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虽然分封一些诸侯，但此时还不存在着大封诸侯的条件，因为这时周人并未真正抚有东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史记·周本纪》说：“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这表明周人当时还不能取代商人而直接控制东方，只能在承认原殷商势力的前提下，派周人亲信予以监督。由于使管、蔡相武庚治殷，周王也只能通过三监间接地实现对殷商故地的控制，无法越过三监直接贯彻其统治，如：《逸周书·大匡》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陈诰用《大匡》。”朱右曾注说：“孔曰：东隅，自殷以东；旅谒，各使陈其政事。愚谓东诸侯被纣化久，故训以正之，咸与维新也。”《逸周书·文政》说：“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王。”
由这些材料可见，第一，殷都以东的地区实际上仍在武庚及原殷商诸侯的占据控制之下，周人惟能施以监督抚慰之策，并未真正实现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第二，管叔所居之地，乃是周王施政发令所能直接达到的极东之地。过此以往，周人可能就无法直接深入了，所以，武庚虽然受周人之封，但殷商故地的原有秩序基本上未受到改变而被保持下来。
周克商之后，急待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武庚所代表的是刚刚被周人取代的殷商残余势力，最具有政治上潜在的复辟可能性，因而武庚的存在是周初如何巩固政权所面临的极大问题，至周公东征平叛使之解决。
第二，武庚之乱表明，原殷商及其势力深厚地区，用类似褒封的办法，即在不改变其原有秩序结构的情况下，是无法使之真正被纳入到周人的政治秩序之内的。
周公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用新的政治措施来应付武庚乱后所面临的形势。后来周公决定采用分封同姓姻戚于东方建国的办法，试图以此分解打乱殷人原有的内部秩序和组织结构，使周人势力深入进去，并在二者间进行新的政治组合，即建立以周人为统治者结合并控制殷人及其他土著居民的封国实体。这才使得周的统治进入东部。真正实现了对殷商旧地的控制。
周武王克商后，封同姓，立三监，即班师西归。自武王入商立政至班师回朝至于周共43日，先后派吕他“伐越戏方”、侯来“伐靡集于陈”，陈本“伐磨”，百弇（奄）“伐卫”，百韦“伐宣方”、“伐厉”，新荒“伐蜀”等。这些方国中的越戏方和卫在畿内，靡、陈在河南淮阳一带，磨、宣方（卜辞作百方）、蜀等在晋南，厉在河南鹿邑东（或说湖北随县）。
追剿战斗获得了胜利，并缴获大批战利品，特别是伐晋南诸国时，追击逃亡的商纣残余势力北进到霍方（山西霍县），“禽霍侯、俘艾侯、佚侯、小臣四十有六”，基本肃清了残余势力。武王立政以后，征讨四方，共灭国“九十有九”，“服国六百五十有一”，天下方归一统。
由此可见，武王虽然一朝推翻了立国五六百年的商王朝，但要根除残余势力，使新建立的周王朝得到天下诸侯的公认，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还要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周武王
所以表面上似乎周已代商而有天下，但实际上当时武王本人已感到“天下未集”，周的政权尚未巩固。所以，武王真是如芒在背，夜不能寐。他很清楚，虽然把纣杀掉，而商是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其东方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天保”未定，如何不忧虑呢？武王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曾对他弟弟周公旦说，河南伊、洛之间是过去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带，是“天下之中”。
他的话似乎已暗示今后应在这里建立统治东方的据点。
可惜周灭商刚刚两年,大局尚处在风雨飘摇之秋，武王便一病不起了。当时儿子成王年少，武王如果一旦死去，这个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如何应付呢？
所以，《史记·周本纪》记载说：“群公惧，穆卜。”情况之紧急，公卿之怵惕，可想概见。据说，作为武王弟弟的周公旦更是忧心忡忡，亲自为武王的病向上帝、祖先祈祷，愿以身代武王死，命令太史代他向先祖太王、王季，文王祝告。
祷词大意是说，假如三王实负一子之债于天，我本人自身仁巧过于武王，我自己愿代武王归天以事鬼神。这种行动与言词虽然非常幼稚可笑，然三千年前之社会心理大抵如此，观其质朴，正可证明其真实可信。文献记载，周公祈祷之后，武王的病似有些好转。但终因病体沉重，没过多久，武王还是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