式,他描绘逼真,但又使人觉得只不过是在进行素描,他无畏地陈述自己对战争与政治的见解,却又显得那么自信,有时引人注目,有时妙趣横生,但不管怎样却总是能得分。”

著述不仅是丘吉尔主要的财务支柱,还是他继续自我教育的手段。丘吉尔的擅作为他提供了重温历史的机会。耐人寻味的是,其中所蕴涵的深刻寓意是历史有助于他在当下的生活与工作中表现得更有活力。写作《马尔波罗》本身就是政治与军事课程的学习过程。《世界的危机》给予了丘吉尔一个机会来研习大战中起作用的关键力量,及其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的因素。煌煌6卷,上百万字,这部历史著作以一种历史学家称为没有时间限制的即时感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会以何种感情读完丘吉尔先生巨著的最后一页?”凯恩斯在《国家和雅典娜神庙》中写道,“感谢那个以这样的雄辩和激情写作的人,对于我们这经历过战争代来说,他所写的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所见所闻更加切近时代,也更加清晰。应该对他的敏锐思维和广泛兴趣,以及他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激情致以敬意。”

丘吉尔一度卸任公职,但他在整个30年代依然通过犀利的新闻报道来从事政治评论。他的文章,特别是那些提醒人们注意纳粹威胁的言论,具有强大的影响。他说,他的写作“兼有麦考利和吉本的风格,比如前者参差的对照,以及后者的连绵的句子和属格的结尾”。但丘吉尔并不仅仅把醒目的结构和简明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他从未忘记最基本的东西:“我认为,写作,特别是叙述,不仅是句子的问题,而且是段落的问题。的确,我认为段落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于句子……正如完美顺畅的句子一定包含一个观点一样。段落也应该包含一个明确的观点;正如句子应该以和谐的顺序彼此相连一样,段落也必须彼此衔接,就像火车的自动挂钩一样。”

丘吉尔的诸多杰作显示出他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不过,即使他那些较为轻松的著作也同样服务于明确的目的。他最短的作品之一,《我的早期生活》,下笔如神,而且一直很受欢迎。但是丘吉尔在对于他率性而为的青年时代的浪漫记述中留下了评述严肃的成分。《我的早期生活》写于他在1929年去职之后。这短短的一卷本著作是他在下野时保持正面公众形象的直接手段。

1949年,丘吉尔的战时“马弁”伊斯梅勋爵参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张的整理工作。他对同事尼科尔森说:“看来温斯顿急于想写完他的书。”伊斯梅认为,丘吉尔的愿望是,在大选前完成这部作品,结果将会使他重返首相职位。果然,丘吉尔在一年后(1951年)再任首相。

丘吉尔被誉为“议会之父”。他说,他“永远忠于议会的方式”。虽然有人不大公正地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议会成员,主要当然因为他对掌握程序不大耐心”,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实际上,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论者,同样因为缺乏现场耐心。他必须仔细地准备他的发言,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一任务中从不吝惜自己。但是他的发言,经常被人说成“措辞华丽堂皇,……太夸大、浮华,太精心雕琢,而不是理想的议会台词”。丘吉尔的后任首相艾德礼则将这些打了个更动人的比方:“他不得不将自己像一尊大炮一样推上战场。”把语言文字变成炮弹,而这正是丘吉尔想要的。

1960年,丘吉尔在一篇竞选演辞中斩钉截铁的说过这样的话:“人犯了什么过失,都可以原谅,但文章写得狗屁,却罪无可赦。”

5.

最后,有必要统计一下丘吉尔的可观的成就:44本著作,大约8000篇完整的论文,不计其数的短文。甚至还有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剧作,遗憾的是,这部在卓别林的建议下着手的剧作最终没有完成。丘吉尔演讲的数量约为数千次,已经整理出版了18卷。他的备忘录,其本身通常就是文学杰作,数以万计。除此之外,丘吉尔在家里,在办公室,在海上,在空中,每天都口授数量惊人的信件。总而言之,其语言文字的产量大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无论是30年战争回忆录,还是英国民族史,抑或是战前动员令般的“胜利演讲”与战后预见性的“铁幕演说”,以及浮现于世人脑海的他广为人知的名言,都不仅仅是一个人天赋的体现,真正使丘吉尔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文学家的是,作为一个伟大人道主义者强烈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成就了他振奋、说服和打动他人的能力。这对于当今世界的领导者们来说,具有历史的和时代的以及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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