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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子渊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唐代对科举制所进行的全方位改革，今天咱们再来谈谈宋朝对于科举制度所进行的创新与完善。虽然宋朝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造不如唐代那样具有颠覆性，但宋朝同样是科举制度承前启后的重要朝代，也是科举制臻于成熟的朝代。甚至可以说，自宋朝创新完善科举之后，直至清末正式下诏废除科举为止，科举制在中国基本没有任何本质改变。
一、宋朝科举怎么考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顺应赵普等人请求黄袍加身，于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北宋。在这一年，各地尚未统一，国家也处于半战争状态，然而赵匡胤对于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在百忙之中举行了大宋王朝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进士19人。关于进士人数，其实也有讲究，自唐末五代以来，每科进士人数一般都控制在二三十人上下，大宋王朝的首次科举又要为今后做出表率，因此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反复挑选，最终选出了这19名佼佼者。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匡胤下诏再次举行考试，这次进士更少，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乾德四年（966年）最少仅录取了六人，这在千余年的科举史上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赵匡胤为宋朝定下了善待文人的祖制，要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笼络文人士子，赵匡胤在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诏，命其组织人手整理近十年及后周乃至后汉等国的举子档案，并统计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未考中的士子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体谅这些屡试未中的士子着实不易，便下圣旨统统赐予进士出身。自宋朝起，此类进士就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规模庞大，然而又不无道理——毕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由此不难发现其治国理政手段之高超灵活。此后历届“恩科”的规模有限，只涉及到极少数人，对科举整体无碍。
除去“恩科”这一特例，宋朝前期的常规性科考基本承袭了唐朝和五代做法，依旧是常科与制科两大系统。“常科”即常设之科，除去最令人熟知的进士科外，还有诸科，如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各地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于冬末汇聚到京城汴梁，等到次年开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统一考试——会试。
二、宋朝科举考什么
所谓“九经”科，考的是唐朝所定下来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科则对应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科指的是唐朝政府组织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可用作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科指《史记》、两汉史书《汉书》与《后汉书》以及《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科是指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即对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科则是“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是对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与唐朝时类似，考察的全部经书，即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科是法学知识专门考试；“明字”科则是字学素养考试。
自唐代以来，举子和士人最看重的还是“进士”与“明经”两科，两科之中又以进士科为。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顺畅乐观，往往能够高居宰辅重臣，明经及第的前途则显得坎坷，能够成为朝部高官的寥若晨星。至于其余各小科，从名字上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是主政官手下的刀笔文吏，很难进入权力核心。
至于第二类“制科”，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此类考试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射策，唐代得以发展普遍，至宋朝时逐渐形成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即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比如宋太祖所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宋仁宗所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六科，这些都是自唐朝承袭而来。
制科考试范围虽然狭窄，但应试资格却放得极为宽松。无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相关考试，那些已经考中进士的人也可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本想参加进士科考试，以进士身份步入仕途，不料赴考当年岳父晏殊担任主考，为避嫌只能选择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苏轼、苏辙两兄弟，本来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就考中进士，却嫌名次不够靠前，于是又参加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大文豪苏轼考的应该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科考题量众多，完全不是只答一张卷子就能考取功名的。以进士科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诗、赋、论三项，另外的“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墨义”即笔答经义，一般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叫“帖”是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文默写补齐。除去“帖经”、“墨义”以外，还要回答“时务策”三条，此三项属于附加项目，作用不大，但到明经科则显得至关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内容，而这也是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缘由——明经考试靠死记硬背就能取得不错成绩，完全不像进士科那样需要超凡文笔与才能。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内“闭关”专心三四天，才能将所有内容尽数答完。
三、宋朝科举创新完善之处
宋朝统治者完善了此前科举的种种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与唐朝相比，宋朝科举有许多创新变革之处，这些改变中，最值得肯定的当是以下四点：
第一，确定糊名制度。即将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主考官与阅卷官进行评改时无法得知每张卷子为谁所做。宋初，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至宋真宗时才开始采用糊名制度。当时有许多名臣儒生对此表示反对，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苏颂等人，他们认为糊名过于冒险，害怕平时声名狼藉之人依此取得上佳的考试成绩，从而步入仕途。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践的证明，糊名制度最大程度保证了科举的公平性。
第二，确立考试时间。唐朝科举每年一考，国家为此需要动用庞大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定科举为三年一大比，这个规定直到科举废除都没有做过任何改变，古籍所载“大比之年”往往指代就是这年礼部举办的“春闱”会试以及之后的殿试了。通过降低考试频率，国家能够省下大量人力及物力。
第三，转变文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主持当年科举，他向来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于是在此次考试中他将延续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的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在此次科举中占了大便宜，顺利脱颖而出，欧阳修也因此成为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
第四，转变考试内容和科目。王安石变法措施中，对于科举内容与科目进行了大量更改，“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明经、明法等繁杂科目尽数废除，只留进士一科，今后考试也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王安石给出的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在为官治世时势必会缺少治国理民经验。虽然明经等科最终并未废除，但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却是由此开始的。
四、宋代科举甲科与乙科的区别
唐朝科举最初并无甲、乙两科区别，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所有进士都被称为“乙科”，唐玄宗后来为彰显文德才下诏设立甲科。终唐一代，“甲科”也只是进士科中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代称。宋朝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只是指代进士而言，而且甲科出身也不一定会优于乙科，如名臣张咏，乃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乙科”，欧阳修之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也都是乙科。到北宋后期，甲、乙科就成了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还有第三档的“丙科”。
南宋时期，朝廷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文天祥考中的那一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记载，“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即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放弃功名。由此可见，南宋的“二甲”与“乙科”是等同概念，也是从这开始，官方没有所谓的“乙科”叫法，只是民间还将二档进士称作“乙科”罢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又出现甲、乙科之称，这次很容易区别：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是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是乙科，殿试甲科又分为一甲、二甲、三甲。
参考资料：
《中国科举史》《中国科举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