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这个族称始见于战国晚期。从战国晚期（前三世纪中叶）至南北朝初期（五世纪初），它在我国北方存在了约七个世纪。匈奴这个族称虽然始见于战国，但这个族体却有长期形成的悠久历史，与商周时期北方存在的游牧民族有族源关系。当匈奴这个族称于南北朝时消失之后,这一族体一部分又以稽胡、部落稽、吐京胡、山胡、卢水胡等族称存在于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
在匈奴存在的时期，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时为“敌国”，有时为“藩邦”,有时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它对我国的历史，特别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都发生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具有开创性和阶段性。
匈奴的起源
1、匈奴族源
匈奴之称始见于战国晚期。有关匈奴的最早记载是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之后。时，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秦昭襄王灭义渠等，置陇西、北地、上郡；燕开东胡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并都筑长城以御胡（即匈奴）。
其后，约当赵孝成王时，《史记》又记有赵将李牧与匈奴之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再后就是秦王政之时，秦叛将樊将军亡于燕，燕太子丹欲以谋秦。丹太傅鞠武曰：“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以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太子丹日：“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
见于史书的匈奴第一位单于（国君）是头曼。他是战国末年人，主要活动于秦王政亦即秦始皇当政时期。
匈奴之称虽始见于战国晚期，但这一族体却不是这时才形成的。它有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云：“匈奴，其先祖夏后代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日獯粥，改曰匈奴”；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时日猃狁，秦日匈奴”；韦昭云：“汉日匈奴，荤粥其别名。”
匈奴作为与夏族或华夏族俨然不同的族体，当然不可能源于夏后氏，为夏桀之后。但它的某些成员来源于夏族，换句话说夏族的某些成员跑到北方和融合于北方民族，则是完全可能的。出于夏后氏的淳维，即便存在，也只能是夏族的成员融合于匈奴的事例，而不可能作为匈奴族体的来源。这与越王勾践传说是夏之苗裔，吴王夫差传说是周太伯、虞仲之后，属同样的情况，即夏族的部分成员融合于越族。
根据考古资料，匈奴主要分布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细石器居多的文化；在青铜器时代，有名曰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时间当于西周和春秋，鄂尔多斯文化时间当于晚商至春秋。其后，即到了战国时期，这两种青铜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并向铁器时代转化了。细石器居多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鄂尔多斯、夏家店上层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发展的文化。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当然与它们有着渊源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匈奴的主要分布区，唐虞之时（即传说时代尧舜时期）“有山戎、猃狁、荤粥 ”；夏时有畎戎；商时有土方、昌方、鬼方、狄；西周时有严狁（猃狁）、犬戎；春秋时有戎、北戎、狄、白狄、赤狄、长狄；战国时有北狄、胡。
这些族称，有的是对北方民族的泛称，有的是指北方民族的某些部分或某一部分。这些部族都与匈奴有族源关系。据考证，商之土方和昌方，是“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内蒙河套以北的游牧民族”，而“鬼方距商更远，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它们与商周文献记载的严狁为同族关系，或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称。
2、见诸史籍的匈奴起源
古公亶父
西周时的猃狁、薰育、犬戎，都是居于今陕西、山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的族体。《史记·周本纪》和《孟子·梁惠王》，都记有周之祖古公亶父受北方薰育或狄人所迫，自豳（又称邠）南迁岐下周原，豳被薰育或狄人所据有。豳或邠在邻州或邠州新平县，今陕西旬邑县境。这表明，当时的薰育居于陕西以北地区，南部已达今陕西中部的旬邑县地。薰育又称严狁。
周文王时，为了北抚俨狁，“城彼朔方”，周宣王为了“薄伐俨狁，至于太原”，说明今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都是严狁的游牧区。犬戎的所在，《穆天子传》有明确记载：“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顾实疏：“当水即今山西、直隶之沙河及唐河，而下流日豬龙河者也。” 穆天子即周穆王，沙河和唐河在今河 北定县、唐县以西北至山西的地区。后来，犬戎与申侯联军伐周幽王，并诛幽王于骊山，引起周平王东迁，大概其势力和居住区已至陕西北部了。
《史记》载，春秋时期，“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左传》载北戎、狄、赤狄、白狄、长狄。《史记》所载“百有余戎”包括部分东北地区的民族东胡系统。属于北方狄族系统的匈奴这个族体或其先民，定在“百有余戎”之中，是它的一部或一支。《左传》所载的狄，则与战国时所称的胡和匈奴有密切关系了。狄是北方民族的总称或统称，其中的白狄、赤狄、长狄，则是区分北狄中的不同的族体或部落体。根据《左传》注疏，长狄以身高体大得名。“谓之赤白，……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
《潜夫论·志氏姓》：“隗姓赤狄，姮姓白狄”，表明他们的姓氏不同，亦或表明他们部落体的区别。白狄主要居于今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它的支属鲜虞（在今河北正定）、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普县），则已达河北石家庄一带了。赤狄主要分布在山西东南部和与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它分有许多支,其中东山皋落氏居今山西昔阳、和顺一带；甲氏居今河北曲周县境；留吁居今山西留屯一带；铎辰居今山西长治一带；潞氏居今山西潞城地区；唐咎如居今山西平顺县东和与河南交界处。
3、北狄与匈奴
赤狄这些支属所居地区，原都是夏族的居住区。它于春秋之时，还继续向南向东侵犯，灭邢、灭卫、灭温。但到了春秋后期，这些赤狄支属，皆被“诸夏”所灭，特别被晋国所吞并了。长狄居住区没有明确记述，但据它与鲁、与宋、与晋发生战争关系，表明它游动性很大，其中心点也可能在太行山区及其以东。长狄在春秋时，亦被“诸夏”所灭。从赤狄、白狄、长狄的居地和发展情况看来，后来的匈奴可能与白狄有关系。
到了战国，对北方民族除称狄和戎之外，又开始称胡。胡，最初指东胡、林胡、楼烦，史称三胡，后来便泛指北方民族，而且主要指北方民族了。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赵欲伐齐，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日：“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且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绲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宝者，又非王之有也。今从于强秦国之伐齐，臣恐其祸出于是矣。”
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为了强国而“胡服”之举，就更多地提到北方胡狄了。例如，其臣肥义日：“王虑世事之变，权兵甲之用，念简襄之迹，庆胡狄之利乎？”王曰：“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胡翟之乡。……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虽殴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又曰：昔“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
同时，有人上书燕王，也谈到胡曰：“胡与越人，语言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助救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后秦赵燕夺取西戎、北狄（胡）和东胡之地置郡县，并修长城以拒之。
《史记》云：“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从以上北方民族族称的变化和分布，说明匈奴这一族体，与商时甲骨文中的土方、鬼方，与文献记载中鬼方、严狁、薰育、犬戎、狄和白狄、赤狄等具有渊源关系，或即同一民族不同时的不同称谓，即使有民族的差别，也应属同一族系。至于战国时的胡、林胡、东胡，它们的民族成分就比较确定了。林胡指居于山西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但后来他们显然成为匈奴的一部分。
4、胡与匈奴
东胡指后来所称的鲜卑、乌桓等族。胡之所指则主要是匈奴，而且自战国到秦汉，胡与匈奴几乎成为同义语。如上面《史记》所记，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筑长城以拒胡，则与“三国边于匈奴”是同样的含义。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 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日：“亡秦者胡也。”始皇即遣蒙恬发兵北击匈奴,略其河南地。亦表明胡与匈奴为同义语，指的同一民族。匈奴自己也自称胡。如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匈奴狐鹿姑单于遣使遗汉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天之骄子也。”
《史记·匈奴列传》在记述匈奴的历史发展时，言道：“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这就是说，匈奴在北方民族集团中，即在北狄民族集团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才形成为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匈奴民族。
北狄民族集团，内部是很复杂的，不是单一民族，而包括了许多民族成分。匈奴在北狄民族集团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和居于什么地方呢？西汉元帝时，郎中侯应奏云：“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幕北。”
刘彻
《汉书》云：匈奴与汉武帝战不利，汉将降者赵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单于从之。当河西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和又经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亲率十八万骑至朔方，遣使告单于日：“今单于即能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幕，有的书为漠，指今内蒙与蒙古之间的一大片沙漠地区，从上述记载，表明当时幕北与幕南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幕南优于幕北，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因此成为匈奴活动的“苑囿”。
5、匈奴活动的地域与考古验证
再据与匈奴有族源关系的夏商周时期所存在的上述北方民族，也主要活动于幕南地区，这都说明匈奴是在幕南地区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而它活动的中心地区则是阴山一带。当匈奴强盛之后，它东征东胡，西逐月氏，北服居于北海及其周围的丁灵、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族国，方使匈奴的势力居住区远至漠北，并把与匈奴为同一族系的民族和部落，皆以匈奴命名之。
这样一种看法，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我国北方以细石器居多的新石器时代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不仅在我国境内（如山西等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找到了它的源头，现发现的遗址和遗物也以当时的幕南和幕东地区居多。从商末至周朝，在欧亚草原存在和分布着多种名称的游牧民族的青铜器文化。其中与中原夏族青铜文化关系密切和发展较高的青铜器文化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
这两种青铜器文化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都分布于漠南和漠东地区。据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多数人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山戎、东胡族系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是土方、鬼方、犷狁、薰育、犬戎、胡与匈奴的文化，亦即北狄族系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以最初和较多地发现和出土于鄂尔多斯地区得名。
鄂尔多斯地区即今内蒙河套一带，属于阴山山脉区域的一部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既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与存在于前1300年至前1000年（当于商后期和西周）的北方卡拉索克青铜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又较多地受到了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具有不少商周文化的器物和特征。这证明，匈奴这个族系的发展，与商周（即夏族）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明，它必然与商周接近和毗邻，必然居于今内蒙古地区以及山西、陕西北部。
截至今日，在我国北方和蒙古、苏联贝加尔湖地区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匈奴墓葬。从墓葬的遗物和时间看来，早期的匈奴墓，即从春秋晚期至西汉早期，多发现于我国境内，特别是临近阴山和河套地区。在这一地区，已在内蒙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发掘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匈奴墓近百座，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和东胜县补洞沟发掘了西汉初期的墓葬，都出土了大量的匈奴的器物。
早期匈奴墓的发现和它们多分布于内蒙地区，也有力地证明了匈奴形成于漠南地区，阴山和鄂尔多斯地区是它形成的摇篮。
匈奴社会组织属性的形成与建国
1、匈奴的社会组织属性
匈奴族的形成及其建国的过程又是怎样呢？这个问题比较难以考查，谈清它也不容易，但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
当夏族或华夏族建立夏国或夏朝、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商朝代夏而立，使夏族的奴隶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的北方民族依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
不过，在众部落之中只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强大的部落组织，如土方、鬼方。“方”即“邦”，是国家之意。这虽然是商人或夏族对他们的称谓，不一定就是国家组织，却反映了比较强大的部落组织，比较强大的人们族体。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土方经常侵犯商朝西北部的诸侯国。对土方用兵的规模也相当大。如武丁三十年（前1245年）七、八、九三个月，因迎击土方，连续登人（即征兵用兵意）七次，中有六次为三千人，一次为五千人。
商末至西周时期，北方民族有了较大的发展，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根据文献记载，这时活跃于北方和与商周关系密切的族体记有薰育、狄、严狁、犬戎等等。商末武乙时，周人之先古公亶父因受薰育或狄人的逼迫，自豳南迁岐下周原。
对这件事，《孟子·梁惠王》《史记·周本纪》《竹书纪年》都有记述，《孟子·梁惠王》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又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下居焉。”又云：“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矣。”
周文王
《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古公……乃与积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这些记载说明狄或薰育势力强大，迫使周人南迁，而且在孟子的观念中，周是小者，薰育是大者，故言“以小事大”。周文王至宣王时，北方民族严狁相当活跃。
《诗》云：“赫赫南仲，严狁于襄。”“赫赫南仲，俨狁于夷”，“靡室靡家，俨狁之故；不遑启居，俨狁之故"。“俨狁孔炽，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国”。“严狁匪菇，整居焦蒋，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俨狁，至于太原”。“显允方叔，征伐俨狁”。这都表明猃狁之强大，对周侵犯时发，甚至侵到“洛之阳”，逼周之镐京。
关于犬戎,《史记·周本纪》记有文王“伐犬戎”。《国语·周语》记有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记周幽王废申后，去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平王）,“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于骊山下”。平王东迁，也主要迫于西夷犬戎的威胁。
据《国语·周语》记：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今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韦昭注：“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树惇”，“言犬戎立性惇朴”。犬戎的这种“君长”，虽然还难以明确释为“国君”，但据他的势力、世袭制度和对周“来王”的关系，已具有了“国君”的成分。从此或可认为，犬戎的社会已处于从原始制向阶级制、从部落状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了。
到了春秋之时，我国北方民族虽然仍是分散的，不统一的，但其中的白狄、赤狄不仅力量强大，也应认为已进入了初期阶级社会。白狄分布于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它的支属肥、鼓、鲜虞已深入到华夏族地区，即今河北石家庄一带。关于肥、鼓、鲜虞的社会情况，《左传》记有：昭公十二年（前530年）秋八月，晋“灭肥，以肥子系皋归”。杜预注：“肥，白狄也，繇皋其君名。”昭公十五年（前527年）秋八月，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食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肥、鼓既有城池，又有君民之分，“肥子”“鼓子”之子，为周时五等之封的“子爵”。可见作为白狄支属的肥、鼓等，已不再是部落状态，而是国家形态了，有如同时华夏的诸侯国。白狄支属鲜虞，虽无具体记载，但从晋归鼓子鸢鞮，叛晋而服于鲜虞，表明鲜虞比鼓的势力还要强大，表明它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会低于鼓。
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鲜虞强大，晋虽多次对它用兵，始终没能把它灭掉。它一直存在于战国，并日益华夏化了。肥、鼓、鲜虞的社会发展情况，虽然不能代表整个白狄，但白狄主体部分的社会发展，也不会相差太远。赤狄也进入华夏族曾经居住的地区，它灭了自夏朝以来就存在的黎等诸侯国，达到今晋东南部和与河北、河南交界的地区。它的支属很多,有皋落氏、潞氏、留吁、甲氏、铎辰、靥咎如等。赤狄于春秋之时经常侵犯太行山以东的华夏诸侯国，曾灭卫、灭邢、灭温，还参与了周王室的争权斗争。这反映了赤狄势力之强大。
赤狄的社会情况，《春秋左传》有如下的记载。《左传》云：宣公六年（前603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
白狄、赤狄，当然并不等于匈奴，但匈奴应属于它们的一部分，特别属于白狄的一部分，至少它与白狄有着同族的关系，社会发展情况也不会相差太远。
进入战国时期，北方民族一般称胡。战国后期便正式书有匈奴的名称。何以名北方民族为胡，冯家升谓“胡系匈奴之急读”，日人白鸟库吉认为胡系匈奴首音之省略，也有人认为“胡为匈奴之异写”。从后来秦汉称匈奴为胡，和匈奴亦自称胡，也证明胡与匈奴是同族异称。战国时的匈奴有了很大的进步。
截至现在,已发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匈奴墓约一百多座。这些墓葬及其殉葬品反映了当时匈奴的社会情况。1979年在内蒙古凉城县毛庆沟发掘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匈奴墓79座，墓穴有大有小，殉葬品有的丰富，有的很少。1973年在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一批春秋晚期的匈奴墓，殉葬品中有牛马羊，少者三四具，多者达四十多具。1973年在杭锦旗阿鲁柴登发掘的两座战国晚期匈奴墓，殉葬品相当丰富，有极为精致的金冠饰、大型虎牛争斗纹金饰版、虎纹和羊纹饰版和饰件、鸟纹金扣及项圈等。1976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发现的一座战国晚期匈奴墓，殉葬品亦相当丰富。
从匈奴墓中殉葬品的多寡和形制的大小、质量，明显反映了财产的私有制、占有的不平等，存在着穷人和富有者，存在着贵族和平民阶级。在上述墓中，不仅殉有大量的牲畜、陶器、青铜器和金银饰品，还有铁制品，如长铁剑、短铁剑、铁鹤嘴斧、铁镐、铁马衔等。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匈奴已开始进入了铁器时代。
李牧
上面已经谈到，到了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皆北邻匈奴，并皆筑长城以御之。赵派大将李牧防御匈奴，曾“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这都表明，这时匈奴已形成了相当大的人们共同体，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
2、匈奴国家化
秦始皇统一“诸夏”之后，他在与四方民族的关系中，首先考虑的和摆在最重要位置的，是北方的胡，即匈奴。这说明匈奴之强大。他使将军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南，并修长城以御之。这时的匈奴单于名头曼。他因不胜秦势而北徙并丢失了河南地，但匈奴的实力却没多大损失，仍雄据北方。到头曼之子冒顿继为单于之后，他“乘诸侯畔秦，中国扰乱”和楚汉相争之机，以兵东击东胡，“大破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与汉故河南塞”。“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其后，匈奴又“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 犁之国”，汉文帝时又西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至此，匈奴就在我国北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的大帝国，也是它达到了鼎盛时期。北方和西北方“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即当地的游牧民族皆统一于或役属于匈奴了。它的最大版图，东临朝鲜、夫余，西包西域（今新疆等地）地区，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至河套地区与汉界于故塞。
匈奴的人数没有明确记载。在它最盛的时候，即在汉朝的初期，中行说云：“匈奴之众不能当汉之一郡”，贾谊云“匈奴之众不过县一大县”。汉初没有郡县的人口统计数字。按西汉最盛时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统计，汉之大郡汝南郡为“户四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八”，颍川郡为“户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河南郡为“户二十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
中行说是文帝时随汉宗女陪嫁匈奴单于的宦者，甚得单于的亲幸。他之比喻虽不确切，却有一定的可信度。史书记载匈奴最多的兵力是高帝七年（前200年）单于冒顿围高帝于平城白登之役。
《史记·匈奴列传》：“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史记·刘敬列传》：“高帝罢平城归。……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汉书·匈奴传》：“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书·娄敬传》：“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
匈奴虽寓兵于牧，“全民皆兵”，但仍存在性别和年龄之分。若以五人出一精骑或精兵，则其总人口当在150万至200万之间。这与中行说所说也大体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