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断绝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但秦朝的迅速崩溃，使儒学的东山再起出现了生机。
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初显学。
西汉开国之初，满目疮痍，城乡破碎，土地荒芜，民生凋敝，饿殍载道，整个民族在死亡线上挣扎。广大人民群众亟望安定，休养生息。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
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灭亡的历史也给新的统治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严酷事实的本身就要求最高决策者尽快制定包括经济在内的较为宽松的政策，偃武修文，实施正常的统治秩序，迅速修复与改善破败纷乱的局面，否则就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稳，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就无法维持。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正能满足汉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黄老之学很快流行起来。
黄老之学是兼收儒法、汇合阴阳之说的产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汉初崇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
儒家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情况下，能够复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的宽松学术环境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
汉初崇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纠正，当然不注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发展，所以汉初在思想领域又出现诸子并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发挥影响。
汉初当政者虽然尚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初仍处于“显学”地位。特别是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汉惠帝正式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律”，开放民间学术文化活动之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也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
汉初儒家经学虽然和其他学派一样处于民间传授的地位，但其学术活动的规模、传授教学的重要内容，都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汉初儒学教育的兴盛为儒家复兴并登上独尊地位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方便。
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是一个“不修文学”、近乎文盲的乡间无赖。他对于一些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他对黄老和儒学同样是一窍不通，这使他对各种思想学说没有任何偏爱，对一切思想学说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刘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极力向刘邦介绍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刘邦对儒家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孙通定朝仪，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之尊严。尝到儒家礼仪之甜头后，他开始对儒家另眼看待，对儒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不好儒”到“好儒”。
刘邦之后的汉统治者的崇儒术，重儒生，实际上是刘邦崇儒、重儒思想的发展。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使儒学得到转机，儒家学者抓住机会，使儒家学说灵活变通，在汉初站稳脚跟，逐渐复兴起来。
第三，黄老思想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给儒学的复兴，进而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任何正确的施政都应该张弛适度，宽猛相济。
黄老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应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宏气势。
汉初诸侯分布示意图
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下层，豪强兼并，造成对民众的危害，形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干扰。对少数民族的侵扰，也缺乏有力的对抗措施。
用黄老学说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说明它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事实证明儒学确实“可与守成”，这给它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第四，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学在汉初复兴的内因。
汉初儒学能够复兴，主要靠几个人物，其一是叔孙通。
在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根据汉初统治集团多小吏出身和武将少习文化的特点，既部分袭用秦朝旧仪，使萧何等秦时故吏能顺利接受；又遵循简易可行的原则，使粗鲁无文的武将们容易做到，更充分考虑到当时“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社会现实，使朝仪在整体框架上既能为文武群臣所认可，又能为国家经济实力所允许。
然而叔孙通毕竟只是一位通晓儒家礼仪的博士，他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
叔孙通
同样，他也只能借助诸如制订朝仪及宗庙仪法等具体事务来证明儒学并非像法家说的那样毫无用处。
儒学要复兴，上升为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偏见，从理论上证明以儒学治国安民的必要性，并以自身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实用，让统治者相信只有儒学才会使长治久安的理想变成现实。
这一任务自然不是只熟悉礼仪的叔孙通所能完成的，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汉初另一位儒学中兴人物陆贾身上。
陆贾利用和刘邦贴身的机会，“时时前说称《诗》《书》”，以期对刘邦潜移默化，转变他对儒学的态度。
虽然这位自恃居马上而得天下的汉家天子常以大骂作为回答，但陆贾在比较前朝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逆取”和“顺守”的不同，使刘邦心服口服，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陆贾
陆贾作为新时期力倡以儒学治国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适用的主张，不仅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
陆贾的努力虽未能使儒学全面振兴，但终究为日后儒学的大行于世创造了条件。五经相继被立为博士，部分儒生先后走进汉初的朝廷，使儒学在黄老学说走红之时也占有一席之地。
经过汉初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
这时，儒家学者贾谊在坚持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出某些切实致用的政治原则。
他把实行礼治作为当务之急，同时不忽视仁义，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贾谊对政治的实质和仁义作用的理解较之他的前辈要现实的多。
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学是最适宜治国安邦的。贾谊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在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学在汉初虽未能成为统治思想，却也复兴起来成为显学，使统治者对其不能等闲视之。
董仲舒
直到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回顾汉初儒学的发展历史，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既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又注意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
特别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融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观念，还勇于吸收他家之长，弃己之短，以保持儒家学说具有必要的张力和活力，这是儒学在汉初黄老思想盛行下得以复兴，并实现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