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豪杰并起的年代，同时也是一幅斗智斗勇、尔虞我诈的画卷。“人才莫盛于三国”，可以说，在汉魏之际的乱世，“人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进一步去研究这些“人”中的精英——“士人”，就更能对这段历史有着较准确的把握。
东汉末年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随着黄巾起义号角的吹响，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东汉政府不得不召回“党锢”，士人重新走上政坛以平内乱。面对由治世向乱世的过渡，面对日趋严重的混战与割据局面，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道路中，士人们依据自身需要，结合自身能力，作出了适合自己的政治抉择。
然而，士人在动乱年代的夹缝中生存时，由于统治者政策、地域、时局、个人能力、个人信仰等方面的约束，不得不量体裁衣，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未来道路。当这些因素随时间推移而改变时，迫使士人们的政治抉择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是，总体上他们的抉择与天下命运保持一致：分久必合，由分到合的必然趋势。
一、高举义旗：开启灭亡汉朝的序幕
选择加入起义军与地方叛乱武装的士人名副其实地成为汉王朝灭亡的第一推手。东汉中叶以来，备受压迫的人民对于腐朽的中央政府开始了不断地反抗，而黄巾起义的号角更是激起了人民斗争的高潮，义旗漫卷东汉八州土地。
其中，有小股士人也加入了暴力抗争的队伍，他们或以单纯推翻汉王朝的黑暗统治为目的；或跟随义军的步伐伺机而动，企图窃取革命果实，以谋求私利。
高举义旗的士人目标明确，旨在运用暴力手段结束腐朽的东汉王朝。扛起象征正义大旗的士人划分两派。一派是以张角、张鲁等人为代表的身披宗教外衣的“天师”；另一派是以韩遂、马超、公孙度等人为首的地方叛乱领导者。
以宗教武装自己的“大贤良师”张角和“师君”张鲁分别在东汉疆土的东西两端举起义旗。中平元年，张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经历八个月的斗争，黄巾军主力先后被中央朝廷剿灭，但其余部仍然呈现燎原态势。直到建安十二年，“（冬十月）乙已，黄巾贼杀济南王贊”，，其后大多为地方割据势力所扑灭与收编。
与黄巾军各自为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相比，“米贼”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显示出根据地的优越性。兴平元年，继承祖业的张鲁脱离刘璋统治，割据汉中，以五斗米教教化民众，“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对比中原地区生灵涂炭的场面，人间乐土般的汉中自然吸引了广大士人争相涌入，不惜背负反叛的罪名：打着宗教旗号的叛乱，可以吸纳众多生活在底层、缺乏知识熏陶的贫苦百姓。
但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既耻于与阉党为伍，又不愿屈身于农民起义的庞大队伍中。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久负盛名的“良家子”打出“汉祚将绝”、复兴汉室的旗号，伺机暴力夺权。
汉末，韩遂、马超的叛乱是西凉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军事活动，将羌胡之乱推向了高潮。经历了内部角逐与外部扩张，韩遂、马超一度联手掌握了西凉地区的最高领导权。
韩马陆续割据凉州三十余载，成为东汉政府西端最严重的隐患，时刻危及京兆地区的安全。故朝廷先以高官厚禄安抚之，后以倾国之力征讨之，终于在建安二十年基本收复西凉地区。
与此同时，在东汉王朝版图的最东端，公孙家族渐渐崛起。初平元年趁关东联兵讨伐董卓无暇东顾，公孙度先是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后又自称辽东王，公开僭越的行为彻底违背了人臣之道。之后，公孙氏在辽东的统治历经四人，下传三世，共五十余年而亡于司马懿之手。
公开叛乱的士人，一方面，立于国家边陲地区，因汉室衰微、中原混战，朝廷没有余力顾及。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团结少数民族，与之称兄道弟、抱团取暖，伺机壮大实力。韩马之叛本就是羌胡叛乱的延续。
无论是身披宗教外衣，还是借助少数民族的力量，抑或怀揣“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东汉晚期确有一批士人，巧妙地利用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举起某种旗号，肆无忌惮地公开打响反叛中央王朝的第一枪。
二、投身军阀：“兴汉室”与“谋私利”之间的徘徊
东汉晚期，严格意义上是在董卓之乱以后，政治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军阀割据。与地方叛乱势力公开反汉不同，地方军阀之间互不统属，时而抱团取暖，“合众弱以攻一强”；时而暴力兼并，混战此起彼伏。
割据一方的军阀在其“一亩三分地”上有着绝对权威：政治上，独立自主，有着一套完备的选官与用人制度，有着一批作为智囊团的幕僚；经济上，税收“中饱私囊”，直接演化为支持兼并战争的有力后盾；军事上，拥有服从命令、誓死效忠的私人武装—部曲，他们俨然成为形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
乱世出人才，士人们有的化身为军阀，独自开辟一片新天地；更多的则是投靠于军阀，以期庇护，并尽其所能展现才华，为自己的“主公”出谋划策。借口镇压黄巾起义，地方官员不断要求朝廷放权，军阀割据的苗头初现。
而董卓之乱，更使得地方武装名正言顺地借“清君侧”对抗中央。于是，一部分士人摇身一变，招贤纳士、招兵买马，主动加入到军阀的行列，或为振兴汉室，或为一己私欲。
纵观汉末军阀，他们来源于士人集团，发家前大多是官宦家族子弟。他们拥有广阔的人脉与雄厚的经济实力，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所以在其振臂一呼下才会有众人挺身而出、广泛支持。
镇压起义与铲除权臣是士人崛起于地方的两大契机，“保汉室”名正言顺地成为他们大肆挥霍武力的借口。而起义覆灭与权臣董卓的意外毙命似乎无意识间帮助了“保汉室”的士人完成了预先设定的目标。
但这并没有终止化身军阀的他们对外扩张的脚步，并开始奢求对权力的占有欲，“保汉室”的口号从此抛诸脑后化为了一纸空谈。东汉晚期，未曾出现一位军阀在“目标完成”后愿意主动放弃地盘归顺王朝，运用地方力量驰援朝廷。相反，地方的离心力逐渐超过了中央的管控，于是，一位权臣代替了另一位权臣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换言之，以“保汉室”为口号的地方军阀对“叛贼”与“乱臣”首先发难，但在权力欲的驱动下违背初心、再次倒戈，继而又变成东汉王朝社会动荡的首要因素。
当十三州土地瓜分殆尽时，更多走向地方的士人只能投靠于军阀的怀抱下，以自身才华换取庇护与富贵。投靠军阀的士人其实也有不同的理想抱负：或“身在他营心在汉”，宁死捍卫汉家江山；或成就自我，努力爬上事业巅峰。无论是化身军阀，还是投靠军阀，士人的政治抉择时常在“保汉室”与“谋私利”之间徘徊。
时代的不幸在于，后者的数量明显多于前者。固执于“保汉室”思想的士人如果不能始终与掌握话语权的“主公”保持在同一战线上，不能舍弃心中“复兴汉室”的理想，就会成为利益熏心者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注定沦为历史的牺牲品。
三、归隐山林“真隐士”与“假隐者”之间的转变
战火纷飞下的东汉王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万众翘首企盼和平与安定，他们渴望得到生理与心理创伤的双重抚慰。但是，种种现实表明，战争已经打破士人们回归安宁生活的希望。
既然无法改变社会，士人们便着力改变自我，以“归隐山林”的方式去寻找心中那方乐土。从此与世间一刀两断，成为“放浪形骸之外”的真隐士。除了寄情于山水的真隐士外，乱世之中存在着更多的则是假隐者。虽然他们身已归隐，但雄心未泯，始终心系于世间诸事。
他们的“隐”是暂时的只是退居幕后坐观大势，在必要时果断再次出仕。其“小隐于野”的背后，是坐观天下大势，以隐逸的方式伺机出动，力求寻得明主。而这些“局外人”由于对形势有过详尽的分析，以及不断提高自我素养，往往能够在出仕后大展宏图，成为栋梁之才。
诸葛亮蛰居隆中十年以期明主，韬光养晦换来了刘备三顾茅庐的极高礼遇。司马懿多年称病不仕，欲擒故纵得到了曹操的赏识与重用。这类士人早年均有隐居生活，但又不甘心于默默无闻，总是忧心于社稷，情系于百姓。如遇良主或是机遇恰当，果断出仕，尽心辅佐。
东汉晚期，归隐山林的“局外人”中的确有真隐士与假隐者并存的现象，但他们均会因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而改变自我初衷。仕与隐只在士人的一念之间，只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故而，由汉末步入三国，社会大环境的急剧变化，也促使一部分士人在仕与隐中不断转化。那些存有“以不变应万变”思想的才是真正豁达的居士。
四、总结
生逢动乱年代，由于时局、地域、统治者政策、个人信仰、个人能力等诸方面的约束，士人们不得不量体裁衣，规划一条适合自己的未来道路。影响汉魏之际士人政治抉择转变的关键因素不胜枚举，其中时局的变化是促成士人政治抉择不断改变的根本原因。
纵观东汉晚期士人的政治抉择可以发现：自黄巾起义开始，特别是党锢解除以后，其呈现出明显的分流态势，政治道路的选择是多元的，这也是乱世出英雄的写照。士人可以根据自我条件、自身志向、现实环境等诸方面进行考量，在纷乱的情形下，抉择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政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