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国家已经存在，当时的主要战争模式是车战，而当时的战争规模相比于现代则比较小，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规模也不断扩大。
夏朝时期的武装力量
直属夏王的军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卫队式常备武装和兵民合一的民军。
数量不大的常备武装是由英雄时代军事首长武装扈从演化来的，以贵族子弟为核心，国家建立以后，更吸收了作为王之近侍的男女奴隶来扩充和加强了这部分力量。夏太康失国后，篡夺了王权的后羿又因寒浞策动政变，被“家众杀而烹之”，其“家众”与商代从事征伐的“多臣”以及西周时在内朝为王之卫队,外朝为军队之精锐的“虎臣”，都属于这类武装或其孑遗。
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一武装力量何以会让奴隶担任，常为人所不解。实际上，恩格斯在论及雅典国家产生时曾谈到，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雅典人在创立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宪兵队，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因为“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
从我国丰富的史料看，当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炸毁氏族制度的外壳时，与人民大众相脱离的公共权力随之诞生，但由于氏族制度的传统习俗、习惯势力根深蒂固，要想扫除和廓清它，统治者不得不部分地依靠奴隶去做，不仅是部分武装力量,就是一些原始官吏也是由奴隶充任的。因此，从常备武装力量的起源看，羿的“家众”身份有别于《夏书》中与“元后”相提并论的“众”，是由家内奴隶构成的扈从，这种武装力量产生于英雄时代、并保存在商周王朝中，因此在夏王朝也必然存在过，只不过由于夏代文献的不足，夏代军队中的这一构成部分往往被人所忽略。
夏王直接统率的王朝军队另一部分就是由自由民一一众构成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文献记载：“《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众在政治上拥戴“元后”，即明君，君则要靠“众”保卫国土，所以“众”不是奴隶，而是奴隶制国家服兵役的公民，也就是农村公社的成员。他们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以“五十而贡”的形式交纳什一税，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战时服兵役，为统治者守卫或开拓疆土。
少康
少康逃奔虞思，得纶邑立足，“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古代田制方十里为成，合一百井，九万亩，除去沟渠道路，可得耕地六十四井，容五百七十六耕夫，可征召500兵员，组成一“旅”军队，足见众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亦兵亦农，不是常备军，却是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基本军事力量。
“旅”的本字是用一支集合在旗帜下的队伍来表示的，这一用语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武装力量形成了，它区别于氏族制度下没有固定编制的武装。传说黄帝时已对氏族武装进行了一些改造，但真正代表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的军队，应是在夏代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一起产生的。
夏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夏后氏政权及一批拥戴夏后氏的方国侯伯及强宗大族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如文献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斟寻、斟戈都是支持夏后氏统治的“同姓诸侯”，昆吾“为夏伯矣”，即服属的方国伯长。
他们都属于大大小小金字塔式阶级结构顶端的人物，有属于自己的卫队式常备军和兵民合一的民军。这些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时，以自己的军队与夏后氏抗衡，如有扈氏与夏后启的战争，而服属的侯伯则要承认夏王的最高军事统帅权。
所以夏王朝的武装力量包括直属夏王的军队和侯伯军队，夏王可以亲自率领这些军队出征，也常命令侯伯出征，如前述启征西河，命彭伯寿出师；仲康时征羲和,“胤侯命掌六师”，夏代尚无“六师”之制，而且仲康时正是夏后氏政权衰微之时，所以它的涵义是令胤侯专征伐，即以自己的军队，执行夏后氏的讨伐命令。
《司马法》记载，“旗，夏后氏玄”，“章，夏后氏以日月”，是说夏后氏的军队用黑色的旗帜，严肃而威武，用日月作徽号，象征光明。可见当时的军队各有自己的旗帜和徽号作为标志。
夏代的兵种主要是步卒，作战方式以步战为主，已开始有了战车和车战。文献记载“奚仲作车”，又说奚仲“为夏车正”，还记载“《夏书》日：‘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反映夏代已用车酬劳赏功，在社会生活中已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还专设“车正”一职，负责制造、管理车辆。
车战
此外王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马”之说，反映当时已有畜力牵引，而畜力牵引的车出现，是车用于作战的前提。古作兵车之法是车上三人，左人执弓主射；右人执矛或戈，主击刺；御居中，驾车御马。《甘誓》所谓甘之战中“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马之正，汝不恭命”，正是从左、右、御职责的角度提出作战要求，预示当时已有了车战。
兵种的构成受社会经济、武器装备等制约，目前田野考古尚未见夏代车辆的遗迹，但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发展水平看，已为需木工、铜工、皮革工等多工种协作的战车制造业创造了条件。
从已发现的兵器，尤其是青铜兵器看，主要也是可以装备车兵的镞和戈。不过夏代的战车和车兵应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首先用于将领和卫队式常备军中，在夏代早期数量还较少，以后获得扩大和发展，夏代晚期可能已达到一定规模，以至古代相传汤伐夏桀已用战车部队作先锋，突击灭夏。
商代武装力量构成
商代武装力量的构成，大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王朝的守卫部队，最早是从王的扈从军演化来的，也就是后来的“禁卫军”，包括守卫王都王宫的多马卫、多射卫、多犬卫，属于精锐的行使武装警察职能的军队。其中部分人员是从多臣、多仆、多马羌等非自由人中选拔组成的，带有专职武装的性质，其统领为小臣、多马羌臣等。
第二类正式作战的武装，是出征前临时按族邑征调的，王室贵族的族军是其骨干，编成师、旅、行等作战部别出征或戍守，族邑之长担任相应的各级统领。有些武装行动动用兵力较少时，仅征调王族、多子族或三族、五族的族军。王室贵族的武装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以贵族子弟为核心，包括一些臣仆构成的扈从军；一是平时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战时应征的族众。
臣服于商王朝的方伯、诸侯军队的构成，也有大抵相似的组成，有带专职武装性质的禁卫军和亦兵亦民的民军。方国的军队不仅要维护方国的统治，还要听从商王调遣，成为商王朝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目前，对于商代是否有常备军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研究者指出商代已有常驻的师旅所在地，卜辞中有“归于右师”、“往见右师”、“在师”、“至师”，还有使在师的人归来，都说明师是一种军事实体，有人员在其中活动；还有“至雀师”“韦师寮”，说明地方的守卫部队也有军职寮署。
尤其是殷墟后期的征伐卜辞中，少见“登人”、“共人”等临时征集兵员的内容，却常见“今夕师不震”、“今夕弗震王师”，透露出“师”常作为调遣的整体，从而揭示出商代晚期军队组织有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固定的军事编制，以贵族为骨干，有一些较长时间在军中服役的人员，反映带有常备性质的军队已出现了，它体现了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备。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多臣、多马羌是职业武装队伍，多射、多马是常备性武装队伍，还有军事管理的后勤人员，也属于职业军人。因此常备武装队伍是存在的。
在殷墟卜辞中，商代的军队有师、旅、大行、行的编制。文献记载，古代社会军事组织与村社组织相结合,“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早有研究者指出，古代中国也曾存在过十进制的氏族组织，反映在军事编制中则有百人团体、千人团体。随着氏族制的衰落，家的地位逐渐提高，才有了伍的组织。商代军队基层组织应也有什、伍，只不过在商王的卜辞中没有出现。
甲骨文中常见的基层作战单位是“行”。“義行”，“行”前一字都是族邑名，也指以该名号相称的族邑之长，所以某行即为某族邑之长统领的军行。在实战中，为了便于互相配合，往往以三个军行分左、中、右组合编队。
上行就是左行，东行是右行，与中行相配合，进，便于包抄，退，可互相支援，所以三行的组合编制也是常用的战斗单位。
“行”作为战斗的基层单位是百人团体，合左、中、右三行的三百人团体是卜辞中的“大行”。氏徽号的铜器，从而可知每一大行包括左、中、右三个军行，行和大行的关系是三进制，每一大行三百人。行和大行都是作战和戍守经常派出的军事单位。
大行以上的编制单位是旅，也有左、中、右之分，这一级编制是征伐中动用最多的，因而也成了军旅的通称。大行和旅的关系应是十进制，一大行三百人，一旅三千人。三千人，是大规模征兵时最常见的征召数字，也是一般征战中投入的兵力。
旅以上的编制是师。武丁时有“中师”，“右师”，武乙文丁时，更有“王乍三师右中左”。有研究者指出，这可能反映征集制的发展，将全军分为右中左三大队制度化，同时任户计民以预定军籍，纳入所属编队及各级军官之下，以便于征集作战。按十进制编队是根据阵法需要形成的军队组织形式，它的实质性纽带仍然是族，族军不是独立于军队组织以外的特殊武装。旅和师的关系当为三进制，右、中、左旅合为一师，徒兵九千加上战车甲士后勤近万人。右、中、左三师则为三万，这或许是商代后期可以随时征召的民军人数。
周代武装力量构成
西周王朝的武装力量主要由王室直辖军队和诸侯国的军队构成，另外还有公卿大夫的“族军”。这些作战部队是保卫政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柱石。禁卫军和治安部队分别担任守卫王宫、保卫周王和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
1、周王室的军队
“六师”和“八师”是王室直属的两大集团军，一个以丰镐为基地守卫西土，一个以成周为大本营，镇抚东国和南国。这两大集团军的强弱，关系着王朝的兴衰，因此周王始终把它视作巩固政权和实施统治的工具，不断进行整顿和加强。
“六师”是周人灭商前组建的一支劲旅，文王时就以这支军队东征西讨，他伐崇时的盛况是“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周王在前急行，“六师”紧紧跟随。武王伐商时“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这是说武王未等“六师”赶到，就以精锐先头部队联合诸侯之师在牧野战胜商纣大军。康王即位时下令“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张皇六师”就是“张大其六军”。
周康王
这句话表明康王即位后进一步加强“六师”的建设，保障文王创下的基业不被毁坏。诗人歌颂宣王伐徐前曾积极主动地进行“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的战备训练，为战胜徐方做好准备。从这些记载看出，文王创建的“六师”既是武王继续创业的强大后盾，又是巩固王朝西土和打击东土叛乱势力的无敌大军。
周王命令东宫（太子）率六师追击前来犯境的巢国军队。正与文献中的“六师”含义相同，二者必是指同一军事组织。金文中的“六师”又称“西六师”，这是因为它始建于周人兴起的西方和守卫西土为主要任务。
灭商后周王朝又在殷人故地组建“八师”，见于西周甲骨和金文，成康时期甲骨将“六师、八师” 并提，“师”字写法与金文一致。金文中的“八师” 又称“殷八师”或“成周八师”。周初建立“八师”的目的在于监视殷人，故称“殷八师”，而“八师”又以成周为基地，所以又呼作“成周八师”。
这两种名称的“八师”，有人认为是两支军队。其实不然，因为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从未见两种“八师”出现在同一铭文中，即使在东方战事吃紧，抽调“西六师”与“八师”协同作战时，也不见有“殷八师”和“成周八师”会合抗击敌人的记录。这充分反映出它们不是两支军队，而是同一支军队的两种不同名称。
何况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都不可能允许在东方同时存在两支“八师”军队，还是以西周“共有十四师，分为两个体系”，即“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为妥。至于“八师”的构成人员，一种意见认为：“‘八师’，则系周人克殷后，将殷人投降的军队改编而成”。另一种意见主张：“成周建成后，周朝把殷遗民迁到那里，居于成周东郊。八师自然不是殷人后裔，而是由周人组成的。” 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但都过于绝对化。
实际上“八师”内既有殷人又有周人，只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征引孔安国发掘的历史资料说：“四国民之贤者有十夫,不从叛逆，其来为我翼佐我周，于是用抚安武事，谋立其功。”在东征中周公使用了以十夫为首的武装力量，平叛“三监”和武庚之乱后，这部分武装力量很自然地成为周人掌握的军队组成部分，很可能是构成“八师”的武装力量之一。
周初，因周、召二公“分陕而治”，自然他们二人也就是“成周八师”和“西六师”的最高军事首长。周公去世后，其子“君臣分正东郊成周”，即主持成周的军政大事，昭王时“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执掌东方事物，其后“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说明周初先后由周公、君臣、明保、伯懋父作“成周八师”的统帅。西周中期“西六师”曾由太子统帅（见前引鼓器簋），夷厉时代武公担任过西土的军事长官。
看来两大集团军一直由王朝的执政者们直接或间接掌管，服从周王的调遣指挥。十四师的兵力达五、六万人之众，这在三千年前后的黄河中游地区是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调动、指挥得当，完全能够担当起镇抚殷民和保卫疆土的重任。
2、诸侯国的军队
王朝武装力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诸侯国军队。原在王畿西部的诸侯国都有自己保境安民的军队,灭商后分封到东土、北土、南土的诸侯国是以武装殖民的方式进入新领地的，自然应有足够的兵力保卫新生的侯国政权，代表周王镇守一方。
但有鉴于殷商时诸侯国叛服无常的教训，周王在分封诸侯时对其等级和军队数量有严格限制，春秋时鲁国叔孙穆子追述西周时天子、诸侯的军制说：“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据韦昭诠释：元候为大国之君，三卿命于天子；诸侯为次国之君，二卿命于天子。
又说诸侯无军是无三军，小国无卿是无命卿。三个等级的诸侯,大国和次国分别有三师和二师军队，由命卿统帅，小国仅一师军队。这种诸侯等级、命卿和组建军队相结合的制度，诸侯国只能在与其地位相应的范围内组建限额军队。
周初确实实行过叔孙穆子所说的军制，如《尚书·费誓》载：“鲁人三郊三遂。”依照学者对《周礼》乡遂制度的研究，“三郊”即“三乡”，居乡国人有当兵义务的规定，周初伯禽又任王朝卿士，鲁国当然有资格实行“三郊三遂”体制，可以作三师。春秋晚期晋侯遵循古礼“舍新军”，使晋国合于“半天子之军”的制度，即“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
这里的“六军”是指宗周地区的“西六师”而言，不包括周人灭商后组建的“成周八师”。大国三军可能是周初分封诸侯，急于巩固政权情况下的产物，而后随着王权的加强和各地诸侯国政权的稳固，以及礼制的进一步完善，大国不再组建“三师”，方伯也只能有“二师”。
这一变化在鲁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伯禽就封于鲁时周公在朝执政，成王特许伯禽在鲁“大启尔宇”（开拓疆土），鲁国才得以有“三师”, 其后只有“二师”。何休在解释这一历史变化时说：“《礼》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
《礼记·王制》之说相合，即“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显然，大国犹如周初的鲁国，次国为方伯，小国为一般诸侯。据郑玄、孔安国等注解，分别应当有命卿三名、二名、一名，因而命卿所率军队为“三师”，“二师”和“一师”。
但自周公及其子伯禽殁世后，朝中已无那样的安邦定国重臣，故其封国大者莫过于方伯，所以“次国”就是诸侯中的大国了，有“二师”军队已是法定中的最高限额。小国一师的传统，直到春秋前期周王仍坚持这一原则，如“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就是将庄伯的晋国视为小国。
即使成为霸主以后的晋国，已是“作五军” 的大国，仍只有一个命卿，晋侯请周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 便是突出的一例。这些例证说明，小国一师的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3、各级军事建制
有关周人军队编制的史料，最早见于《逸周书·武顺》：“五五二十五日元卒。一卒居前曰开，一卒居后日敦。左右一卒曰闾，四卒成卫曰伯。三伯一长曰佐，三佐一长曰右。三右一长曰正，三正一长曰卿，三卿一长曰辟。”
注家指出文中的辟是指国君，即诸侯；“敦”犹“殿”。如果这篇文献像有的学者评价《世俘》那样可信的话，那么这个“辟”很可能就是殷墟卜辞中所称的周侯，因而可以将这段文字看作是周人还没有将军队扩编为“六师”时的军制。这种军制的低级编制起于五和四，再逐级成“三三”建制。而《尚书·牧誓》里师氏之下有“千夫长、百夫长”称谓，两相对照，显示出周人早期军队是以“十进制”和“三进制”为主进行编制，与商代的军队编制没有显著差别。
周人组建“六师”以后，正式将军队的最高建制命名为“师”，直到西周晚期这一名称未变，如宣王时“整我六师”伐徐戎，或伐荆楚“丧南国之师”。作为军队建制的师，夷厉时期的金文仍称“西六师、殷八师。” 所以整个西周时期军队的最高建制是师。
据《夏官·叙官》六级军队建制的长官名为命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和伍长，自师帅至两司马的爵位是中大夫、下大夫、上士和中士。《叙官》又载“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五人为伍”。对于各级建制士兵数量，更是众说纷纭。
若按这个数量计算，“六师”只有1.5万人，“成周八师”也仅有2万人。偌大的周王朝，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仅仅3.5万人，这样两支军事力量显然应付不了来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异族的挑衅和入侵。
康王时期的小盂鼎铭文载有盂伐鬼方的战绩，一次战斗就“执兽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十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敌人被斩杀俘获近1.8万人，可以想见鬼方出动的兵力当在2万以上。若要战胜这样一支游牧族劲旅，盂所率部队的数量至少应与之相等，依《周礼》规定的“六师”人数只有1.5万人，即使“西六师”全部出动也仅有敌人3/4稍强的兵力，是难于战胜善于奇袭的鬼方入侵者。
《诗经·小雅·采芑》为我们探知“六师”人数提供线索，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蛮的兵力是“其车三千”。清人征引文献考证这是“六军”的车数，每乘有甲士、徒兵25人，共7.5万人。据此，有人推断宣王时已完成厉王提出的军制改革,天子拥有六军。然而前面已论述直到西周晚期军队最高建制仍称师,而且金文中也未见“军”字出现，战国时金文里才使用军字，因此这个车数还不能遽定为六军的数额，也不能排除是“六师”的可能性。
以此类推“成周八师”的兵力为10万人，东西两大集团兵力近18万兵力，这在三千多年前确实是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按我们从金文和文献资料实际分析，尽管军制已经改革，西周晚期还未出现军一级建制，可能在原有建制基础上扩大编制,因而师、旅的人数可能为12500和2500人。
至于旅和百人卒之间所辖兵员悬殊太大，从作战指挥角度考虑，西周时应像商代万人旅之下有千人“大行”那样一类建制，在大规模的车战中准确传达师、旅长官的作战号令，达到全军协调一致，进退有序，方能在交战中控制战局。这一点，可从春秋时楚国战车部队中有“偏两”编制得到启示，即“一偏十五乘，两偏三十乘。” 正是介于旅和卒之间的一种建制。今后当从金文和文献史料进一步探讨这种编制，尽可能恢复西周时军队建制的全貌。
由此，夏朝时期，由于史料缺乏尚无法估算出战争规模，但是可以猜测应该在千人规模，不会或者很难超过万人。而到了商朝时期，战争的规模应在三到四万人规模。到了周朝时期，战争规模应该能达到18万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