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中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895年，孙中山才承认他是一个革命党的首领。他在神户的一家报纸上看到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解释：
“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概括，所以一看，就看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为只算是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了‘革命党’三字的印象印在脑中了”。
可见至此才有了近代革命的意思，即反帝反封。现代中国是老一辈革命家们带着穷苦百姓革命才造就的，所以我们对革命非常崇拜。但实际上从孙中山的话里也能看出来，“革命”这个词，从古到今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代对革命的态度又是什么？我们就分中日韩三国，分别来说说这个事情。
所谓汤武放伐，就是指商汤流放夏桀，周武讨伐商纣，后来也泛指我国古代暴力型的朝代更替。在“汤武放伐论”上，儒学内部对“汤武放伐论”有严重争议，我们以三位儒学大师孔子、孟子、朱熹为例，看看三位大师的不同态度。
孔子作为一生倡导恢复周礼的人，看起来对周代是十分崇拜的，《易经》的“传”也为孔子所写。那么《易经》那句“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不是就是孔子的真实态度呢？不好说。但是我们注意孔子注重微言大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现在孔子如此直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难免有些“庸俗”。
我们再看看孔子对两部音乐的讲解。《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时候的音乐，《武》是赞颂周武王伐纣的音乐。孔子在这里真的仅仅是在说两部音乐哪个好听吗？我认为孔子绝不是听哪个音色美，而更是体现了孔子的一种态度。舜帝如何继位，尧禅让而得；武王如何成为天下共主，征伐原主纣王，是革命。所以孔子认为舜的继位尽善尽美，而武王的继位美中不足，这是不是就是孔子的一种隐晦的态度、春秋的笔法呢？
孟子作为“亚圣”，其民本思想家喻户晓，孟子的激进思想体现在直接喊出了“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他明确肯定汤武放伐，《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王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孟子说损伤仁人志士的人才叫贼，残害义人的人叫做残，又贼又残五毒俱全的人叫一夫（或称独夫），我只听说诛杀一夫纣王，没听说过臣弑君。这直接表明了孟子的态度，赞同放伐。《孟子·离娄上》也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还是体现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认为被民众抛弃的君主可以被放伐。
儒家思想经过孟子的一个激进，到董仲舒这依附于当朝权贵，自然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但是根本上不能抛弃“亚圣”的敦敦教诲，怎么办？到了宋代大儒朱熹这终于有了结论，朱熹也赞同“汤武放伐”。《晦庵集》中有：“道之在天下，有正有变，汤武之放伐，皆在变”，正面赞同了“汤武放伐”，但是加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曰：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这两个条件一起满足的放伐才不算弑君，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但是有个问题，在古代社会圣人总共就十六个，还都是先秦的人，孟子那么牛的人才混到亚圣，哪个朝代的臭不要脸敢自诩自己为圣人那是要被千古唾骂的。所以有汤武之仁这条肯定达不成，既然达不成，这就是个伪命题，那就是说只要放伐性质肯定是弑君、谋逆。所以朱熹实际上否定了“革命”。
朝鲜接受中华文化，尤其是明清时期，朝鲜和大陆联系十分密切，自称小中华，所以按理说上国天朝怎么解释，朝鲜就得照单全收。但是革命在李朝恰恰被宣扬为正确的事。众所周知朝鲜的李朝奉行事大外交，明清以降没有发生过改朝换代的事。但是统治时间长、没改朝换代不代表没有篡权换国王的。李朝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反正事件”，这些事件正体现了朝鲜人对革命的态度。
李朝虽然统治稳定，但上层争权夺利之事、内部皇子争权政变众多。李朝立国就不安定，1398年李成桂五子李芳远发动了第一次王子之乱，杀死了李成桂的世子李芳硕、世子岳父沈孝生；1400年李芳远又发动了第二次王子之乱，扫除一切反对势力，主导了中央政权；朴苞之乱后，李芳远成为世子，即太宗。1506年9月的“中宗反正”、1623年的“仁祖反正”，这两件“反正”和李芳远的夺权一样出名，都是政变改朝（当然都是王族李姓内斗，所以大陆上国没有出兵帮助朝鲜王平叛，甚至仁祖反正的时候明朝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中宗反正，晋城大君李怿废除了原朝鲜王燕山君后被朝臣拥立为中宗。仁祖反正，绫阳君李倧废除了原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珲，自任为王，称仁祖。
总之因为朝鲜历史上挺多国王都是这么上位的，所以宣传上就比较支持汤武放伐之类的行为了。
日本人吹嘘自己万世一系，你要单看日本君主继位吧，他的确没变过，但是天皇没权啊。可是日本就是把没有改朝换代当做吹嘘的资本。日本历史上还真有想推翻大和朝廷另立新朝的事，最著名的“平将门之乱”，平将门在东国割据制定了玉玺、冕服、中央官署一系列机构，可惜他的起义被镇压。
既然日本一姓统治（天皇有名无姓）没变过，那么革命这一套就绝不能进日本。江户时期是日本正式接受朱子儒学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日本学者开始在正统大陆思想框架下搞一些小动作的“异端”行为，其表现就是儒学者山崎闇斋对汤武放伐的明确反对。
山崎闇斋是最明确反对汤武放伐论的人。他认为汤武放伐违反了君臣之道，是臣子对君主的不忠，这种情况在大陆可以，但是在神国日本绝对不行，日本神皇一体，万世一系，不可能存在易姓革命。他在《汤武革命论》中有详细表示，其中心观点就是汤武的行为本质一样，都是为臣不忠，有违人臣之道，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光武帝起兵是正确的，别的易姓革命都是造反，都该被明确反对。
因为这种看法同样符合维护幕府的统治，所以幕府也大力赞扬，山崎闇斋的看法对以后日本朱子学家影响深远。
我们通过古代中朝日三国对革命（汤武放伐）的看法不同，发现其实这是和三国政治环境的不同密切联系。中国皇帝轮流做的思想，影响深远，所以近代以来我们虽然积贫积弱但没有自甘堕落、破罐子破摔，而是奋发图强，经过一代一代仁人志士的努力最终我们选择了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成就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强国。
近代朝鲜半岛在外国强国干预下才能独立，一方面体现了古代的事大外交；一方面就是革命，韩国立国后也多次发生政变，在韩国当总统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总统下台后好像没一个有好下场，这不得不说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
日本近代则是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道路，所以没有发生易姓革命。战后日本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了55年体制，虽然名义上是多党制，但在野党的力量很弱，执政的机会很小。并且日本的政坛家族化非常明显，而普通民众对政治也不甚关心，总之其社会结构是一种流动性很差的状态。对革命的看法恰好对应了今天的三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
2.张绪山，《汤武革命论与中国传统之治理论》，《史学月刊》2018年3月
3.董灏智，《日本江户古学派的尊孟与非孟论》，《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12月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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