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曾这样描述春秋和战国的差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重礼而战国时重利，这直接影响了《左传》和《战国策》的女性叙事。《左传》中的武姜氏是一个犯了极大错误的女人，但她最终因为儿子重礼亲孝而拥有了一个好的结局。《战国策》中则再也见不到这种重礼亲孝的场面，苏秦妻嫂及秦宣太后等都是典型的势利女人。
一、《左传》重礼思想下的姜氏
《春秋》云“郑伯克段于鄢”，《左传》用文史结合的叙事方式对这个历史事件展开了叙述：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据此我们知道了庄公和弟弟共叔段交恶的缘由及经过，原来庄公是个难产儿，因此而被母亲姜氏厌恶；姜氏偏爱小儿子共叔段，武公在位时就曾怂恿武公改立共叔段；庄公即位后，姜氏又帮助共叔段作乱，庄公早已洞悉一切，但却直到共叔段作乱之时才采取行动；最后共叔段逃往了共地，姜氏被囚禁在颖城。
这个故事刻画出了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老谋深算的庄公，一个是因偏爱而僭礼最终导致兄弟相残的姜氏。此时其实已经清楚而完整地解释了“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这个故事，但《左传·隐公元年》还接着叙述了姜氏被囚禁之后的故事。
庄公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是这辈子都不想再见母亲姜氏，但庄公很快就后悔了。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知道庄公工于心计，不仅没有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反而故意纵容弟弟和母亲谋反，因此庄公亦有僭礼之处。姜氏偏爱共叔段，先是怂恿武公废长立幼，后又配合共叔段谋反，这些都是不合礼之处。
监禁母亲明显有违孝道，庄公“既而悔之”说明亲孝观念最终在他心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此为合礼之处。之后庄公在颍考叔的建立之下“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就是掘地挖至有泉水处，和姜氏在隧洞中相见，借此达成“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而母子相见后和好如初，亦说明氏亦早有“既而悔之”之意。
“亲孝”最终消解了庄公和姜氏不合礼行为带来的不幸，姜氏这个有大过错的女人也因此有了一个好的结局。《左传》中的姜氏之幸，是因为庄公重孝，亦是因为作者重礼，若不是因为想要宣扬亲孝观念，作者完全可以在“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停止叙事。通过故事结尾处的“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亦能看出作者希望借此进行说教的苦心。
二、《战国策》重利思想下的女性叙事
在《战国策》中，我们再难看到纯孝的颍考叔、“继而悔之”的庄公及因子孝而免难的姜氏。在崇实重利思想的作用下，《战国策》中出现了好几位不顾亲情、不顾国情的势利女性，如《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的苏秦妻嫂及《楚围雍氏五月》中的秦宣太后。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讲述了苏秦说秦失败后落魄归家以及说赵成公后风光路过洛阳，父母妻嫂的态度前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故事。当初苏秦说秦失败，神色憔悴形容枯槁，穿着草鞋背着一箱破书挑着行囊落魄归家。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说的是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跟他说话。
而在苏秦说赵成功封武安君、受相印之后，当他路过洛阳之时，父母出城三十里迎接他，妻子不敢与他正视，更为可笑的是嫂嫂跪在地上不敢站起来，像条蛇一样在地上爬行，一再磕头请罪。书中这样写道：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形匍伏，四拜自跪而谢。于是苏秦忍不住问嫂子：嫂，何前倨而后卑也？苏秦嫂嫂直言道：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意思是因为现在你地位尊贵钱财富足，所以我以这样卑贱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
苏秦妻嫂显然是无情的势利女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苏秦父母亦是不顾及亲情之人，而苏秦其实亦能接受这种状况。不受待见之时，苏秦将原因归结为“是皆秦之罪也”，意思是如果自己得到了任用，父母妻嫂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了。而在看到嫂嫂前倨后卑的态度之后，苏秦总结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因此，《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妻嫂这两个典型的势利女人形象，并非作者对女性的丑化或批判，而是重利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只不过是通过她们突出苏秦的前后境况，以此展现时代风貌。
《战国策》中除苏秦妻嫂之外，典型的重利的女性还有《楚围雍氏五月》中的秦宣太后。楚国围困韩国的雍氏城长达五个月，韩襄王多次派使者向秦国求援，最后秦宣太后被尚靳“唇揭者齿寒”的说法打动了，便召见了尚靳。
秦宣太后问尚靳：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也就是说秦宣太后已经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她仍然要问尚靳：救韩的话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银两，但我却不能得到一点好处？也就是说秦宣太后不是没有长远的目光，但她就是不想做没有切实可见利益之事，一位崇实重利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