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导致赵国数十万将士的生命就此消失，但是由于赵国的坚强抵抗、正确的外交策略和秦国的失当措施，导致秦国在随后的邯郸之战中失败。赵国之所以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能够还能战胜强敌，固然有当时战争局势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赵武灵王一系列改革和开疆扩土使得国力大增带来的遗产。
赵武灵王开疆扩土对后世赵国的影响
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及其攻灭中山、西略胡地的军事行动，使赵国崛起于战国中期，成为列强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有赖于赵武灵王奠定的雄厚基础，至战国后期，齐国衰落后，赵国成为合纵抗秦的中坚，是唯一可与秦国对垒的强国。
赵武灵王将赵国发展的战略方向从南面的中原转到北面的中山、胡地，是基于对赵国积弱的实际情况和赵国周围的战略环境的深入分析与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当时中原是农业民族聚居区域，土地较肥沃，人口较密集，文化较发达，且地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也是各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
从赵国当时的实力及其周边环境来看，赵国不具备与列强逐鹿中原，在中原开拓大片疆土的条件。此前赵国进军中原的行动屡屡受挫，已说明了这一点。中山与胡地，是少数部族聚居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土地相对贫瘠，而且位置较僻远，因而一般来说，其资源与战略价值都逊于中原地区。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不太引起中原大国的重视，其防御力量也相对薄弱，易于攻取；而且夺取了边缘地区，即可对中心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为日后挺进中原提供了更多的进军路线和方式。
赵武灵王将战略方向由南转到北，其战略意图是避实击虚，“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即避中原之实，击“夷狄”之虚，开拓疆土，积蓄力量，消除中山这个心腹大患，然后“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打击威胁最大的强敌，进图中原。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步骤分明、谋略高超的战略迂回计划，反映出赵武灵王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雄才伟略，这在当时的诸侯国君主之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战略与秦国司马错提出的南并巴、蜀，以巴、蜀迂回楚国，以楚国迂回中原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服骑射对后世赵国的影响
“胡服骑射”是与赵武灵王的战略转变密切相关的军事改革。
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的目的是增强赵国的军事力量，师敌之长以制敌，建设骑兵以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适应对中山、胡人作战的需要。
“胡服骑射”从表面上看，是军队装备与作战方式的改变，实际它是封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对传统观念、习俗的大胆挑战和革新。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封建统治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原文化是最优秀、最高等的文化，先贤之教是不可更易的法则，这种正统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赵武灵王以其恢宏的气度和魄力，能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赵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利国利民为准则，毅然实行“胡服骑射”，学习胡人的服饰装束和军事技术以为己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改革的方法上，赵武灵王采取的步骤是自上而下、先虚后实。即先从高官贵戚的工作做起，然后逐步向下推广；先澄清思想，改变观念，然后将改革措施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对于公子成这样资深位显得反对派代表人物，赵武灵王一方面耐心地陈说“胡服骑射”的理由和目的，晓之以理；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带头反对改革，是“顺中国之俗而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不允许其以前辈、元老自居，危害国家的利益。对于赵文、周等反对派人物，赵武灵王则据理驳斥，显示出君主与法令的权威。这些步骤和方式保证了“胡服骑射”改革的实施。
“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具备了强大的实力，赵国才能够灭中山、略胡地，拓地千里，一跃而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强国。以赵国的“胡服骑射”为先导，中原各国都陆续组建了骑兵部队，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在以后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服骑射”的意义还远不止此。从更广阔范围来看，“胡服骑射”是中原农业文化与少数部族游牧文化的一次有益的交流和融合，它打破了中原文化内部循环的封闭状态，为中原文化植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有力地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人尚武及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的特点
和别的国家相比，赵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当是赵国史上一个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可以追溯到赵氏集团立国之前。
赵氏之所以在诸卿族中脱颖而出，主要就是靠了它的军事力量。战国时期的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从兵员上讲，仅次于当时的秦、楚二国，但楚国政治上腐朽，且较少参与中原的角逐，虽有众多的兵员，战斗力却赶不上赵国。
廉颇
赵在当时被称为“四战之国”，“其民皆习于兵”，这使赵国的军事实力仅次于强秦。战国时期列国进行的改革，唯有赵国是主要针对军事制度进行的。战国后期，赵几乎成为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也主要是靠它的军事力量。赵国军事人才辈出，前有廉颇、赵奢，后有庞煖、李牧，甚至齐国的田单及燕将乐毅也一度到赵国为赵所用。以是，赵国军队屡次击破秦人。直到赵最后败亡前夕，还连败秦军于国门之下。
赵国军事力量的强盛，是和赵人雄健尚武的习性分不开的。此乃赵文化的典型气质之一。赵地少温柔敦厚之长者而多慷慨悲歌之士，人民少揖让而多功利，愫悍而少拘禁。从前司马迁论述属于赵的种（今河北蔚县一带）、代一带风俗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
又论中山一带民风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站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并言燕“大与赵、代俗相类，其民雕悍少虑”。
总之，彪悍、强直、惯（狷）急、好气、任侠，便是赵地民风之写照。虽其顽劣者不免作奸犯科，乃至部分赵女亦习好“游媚富贵”，要皆属于“仰机利而食”，即依靠机智灵巧手段谋食者，与安分农桑因而重礼仪名节之民实大异其趣。至于这种风俗的形成，学者多归因于赵地所处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区相接的人文地理环境。
这种环境造成了赵文化构成的两重性，即赵文化同时蕴含着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双重特征。由于赵人长期与北边少数部族相处甚至互相融合，边地少数民族的强悍与尚武精神不能不浸染赵人；另一方面，赵人与他们不时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促使赵人提倡武备，崇尚勇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