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崛起道路上的绝大部分顶级“头脑”都是外来者，而且基本上来自魏国。其他的如商鞅（卫国人，但是魏国培养的人才）、张仪（魏国贵族后裔）、范雎......没有这些人，秦国就不可能强大，更没啥统一六国的机会。
但这些外来人才，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在秦国善终的，反目成仇的情况倒是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公孙衍。究其原因，可以归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本就是利益的合作。
话说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国的对立趋势越来越严重，但在法理上而言，大家都是周王室的诸侯、周天子的臣民；从文化、思想层面来说，都归属于华夏文明圈。所以，各国的战争、兼并，根本上来说是不同贵族群之间的利益争夺，并不类似于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
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大潮，在贵族阶层之下、普通百姓之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起起源于传统的“士”，但早已下沉、扩大化的知识分子们。考虑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以及人们对更优越生活的向往，在这个千年一见的历史大转型时期，如果没能把握契机、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身利益，那可真叫追悔莫及。
因此，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大环境下，士人们无不寻找机会、一展雄心，孔夫子尚且长年累月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那个时代的人才没有国别属性，而是共同被摆在“周王朝”这个大盘子中。
但问题在于，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根深蒂固，是否有诸侯能够做到下沉权力系统、吸纳非贵族圈的精英人才为己所用？
首个吃螃蟹的是魏国。
魏国的诞生，是士大夫篡位的结果。所以在三家分晋后的阶段，旧贵族被推翻、新贵族正在形成，韩、赵、魏的贵族势力相对薄弱。魏国还有个特殊优势，君主极为开明、进取。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俩在位共计半个多世纪，他们励精图治，致力于富国强兵，内废公族、外务兼并。
为了支撑这一宏图，魏国的君权逐渐与宗法制高度脱钩，官员的任用不再依据世卿世禄制，而是量才录用、打破阶层束缚。比如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翟璜争相”典故透露，翟璜先后向魏文侯举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李悝等人才，而魏文侯之弟魏成则推荐的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为帝王之师。
吴起担任河西郡守、西门豹为邺城令，两大重镇的最高长官都由平民阶层的人才出任；吴起是卫国人，乐羊则是宋国人，两位手握兵马的魏国名将都是外来户，可见魏国政治之务实、风气之开明。
魏文侯开启了君王养士之风。在他的支持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在河西讲学，人称“西河学派”；这几位虽然是出世的“不仕派”，但却培养了大量积极入世的“禄仕派”，战国初期最伟大的二位改革家李悝、吴起出自西河学派。
承接这股时代新风，魏国一度成了各诸侯国人才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学习交流、产生思想碰撞，随后付诸于实践，帮助魏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
不过，一个家族若富裕太久，子孙后代很容易不把钱财当回事；一个国家若长期人才济济，对个别人物的去留往往不怎么在意。划时代的军事家吴起尚且会被迫逃向楚国，更何况其他一时籍籍无名的才俊？商鞅的出走，标志着魏国步入了大规模人才流失阶段。
而西边的秦国成了魏国人才的首先目的地，原因有三：
其一，不满长期被中原诸国轻视，秦孝公公告天下、许下重酬：“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愿意向各国人才分享利益；
其二，秦国自建国其就在西陲与诸戎杂居，其制度风俗并不完全与中原一样，宗法制相对不牢靠，风气宽松、贵族势力相对较弱，客观上为外来人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其三，秦国的国力正处于肉眼可视的上升状态，蕴含着无限机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秦孝公起，源源不断的山东各国人才（尤其是魏国）涌向秦国，甚至还诞生了“客卿”这一职务：专门授予非本国人、而在本国当高级官员的人才，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享受左庶长之爵。
秦国的人才政策威力强劲，商鞅、公孙衍、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这些塑造了秦国制度、左右了秦国发展的政治精英，竟然都非由秦国自身培养。这充分证明，在战国时期，除非那些跟诸侯有姻亲、血缘关系的勋贵，其他人才的国家观是广义的——周天子的所有诸侯国，都是我一展所长的舞台。
当然了，这种观念也是为当时的时代所公认的，毕竟我们几乎在史书中看不到战国人的国别之争。
也正是这样，战国政治、军事人才的流动性极高，也很难谈得上什么忠诚度。
说白了，他们与国君之间就是合作关系，条件合适、环境不错，就待在那干；反之，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他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有时候甚至会为了扳倒对手不惜坑害所在政权的利益；
而且，同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围绕所处政权的客观需要而开展。
而且，君王也会视需要进行人才淘汰、更替。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吴起被楚悼王奉为上宾、受命推行变法，但楚悼王死后，吴起死于贵族乱箭之下；
秦孝公手下掌握生杀大权的商鞅，到了秦惠文王时期却被逼的死无全尸；
秦武王期间备受重用的左丞相甘茂，为了躲避同僚樗里子、公孙奭等人的嫉妒、构陷，在率军攻打蒲阪时投向齐国、担任上卿；
张仪凭借三寸不烂之色，玩弄东方六国于鼓掌，但随着秦惠文王去世，他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麻溜地设计跑到魏国当宰相；
范雎被秦昭襄王称为“寡人之叔父”，但在邯郸之战后却郁郁而终。
至于公孙衍，则与张仪于公于私都是对手，他们在秦、魏两国上演了多起恩恩怨怨。
公孙衍是魏国人，但他首次在史书中亮相，是以秦国将军的身份。《史记》称：“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犀首即公孙衍的代称，公元前334年他被升为大良造。公元前332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即公孙衍破坏了各国合纵。但他的大好前景被张仪破坏了。
公元前329年，张仪奔秦，被任命为客卿。下一年，他以连横之策说服魏国投靠秦国，献上了上郡十五县、河西重镇少梁。
看到兵不血刃获得如此丰厚的回报，秦惠文王大喜过望，提拔张仪魏秦相，并且取代了公孙衍的大良造职务。
于是，公孙衍一怒之下、投奔魏国，从此从事与之前完全相反的事业：推动合纵、对抗张仪的连横。
随后在公元前324年，张仪正在为推动连横四处奔走，公孙衍也没闲着，他鼓动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结盟称王，以联合抗秦，但貌似没啥大的成果；
公元前322年，张仪奉秦王之命前去魏国为相，目的是推动秦、魏连横，而公孙衍则争取韩国的支持，对其予以极力破坏；
公元前319年，张仪回到秦国，公孙衍担任魏相。下一年，他成功推动韩、赵、魏、楚、燕五国合纵，并以实力最强的楚国为首，联合对秦国发起进攻，甚至达到了函谷关。可惜各方各怀鬼胎，出现了“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的结果，合纵失败；
而在公元前313年，张仪献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空手套白狼、山东齐楚翻脸，随后秦国趁机拿下了楚国的汉中郡、歼灭八万楚军。此后楚国元气大伤，山东六国的合纵遭受重大挫折。
也是在这之后，公孙衍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紧随其后推行合纵的是苏秦。虽然在《史记》中苏秦与张仪并驾齐驱，但据考证，公孙衍才是张仪真正的“冤家对手”。《战国策》中，甚至还有《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一章，可见二人的深仇大恨有多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