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乐小窝 > 值得一看 >汉武帝一生共用了11个年号,元狩、元鼎这些名字都有什么深意?

汉武帝一生共用了11个年号,元狩、元鼎这些名字都有什么深意?

从汉文帝时起,改元就逐渐成了统治者的惯例。不过在文、景及汉武帝初期,改元还没和年号扯上关系。史书上对此时标记的“中元”“后元”,只是后人为了区别的方便称呼而已,时人则不会说什么“中元某年”“后元某年”,只是将前后两次都称为“今上某年”而已。实际上,当汉武帝继位时,改元已经成为朝廷一种日常操作。加上继位,他一共改元11次,前7次六年一改,从太初开始四年一改。这几乎成了制度,在他之后的西汉各帝也大都是六年或四年一改。

如此频繁地改元,自然很容易在记录上发生混乱,作为一名精力旺盛的英主,刘彻自然要对此采取措施——让年号和改元相结合,每次改元都冠上一个美好的名字,看上去就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之道。因此,改元与年号的历史性结合,在“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手中完成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了。就连后世不少学者也认为年号和改元合流,就是因为刘彻改元太多,“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曹魏王朗言)

此话不无道理,汉武帝共用了11个年号,大多数年号的取名过程都是一场大型拍马屁现场,让人解释得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比如第四个年号“元狩”,起因是刘彻某冬天猎到一只异兽,“一角而五蹄”,觉得稀奇的他只是想让群臣认一下到底是啥东西,结果一个叫终军的近侍(谒者给事中)就开始借题发挥: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啥,但想来是因为皇帝陛下伟大,所以就像昔日白鱼主动跳到周武王船里一样,神奇的异兽也自动出现了!(“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于勒成,专神明之敬⋯⋯而异兽来获,宜哉!”)总之结论就是,这是上天给皇帝您的嘉奖,您不妨因此改元,取个好听的名字来纪念(“苴白茅于江淮,发嘉号于营丘,以应缉熙,使著事者有纪焉。”)。

汉武帝看了之后,“甚异之,由是改元元狩”。接下来的“元鼎”则更是一场刻意表演。齐国方士公孙卿听说有人在汾阴后土祠非常巧合地发现了一尊古鼎,觉得自己也有机可乘,就编造了所谓“朔日冬至”的良辰吉日,证明汉武帝统治下天人感应,祥瑞双至。他先是想通过一名叫作所忠的侍从献书,结果就连这个“幸臣”所忠看了之后也觉得马屁拍得太过了,就回绝说宝鼎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你还想咋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但事实证明所忠完全不懂武帝的心思,公孙卿另找“嬖人奏之”,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悦,“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后来宣布此次改元为“元鼎”。

可见,在年号改元问题上,像所忠这样的老实人是不行的。他都看出来公孙卿是胡说八道,刘彻还能不知道?但改元的要害并不是真不真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天降祥瑞的问题。对于一心追求统治超越三代盛世的刘彻来说,除了达成对外征伐开疆拓土的硬实力指标之外,“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的软实力指标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早在他统治初期征召贤良文学之士时,就曾迫切咨询过董仲舒:“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而元狩获“麟”之时,又恰好与《春秋》获麟的记载符合,董仲舒为了推行儒家意识形态,也推波助澜地上书说:“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也就是说,这异兽到底是不是麒麟无关紧要,也不用在意宝鼎到底是谁埋下去的,更不用理会“朔日冬至”到底推算得对不对,重点是各种百年难遇的奇观天象纷至沓来,足以证明了刘彻的统治是天授瑞应就已经足够了。因此,“改定告元”,就是“王者⋯⋯得天应而后作”(《白虎通义》班固)的必然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据学者辛德勇研究认为,汉武帝也并非在当时就改元启用“元狩”“元鼎”等年号名,而是在公元前104年第七次改元“太初”时,将前几次改元追加上的年号。从终军建议“改定告元”到进入实际操作,中间还隔了十多年时间。而产生这种时间差异,也是与西汉具体政治形势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西汉建立之后汲取了秦灭亡的教训,在统治上采用了郡县和分封杂糅的制度,既有亲藩封国,也有直属中央的郡县。很自然的,这种制度很快就产生了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甚至导致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在元朔二年(前127)全面施行“推恩令”,开始从根本上削弱了诸侯势力,但这只是硬的一手。他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完成相应的工作,确立中央朝廷,尤其是汉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自上而下推行改元和年号合二为一的制度,甚至对以前改元进行追加年号,就成为构建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改元,是为了纪念天降祥瑞,证明了汉天子上应天命;年号则体现尊卑之分,凸显大汉天子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神圣意味。而这软的一手,也需要在事实削弱诸侯势力之后,才方便推行,也就造成了汉武帝太初之前年号都是追加的现象。

不得不说,刘彻的这个制度创新收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从一些现存的汉代刻石碑文上看,年号改元对当时政治体制造成了重大影响,在西汉初年的汉文帝后元六年的赵王群臣上酬刻石碑文中,落款还是“赵廿二年八月丙寅”字样,但到了汉宣帝时的鲁孝王石刻碑文,落款就成为“五凤(汉宣帝年号)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 上下尊卑秩序井然,鲜明地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从他统治时期开始,年号和改元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纪念意义,成了封建王朝中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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