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作者将商鞅塑造成了“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完美主义改革英雄。连商鞅最后被车裂，都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他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改革成果。书中那漫天飞雪及佳人相随的场面将商鞅的车裂现场渲染的极其悲壮和唯美，让闻者伤心、观者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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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读历史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完美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是被人为刻画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个体，每当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定会拷问自己的内心，总要权衡得失和利弊。
商鞅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最终落得被车裂的下场，一定不是他心甘情愿的。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人类，商鞅也想过逃跑和反抗，可惜由于自己作法自毙，最终只能黯然接受被车裂的命运。
本文试图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商鞅之死，并对另两位变法名家王安石和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作简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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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剖析商鞅之死，首先要从商鞅变法说起，以上这张表格便是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是卫国人，辗转各地抑郁不得志，雄心勃勃的秦孝公继位之后对外发布了求贤令，商鞅在魏国受挫之后，走了秦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得以接近秦孝公。经过多次试探，在帝道、王道都不为秦孝公所喜后，商鞅开始兜售自己的霸道，最终正中秦孝公下怀，在他的鼎力支持下，职业经理人商鞅开始成为整个变法运动的掌舵人和操盘手。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商鞅变法，确实令秦国由一个受到山东六国鄙视的边陲小国一跃成为法度森严、中央集权空前强大的战争机器。
但是，诚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著作《浩瀚两千年》中的论述，“商鞅的三轮变法，前后长达十余年，循序渐进，丝环相扣。他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
在变法过程中，商鞅轻视教化、施行激进猛烈的严刑厚赏，通过各种措施来让秦国百姓达到农战（务农和战争）的目的。“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无论是权贵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深受其苦。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后人为他编撰的《商君书》中，概括起来主要以下几点：
1、“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2、“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
3、“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从以上几点便可以看出，商鞅所倡导的理念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彻底的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要通过铁血严酷的中央集权，达到让国家强大的目的，最核心便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血泪。一个并吞四方的军事大国的崛起，带给天下的一定是十室九空的悲凉和堆积如山的尸骨。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二）
商鞅在愚民、辱民和穷民的变法道路上狂飙突进，最终也的确实现了自己鲜衣怒马、权倾天下的人生追求。但是随着背后最大的支持者秦孝公去世以后，他的末日也快要到来了。
颇为让人玩味的是《战国策》中的记载，“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鞅，辞不受。”秦孝公对商鞅说，我挂了之后，你来干我这个位置吧！商鞅的表现则是坚辞不受。
秦孝公是真心传位给商鞅吗？当然不是，如果他是真心传位，就不会把放逐的太子召回来了，直接通过一系列的人事更迭来为商鞅上位铺路呗！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放心自己死后的政治格局，对手下权臣的一次试探。
毫不怀疑，如果商鞅真的敢答应下来，埋伏在殿后的刀斧手可能立即窜出来将商鞅给咔擦了。当然，还有一种解读，就是秦孝公放心不下自己死后老部下商鞅的人生安危，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劝他急流勇退，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可惜，商鞅不能真实领会。
商鞅和太子赢驷早在变法时期就结下了仇怨，因此赢驷上位之后，肯定要拿商鞅开刀的。或者我们更腹黑一点解读秦孝公，既然你商鞅还识相的话，那么我就先留着你的命，等我儿子上台之后，让他拿你的人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威。
毕竟，如此一个权大、势大的臣子对于任何一个后继之君来说，都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执掌大位二十余年、一手将秦国从弱小带向强大的稳重政治家秦孝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秦国是周朝时华夏族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建立者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其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时期就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颇受商朝重视，为商朝贵族并遂为诸侯。
对于商鞅的处境，还有一个人看的非常明白，便是大臣赵良，他曾经对商鞅说：“您一出门，后边就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警卫，您离开这些警卫肯定不敢自己出门。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临很快消亡的危险。您还打算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吗？那为什么不把封地交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君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还要贪图封地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国政为宠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君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想要拘捕您的人还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会像抬起脚来那样迅速地到来。”
根据《史记》的记载，商鞅最终拒绝了赵良的劝告。
这也是人之常情，商鞅拼搏那么多年才有了如今的锦衣玉食和高官厚禄，叫他说放弃就放弃，哪儿那么容易！让他如何甘心？该来的还是来了，商鞅最大的保护伞秦孝公死后不久，曾经被割了鼻子的公子虔等人立即上书新继位的秦惠文王赢驷，告商鞅谋反。在民间历练多年、心思深沉的秦惠文王非常“善解人意”的同意了公子虔等人的请求，下令逮捕商鞅。
秦惠文王是公报私仇吗？
难说，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他对商鞅的怨恨肯定是有的。但是，从一国之君的角度来考虑，此时的商鞅威权日重，已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杀一商鞅来平息大臣百姓的怒火，进而为自己立威，继续保全变法政策，推动秦国这一战争机器轰轰的继续前行。
怎么看，对于秦惠文王来说，杀商鞅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秦惠文王更为高明的是处决了商鞅之后，以商鞅谋反查无实据为由，将公子虔、公孙贾等势力盘根错节的守旧派贵族大臣连根拔起，牢牢的掌控了秦国的大权。这样高超的政治手腕无愧于他后来取得的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之赫赫功业！)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三）
得到消息的商鞅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更不是像《大秦帝国》里面说的那样以身护法。商鞅开始出国避难，当他在边境准备住旅舍时，由于自己没有凭证（商鞅变法时期弄出来的政策，就是现在的身份证，这也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旅舍老板拒绝让他入住。
商鞅又想投奔魏国，结果魏国怨恨他在战场上用欺诈手段击败过己方、让己方蒙羞，拒绝他的政治避难。走投无路的商鞅无奈返回自己的封地，举兵反抗，最终兵败被杀，尸体被带回国都，被处以车裂之刑，其家族也一并被诛灭。
那么，对于商鞅之死，老百姓怎么看呢？
史书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秦人不怜！”都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比起什么国家强大，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才是他们更为向往的。而事实上，商鞅并没有给秦国百姓带去这样的生活，他的变法只是迎合了统治者的胃口。此后，中国历史始终没有逃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怪圈。在各个朝代中，以儒为表、内施法术的帝王层出不穷，汉武帝、朱元璋等人都是此中行家里手。
中国历史上三大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
且不论他们改革的功业，从最后的结局来说，最悲惨的是商鞅，身败名裂。虽然此后他倡导的法家思想依然如幽灵般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但是任何帝王都不敢大张旗鼓的为商鞅翻案了。毕竟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殷鉴不远，虽然不全是商鞅的原因，但是和秦始皇施行严刑峻法，没有及时调整治国方略、与民生息是脱不了干系的。
再说张居正，他生前由于和大太监冯保之间建立了坚不可摧的政治同盟，把持了“票拟”和“批红”的至尊大权，因此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但是他死之后，继任的张四维多年亦步亦趋的跟在张居正身后，成为他忠实的副手。孰不知张四维眼见张居正死后，反对新政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张四维很快便叫停了正在实行的各种变法政策，大肆贬黜改革派官员，彻头彻尾的反对张居正的变法。才干超绝如张居正也难逃人亡政息的结局。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至于后面对张居正的政治清算则既可以迎合万历帝的想法（张居正对待少年万历皇帝，完完全全当作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没有正确处理好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在万历帝心中种下了愤怒的种子，最终导致了万历帝在死后对其清算），又能巩固自己内阁首辅的位置，对于张四维这样的投机分子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还好，作为明代唯一一位被授以太傅、太师的文官，享受了生前无上权势的张居正还是在天启（明熹宗朱由校，著名的木匠皇帝）年间被恢复了名誉，算是在官方层面肯定了这位功勋卓著、振兴大明的秉国首辅的改革功业！
至于北宋的王安石，既不像商鞅那般跋扈，也不像张居正有奢靡的生活习惯，持身清正，始终生活俭朴，不事家产。因此虽然他在官场起起落落，但是哪怕是旧党上台，也对其私德非常赞赏，王安石也没有落到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虽然有大宋宽待士大夫的原因，更多也是源于王安石变法完完全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强国富民的理想，而毫不计较和谋求个人的得失。比起商鞅，王安石更配得上“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赞誉。
说回商鞅，他的死亡结局，既能够满足君王立威、贵族泄愤的诉求，同时又给予了百姓新的希望。秦国不容，天下不纳，世界之大，真的没有商鞅的容身之地了。
他的死，既有他本身个性强硬、锋芒毕露的原因，更在于时势已更易，唯有以他的鲜血和生命来开启新的政治格局，才是符合各方的诉求和利益。（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也是源于商鞅变法，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商鞅同志知道自己的某些主张在两千多年后还能被推行，会是怎样的感受！）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文：天野苍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