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掉执政的智氏，瓜分了晋国的绝大部分领土，成为战国前期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新兴势力。它们一改春秋末叶晋国衰弱不振的颓势，迅速向四邻扩张；其中魏国作为三晋联盟的领袖，变法图强，频频击败秦、齐、楚等大国，广略疆土。沿至惠王时，他迁都大梁，战功赫赫，邻近诸侯多来听命，甚至“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登上盟主的宝座，使魏国的霸业升到顶点。
魏国的地利之便——伐秦之资
魏氏为姬姓，其祖系周文王之子，名商。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后，分封姬商于毕（今陕西长安县附近），后代沦为庶民。春秋时毕万从晋献公征伐有功，受封于魏（今山西芮城），为大夫，便以邑名为氏。至魏悼子时徙封于霍（今山西霍县），其子魏绛为晋悼公名臣，曾徙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自后直到战国初年更未迁都。
三家分晋时，赵氏因在消灭智氏的战争中牺牲惨重，贡献最大，故所获领土较多。如《战国策·赵策一》载：“昔者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魏国疆域虽不如赵之广袤，但是具有很多有利条件：
1、资源丰足
韩、赵两家的领土，总的来说较为贫瘠，物产欠乏。如《汉书·地理志》载：“赵、中山地薄人众。”张仪则称：“韩地险恶，五谷所生，非麦即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
而魏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河东所在的运城盆地土壤肥沃，并有涑、浍、汾诸水的灌溉，利于农作物的垦殖。战国初年，李悝为相，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遂使国家富强。
魏国东部的河内，背依太行山麓，有淇水、洹水、漳水的溉注。当地土壤中含有盐碱，即所谓“斥卤之地”，《尚书·禹贡》称其为“白壤”，本来是不利于垦种的。但在战国时期，由于铁工具的普遍推广，为水利事业的开发提供了条件。魏国先后任西门豹、史起为邺令，开凿灌渠，治理洪患，并引水冲洗土壤中的盐分，促成了河内的农业繁荣;甚至在河东受灾时，能够向其支援余粮，并接受那里的移民。
魏国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汉书·地理志》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著名的盐池在魏都安邑之南，“池长五十一里，广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紫色澄滞，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凝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又有女盐池，在解州西北三里，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其西南为静林等涧。服虔曰：土人引水沃畦，水耗土自成盐处也”。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国朝议迁都时，“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照，国利民乐，不可失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蜜即盐池，今曰解池。《穆天子传》：至于照。《说文》：‘盥，河东盐池。’均可以为证。”河东盐池储量巨大，加工程序简单方便，是当时内陆最大的产盐地，有着广阔的销售市场。《史记·货殖列传》称“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后者主要指的是河东盐池所产的硝盐，它给魏国带来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河东的铜矿资源在北方亦有名声，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天下产铜之山共有29处。经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和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研究，在河东者有两处，即今山西平陆县境的阳山和垣曲县的鼓镫之山。另外，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运城的涧沟还发现了一座古代铜矿遗迹。据分析，其开采的历史可从先秦延续到东汉。
战国初期三晋形势图
河东又“有盐铁之饶”，南部的中条山脉是我国北方冶铁的发源地之一；较为丰富的铁矿储量，使魏国得以开采冶炼，促进其经济的发展。魏都安邑所在的故地山西夏县曾发现过大批战国时期冶铜的陶范，以及不少战国前期的铁工具，表明当地金属铸造业的发达。后来西汉政府在安邑、绛、皮氏等地设置铁官，就是对前代魏、秦铁官的继承经营。
河东等地的沃饶，为魏国早期的对外征伐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劳力和粮草财赋，奠定了其霸业兴盛的经济基础。
2、交通便利
魏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大陆的核心，水道旱路四通八达，和其他地域的往来十分方便。魏国境内的汾水、涑水、浍水均可航行舟船，人河溯渭，沟通秦晋两地。魏都安邑处在几条道路交汇的中心，北过绛、平阳、晋阳，即可直达代北。东去垣曲，逾王屋山，穿过轵道，便进入华北平原。南由茅津（今山西平陆）或封陵（今山西风陵渡）渡河。
经豫西走廊东出崤函，就是号称“天下之中”的周都洛阳；西越桃林、华下，又能抵达关中平原。还可以从西境的岸门（今山西河津)、蒲坂（今山西永济）等地渡河入秦。交通条件的便利，不仅使魏国商旅荟萃，贸易发达，而且便于军队调遣，有助于向各个方向的兵力运动。
3、多据要枢
魏国的疆土南北狭而东西长，多在黄河中游两岸，占据了许多关塞津渡，能够控制当时的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在军事上处在极为有利的位置。例如黄河自河曲折向东流，阻隔南北，为天下巨防：顾祖禹曾论述道:“河南境内之川，莫大于河；而境内之险，亦莫重于河；境内之患，亦莫甚于河。盖自东而西，横亘几千五百里，其间可渡处，约以数十计，而西有陕津，中有河阳，东有延津，自三代以后，未有百年无事者也。”
这里所提到的最为重要的三处渡口——陕津、河阳（孟津）、延津，都在魏国的版图之内，它掌握着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几座枢纽。
战国时期，联系东、西方（山东、山西）两大经济区域的陆路干线，主要有两条：
（1）豫西通道。从关中平原沿渭水南岸东行，过华阴，入桃林、崤函之塞，穿越豫西的丘陵山地，经洛阳、成皋、荥阳至管城（今河南郑州），到达豫东平原。由于魏国占领了豫西走廊的西段，并屯兵于号称“关中喉舌” 的华下，既保护了通道的出口，阻止秦人东进；又能威胁无险可守的泾渭平原，从而把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2）晋南豫北通道。由渭水北岸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从轵（今河南济源西北）穿过太行山南麓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便进入河内所在的冀南平原。走廊的西端为轵道，战国初年属韩；其东段的修武南阳归属魏国，《读史方舆纪要》称该地“南控虎牢之险，北依太行之固，沁河东流，沇水西带，表里山河，雄踞晋卫，舟车都会，号称陆海。”形势十分重要。
顾祖禹
而河内东部的安阳、邺地屏护延津，隔阻赵、齐，扼守南北要途，也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价值；顾祖禹称其为“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上述两条干线的几处关键路段被魏国所控制，给它在西方和东方的邻国——秦、齐、赵的兵力运动带来了很大困难，使它们无法将军队顺利投送到当时诸侯争夺的热点区域——中原地带。受制最为严重的要属秦国，顾栋高曾指出，春秋乃至战国前期，秦与晋、魏交战虽互有胜负，“然终不能越河以东一步，盖有桃林以塞秦之门户，而河西之地复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声息，晋无不知。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魏国在战国初年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三晋领袖、诸侯盟主，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其地理条件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魏国的地理之害——失秦之弊
但是，另一方面，魏国的领土状况也有不利因素，制约和局限了它的防御及扩张，详述如下：
1、土狭民众
魏在战国之初的主要疆土——河东、河内，尽管农业发达，可是由于人口繁衍，居住密集，致使领域窄小，耕地面积相对不足，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
《商君书·徕民篇》亦称：“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李悝在魏推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企图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提倡精耕细作，来克服上述困难。再者，对魏国来说，急需要向外开疆拓土，像齐、秦、楚、越那样，成为地方千里乃至数千里的泱泱大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分割零散
魏在三家分晋后的疆土，除了河东地区较为完整外，其他各处面积不大，又受到黄河与中条、王屋、太行诸山及韩、赵、秦等国领土的分隔，显得支离破碎，相互间的来往联系多有不便；如河内、陕、华、西河、上郡等地，孤悬于河东本土之外，有山川相阻，且遭到强邻的严重威胁，处境险恶。钟凤年先生曾对此评论道：“诸部最大者为河东，跨今县二十三；余者，或微逾十县，或五六县，最小者不及三县。地势如此畸零，平时需逐处设备，一部告警，则征调困难，实不易于立国。”魏国君臣面临的要务之一，就是急需将河东以外的各地拓展相连，借以巩固国防，保障安全。
魏国的用兵特点
战国初年，魏国的疆域和人口有限，拥有的兵力并不充足。因 因为领土分割零散，四处设防，占用了不少常备军队，能够集中起来投入进攻的大约只有5万到7万人。
这个因素造成了当时魏国用兵的一些特点：
第一，维持三晋联盟，共同对外作战。
魏文侯
由于魏兵员不足，又属于“四战之国”，不能树敌太多。三家分晋以后，尚未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在政权统治上还有待巩固，所以有必要联合盟友，以增强自己的力量。有鉴于此，魏文侯一向把巩固与韩、赵两家的睦邻关系作为基本国策。例如：“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已也，皆朝魏。”另一方面，魏文侯在对秦、齐、楚国作战时，往往是和韩、赵两国一起行动，其结果是促成了战争的胜利。
第二，集中兵力，依次打败对手。
除了盟友韩、赵之外，魏的邻国多是宿仇旧敌，如秦、齐、楚等，且地广兵强，不易战胜。魏国此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几处同时采取进攻，为了确保获胜，它总是把有限的军队集结起来，每次只在一个战略方向发动攻势。从魏文侯在位时对外的战况来看，魏国先后向秦、中山、齐以及中原地带的郑、宋等国主动进攻，其用兵具有阶段性，作战意图十分明显，都是在取得预期的目的后转移兵力，投入另一个战场，其他地区随即改为防御。
时间顺序为：周威烈王七年（前419年）到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于河西、河外伐秦。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到周威烈王二十年（前406年），伐灭中山。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前405年）到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伐齐。周安王二年（前400年）以后，伐郑、宋、楚等。
此后魏武侯、魏惠王继续向郑、宋等国所在的中原地带投入主力军队，广拓疆土，取得了赫赫战果；直至“逢泽之会”，惠王率诸侯朝天子，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可以说，魏国在战国前期所实施的战略收效显著，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魏国为什么对秦国用兵？
魏国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用兵次序和作战方向？它和当时的地理形势以及魏国的领土特征有何必然联系？
战国前期的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华夏与东夷中小诸侯。立国于中原地带（黄河、泰山以南，嵩高、外方以东，桐柏、大别山及淮河以北）的郑、宋、鲁、卫等华夏旧邦以及淮北、泗上的众多小国——莒、邹、杞、蔡、薛、郯、任、滕、倪等。国力较为弱小，自春秋诸侯争霸以来，就是强国吞噬、奴役的主要对象。
（2）戎狄蛮夷。活动于中国大陆周边地带的落后部族、邦国，如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楼烦、林胡、义渠、乌氏、西羌等等；南方务农又兼营渔猎的百越、群蛮和文明程度略高的巴、蜀等等。它们也是大国兼并、驱除的目标。
（3）强国。如齐、晋（三晋）、秦、楚、越等大国，地广兵强，历史上充当过海内或地区性的霸主，是战国前期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主角。它们的疆土从山东半岛向西推移，经过河北平原、山西及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再由陕南和豫西丘陵折而向南，括南阳盆地、江汉平原转向东方，经江淮平原而抵达海滨，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在地理位置上，上述强国的领域正好位于中原和周边地带之间，将华夏与东夷中小诸侯国家包围起来，而这些强国则又被外围的戎狄蛮夷所环绕。
魏国战事示意图
上述的地理格局和春秋时期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基本相同。从春秋历史来看，齐、晋、秦、楚、吴几大强国间的战争互有胜负，维持着均势状态；它们的领土扩张主要是靠兼并弱邻来完成的，即所谓“内取诸夏，外攘夷狄”，向中原和周边地带发展势力。从春秋时期的历史来看，大国成长称霸都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就是多与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诸侯、戎狄蛮夷有着较长的共同边界。
列强崛起的首要步骤，是先选择弱小邦国、部族作为用兵对象，在不太耗费兵员财力的情况下扩展领土，充实国力，待到羽翼丰满时再与其他强国交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豫东、鲁南和淮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经过华夏与东夷中小邦国的开发，经济富庶，物产丰饶，军事力量又比较弱小，因此是强国侵略争夺的首选对象。
在向中原用兵不利的情况下，诸强还可以转而侵吞戎狄蛮夷的土地；如晋国群臣所言：“狄之广漠，与晋为邻，晋之辟土，不亦宜乎”。秦、楚两国进兵中原受到挫折后，也能转而出师夷狄，亦可大有收获。像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楚共王败于鄢陵，还能“抚有蛮夷，奄征南海”。
但是，魏国在战国初年的疆域却没有这种便利条件，其地北临赵，西临秦，与戎狄少有接壤；河内又东与齐国交界。它在河外的阴地南邻楚、韩，东进中原的豫西通道出口被韩国控制。魏国大部分的疆界是和强国接壤，多处遭受严重威胁，交锋亦难以获胜。只有东南方向的河内一隅，面对黄河以南的郑、宋、卫等弱邻；不过，在这个理想的用兵方向上作战正面比较狭窄，使魏国的发展受到很大局限。
战国前期，诸强的主要用兵方向仍然是在中原地带，力图兼并和支配当地的华夏与东夷中小诸侯。例如：齐国极力对泰山以南的鲁、莒、薛、邹等进攻，占据了大片土地；《史记索隐·鲁仲连列传》注“齐南阳”曰：“即齐之淮北、泗上地也。”《史记·田仲敬完世家》载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楚国也积极地在这一区域展开军事行动,《史记·楚世家》载：“ 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史记正义》日：“《括地志》云：‘密州莒县，故国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远在江南立国之越，亦频频向淮北出击。《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阖去诸?’……寇退，曾子反。”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据《竹书纪年》记载，越王朱句三十四年（前419年）灭滕（今山东滕县西南），次年灭郯（今山东郯城北）; 越王翳时（约在前404年）灭缯国（今山东枣庄市东）。
魏之盟友韩国也对东略郑宋、向中原扩张领土早有预谋,《战国策·韩策一》载：“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
韩武子
韩武子即位后，把都城由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迁到河南的宜阳，后又徙至阳翟， 便于向东、南发展，与楚争夺郑、宋的土地。
从魏国的历史来看，它也和诸强一样，把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带作为重点进攻区域，投人大量兵力；并于周显王八年（前361年）迁都至大梁，将河南地区做为新的根据地，完成了统治重心的转移。但是，魏国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进行南向作战，而是先打败东西两翼的邻国秦、中山、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直接进军中原，必然激化魏与齐、楚及郑、宋等国的矛盾，受到多股敌对力量的抗击，是难以获胜的。
魏在东方的主要敌人是齐国，齐在战国初年所奉行的策略之一，便是远交近攻，侵略较近的鲁、卫及淮泗小国，与距离自己较远而迫近晋地的郑国结盟，来阻挠晋（或是后来的三晋）对河南的攻掠。像周贞定王二年（前468年），“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齐师来援，晋人不愿同时与两国交锋，统帅智伯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只得被迫退兵。周贞定王六年（前464年），晋国再次伐郑，齐兵“救郑，晋师去”。《史记·六国年表》又载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与郑会于西城。伐卫，取毌丘”。对魏国来说，不先打败齐国，中原方向的军事行动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2. 魏国的本土河东，受到秦国的严重威胁。
秦是晋国的宿敌，自春秋中叶以来，两国隔河相峙，互有征伐百余年。晋国阻秦东进之路，使其不能得志于中原。而秦国在晋卧榻之侧，仅有一水相隔，晋之都城腹地亦得不到可靠的安全保障。战国以降，晋国先后爆发了六卿的混战与韩、赵、魏灭智氏的斗争，内乱不断。三家分晋后，又在三十余年内忙于巩固统治，恢复发展力量，尚且无暇外顾。所以秦在战国初年乘机发动攻势，频频削弱晋及后来之魏国的势力和影响。
例如:
（1）招纳亡叛。智氏集团被韩、赵、魏打败后，其残余势力纷纷逃奔秦国，得到秦之庇护，继续与三晋为敌。如《史记·六国年表》载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2年），“晋大夫智开率其邑来奔”。周贞定王二十年（前448年），“晋大夫智宽率其邑人来奔”。
（2）伐大荔、取临晋。大荔是春秋战国之际较强的西戎部族，活动在黄河以西的洛水下游地区，其王城在河西的重要渡口临晋（今陕西省大荔），对岸便是魏国要津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在此渡河后沿涑水而行即可抵达魏都安邑，是秦晋之间的交通枢纽，为兵家所必争。
《元和郡县图志》载：“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大荔国在今县东三十步，故王城是也。……县西南有蒲津关。河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今属河西县。”大荔戎盘踞此地，筑城固守，立国二百余年。周定王八年（前461年），秦国打败大荔，兵临黄河之滨。
《史记·秦本纪》载是年，“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之临晋也。”秦据此地，作为侵伐河东的桥头堡，一来直接威胁魏国腹地、都城的安全；二来逼迫大荔部族屈服，成为秦之附庸，共同对魏作战（如前338年，秦孝公出兵与大荔之戎共围魏之合阳城，即是一例）。使形势发生了对魏国不利的变化。
（3）沿河修筑城堑，加强防务。《史记·六国年表》载周定王八年（前461年）,“堑阿旁，伐大荔，补庞戏城。”舒大刚同志指出：“阿旁即河旁，阿、河古字通用。庞戏城即彭衙，亦即庞戏氏。《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正义》云：‘戏音许宜反，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缪公三十四年，‘孟明视等伐晋，战于彭衙’。《集解》引杜预；‘冯翊合阳县西北有衙城。’《正义》引《括地志》：‘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彭衙即彭戏之异译。彭又与庞同声，故彭戏城即庞戏城。地望在白水、合阳之间，即今大荔县北。大荔、河旁、庞戏临近，因此，秦师一出，乃得堑河旁、伐大荔、补庞戏城，一石三鸟，缘其同在一域之故。”
彭衙亦为河西要镇，在大荔之北，春秋时于秦晋之间数次易手，战国初年被秦出师灭大荔时顺势攻克，因其旧城驻守，故仅加以修补。
（4）越河侵袭晋（魏）国城邑。《史记·六国年表》载周贞定王二年（前467年），“庶长将兵拔魏城。”魏城在今山西省芮城县境，滨于黄河。见《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二》：“芮城县，黄河在县南二十里。故魏城，春秋晋灭之，封毕万是也，在县北五里。”
秦国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南服大荔，占领临晋、彭衙，切断了少梁与渭水以南的魏河外诸城之联系；北夺籍姑，又阻隔了少梁与上郡的交通；使魏国在河西、河外的领土分为三段，其中部的西河仅剩下少梁一座孤城。秦国的防线已推至河旁，与魏共有黄河天险，随时可以进军河东，攻击魏国腹地，此种形势构成了对魏的严重威胁，使其如同骨鲠在喉，不得不除。
相形之下，齐、楚等强国距离魏本土河东较远，威胁并不大；卧榻之侧的秦国则是心腹之患，如果置之不理，出师东方，国内兵力空虚，很可能遭受到秦国的致命袭击。因此，魏国把与齐、楚争夺中原的宏远目标暂且搁置，而首先选择秦国作为打击对象，以解决门庭之患。
再者，齐国的田襄子执政以来，忙于将亲属派往各地执掌官职，篡夺权力；因为害怕受到诸侯的干涉，对外采取睦邻政策，息事宁人；只要三晋不发兵东向，侵犯其利益，齐国则尽量避免和它们发生冲突,魏国也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东方的侵袭。而秦国自厉公去世以后，因君主废立问题多次发生动乱，受到内耗的削弱，客观上有利于魏国向河西的进攻。
如《史记·秦本纪》所称：“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其河西地。”所以，魏国便开始了对秦作战的军事行动。
魏国可以灭秦原因
对魏国来说，河东是根据地，而秦与其隔河相峙，较之齐、楚等国,它所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秦实为魏国最险恶的敌人，双方绝不能共存；如商鞅对秦孝公所言：“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吴起
魏国从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吴起伐秦获胜后，便在河西采取守势，主力尽调往东方，未能彻底解决西方的潜在危害，以致留下隐患，使秦国将来还能东山再起。魏国的这一战略部署虽然收效于中原，却在西方暗伏败笔。
钟凤年先生曾就此论道：“魏文侯力争秦河西，首将渭南北地连为一部。盖已深知全局如此非持久之计而然也。奈终未及逐秦远徙，布置周备，即舍而之他；武侯则直不以秦为虑。故传至惠王，一旦秦日暴兴，魏则拙势立见，从此处处失败，地或残或丧，无一片得宁靖者矣。”就战国前期情况而言，魏文侯末年至惠王即位之初，形势明显对魏国伐秦有利。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秦自厉公以后、怀公至出子五代国君期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频频出现废立君主的动乱，国内政局不稳，“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诽上”。致使国力衰弱，对外作战连连失败，利于魏国继续向河西进攻，扩大战果。
2、 秦与其传统盟友楚国此时关系冷淡。《史记·楚世家》载周安王二年（前400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看来两国之间存在着冲突，楚为了应付三晋的进攻，被迫向秦厚纳财物以求得缓和。楚国当时正与齐、魏、韩在方城之外发生剧烈争夺，亦无暇助秦。
3、秦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况，华夏诸侯多予鄙视。《史记·秦本纪》言战国初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魏国若大举伐秦，邻国多会袖手旁观，不会助秦抗魏；韩、赵为了参与瓜分秦地，很可能像日前那样，出兵协魏攻秦。
所以，魏国较为理想的战略步骤应是首先全力伐秦，即使不能灭亡其国，也可以将秦远逐到陇坂以西，占据关中这块宝贵的“四塞之地”；北连上郡，南抵秦岭，然后再东进中原，这样形势要有利得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魏国确实有能力和条件来完成驱秦的军事行动。如商鞅对秦孝公所言：“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敌大魏，恐不如。”可惜魏国没有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