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的研究，可谓是一个熟题，很多政治人物、著名学者都对楚汉战争有分析和总结。最早对此总结者当属刘邦本人，他归为自己善于用人，认为自己技不如萧何、张良、陈平等，但却能够驾驭他们，为自己所用。司马迁将项羽失败归为“以力征经营天下”，即单纯的崇尚武力，从而导致了他的失败。
翻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的一些治秦汉史名家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对楚汉战争有另一番解读，基本上把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胜利归为新旧两个阶级的斗争。张传玺首先把项羽失败的原因归为阶级立场问题，项羽是反动的，刘邦是进步的，项羽试图要重新分裂中国，试图回到春秋、战国的局面中去。何兹全也认为项羽代表的是没落的贵族阶级，恢复的是战国诸侯并举的局面。刘邦代表的是新兴阶级，虽然是楚人接受了秦的制度，但没有像秦那样彻底地废除分封制度，而是部分地恢复了封国制度。林剑鸣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每个人的抱负对于他采取的行动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同样适应于秦末战争的分析。陈胜很早就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他的心目中，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是其发动起义的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他并不安于自己的现状，他的目标是“王侯将相”，尽管陈的家世并没有出现王侯，也没有出现将相。如果他只安于作一普通农民，就不会首先举起反秦的大旗②。陈婴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陈婴起兵后，属下欲劝他自封为王。这时他的母亲对他说：“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于是陈婴不敢称王，转而寻求在王的下面做一个诸侯，基于这种定位，陈婴带领自己的军队归属了项梁。
领导者理想、抱负的确定，既有个人的因素，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他的抱负不是空中建阁，是基于当时社会的背景做出的。譬如秦汉以来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均没有超出做皇帝的梦想，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出现民主的国家，无法依此为基础设计自己的抱负。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分作三个部分：第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黏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第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或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第三层面对当局的认同，带有即时的性质，依赖于现任的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表现。这点与本题无关，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关注的是第一和第二个层面，如果根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秦汉之际，经过夏商周一千多年的统治，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文化、文字、风俗等等。即已经形成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但是对于支持的第二个层次，即典则方面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各国诸侯仍然存在着异议。
典则具体来说，就是有关政府的组织形式，通过什么形式实现权力的分配。经过夏商周的政治实践，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讨论，大家对一些方面形成了共识，譬如大家都承认君主的存在，社会应该存在君臣等级。但是君主权力的大小，君主与诸侯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却存在着争议。秦汉之际，有几种制度形式可供人们选择：
第一种是有共主有诸侯，这是夏商西周采取的方式。共主或称王，或天子，或帝等。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对诸侯的任命权和军队的控制权掌握在天子手里。同时诸侯也有很大的独立性，拥有对本国内官员的任命权和一定的财权。
第二种是有共主有霸王有诸侯，这是春秋时期出现的局面。周天子是共主，但是无力控制诸侯，军事势力强的诸侯纷纷出来维持秩序。这种情况下，天子仅是名义上的，并无实权。诸侯间的地位出现差异，军事势力强者以军事力量为基础，以盟约为基础维持基本的权力秩序。各个诸侯的权力继续扩大，军政财权均归于诸侯。
第三种是中原逐鹿，这是战国时期的局面。没有人把天子放在眼里，军事势力是界定诸侯间关系的唯一法则，每位诸侯都想争天子大位，因此各国间的兼并之战频繁爆发。
第四种是君主专制，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局面。皇帝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取消分封诸侯的制度，全国设立郡县制，实现了君主专制。
项羽抱负的建立受限于以上的路径选择，必须以上面提供的路径为基础。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谈到，项羽的设定基本以有共主有霸王有诸侯为基础，在实践中把义帝放逐，最后形成了有霸王有诸侯但却无共主的局面。
那么项羽的参照点是什么？换言之，项羽参与战争想达到什么目标？
最早出现的证据是，秦始皇巡游时，项羽与其叔父项梁观看，项羽见后说：“彼可取而代也。”他的理想是取代秦始皇，也就是说灭掉秦朝，但是灭掉秦朝之后要做什么？这时由于并未起兵，尚未清楚。但他的想法遭到了叔父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样的想法会导致家族的诛灭。
最初起兵时，项羽附属于他的叔父项梁。项梁听从了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为王，自己仍旧做一楚将。也就是说，项梁的抱负无非是灭掉秦朝，回到秦朝统一前的状态，恢复项家世代为楚将的地位。项羽的抱负远在叔父之上，并不满足于做楚将。随着他与秦兵作战屡战屡胜，他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在巨鹿之战胜利之后，“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可以说，至此项羽确定了他的参照点，即让诸侯听命于他，但是并不否认诸侯的存在，各路诸侯可以保有自己的名分和地位，只要承认他是诸侯中的霸主即可，而灭掉秦朝是必要的一步。
这点在他占领咸阳，进行全国分封之时，体现得特别明显。他的理想是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纷争的局面中，有一个天子，于是尊奉楚怀王为义帝，然后下面是众多诸侯，项羽是众多诸侯中的一个，唯一不同的是诸侯的霸主，有类于春秋时候的五霸，自立为西楚霸王。但是这种回归又不是简单的回归：义帝的虚饰作用更加明显。义帝并没有实际权力，而且统治的地方是位于湖南南部的蛮荒之地。直到最后，这层虚饰也弃之不用，义帝被项羽派人杀死。最终形成了如下的局面：霸王的权力明显强于春秋五霸，从而出现了有霸主无共主的局面。
立楚怀王为义帝，反映了项羽的矛盾心态。称之为“帝”，而自己仅仅是“王”，由称谓的区别可以看出两者地位的差异。“帝”和“王”的称谓有何区别？据《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德合天地者称帝”，而一般人因无法与天地感应，自然也就无法称帝。“帝”在君的诸种称谓中显示的功能最高，体现着天意，而“王”所显示的仅是“仁义合”，显然已经落入凡间。因此，“帝”与“王称谓相比优势明显。进一步言之，“帝”“王”的区别不仅在于此，而且体现在政治权力的大小上：“帝”显示着一统，而“王”则未必。“王”在西周时期是天子独有的称号，但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强大，至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开始称“王”，但却不敢称“帝”，“帝”仍然为天子所有。战国末年，齐、秦二国的国王纷纷摘去“王”冠，相继称“帝”，但当时他们谁都没有实力统一六国，名不正、言不顺，另外树敌也太多，故称帝不久就作罢。秦始皇在一统六国之后，下诏议定帝号时，其理由是：“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秦始皇称帝在于他统一了六国，同时表明对他的称谓要依“帝”为基础，于是有了“皇帝”之称。刘邦成为皇帝时的理由也基本类似。在统一全国，下属尊奉他为皇帝时，他推辞的理由即是“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而诸大臣也是从天下一统的角度说服他的：“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总之，称“帝”要有不世之功，也就是以军事为基础，同时表明“帝”要比王侯的地位高。因此项羽尊称楚怀王为义帝，说明了楚怀王高于自己的地位。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所言：“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
但是称之为“义”，义帝如同义父、义子之义，首先是假的，和真的有类似之处，义父像父亲一样，但不是真正的父亲；义帝像皇帝一样，但不是真正的皇帝。不是真正的皇帝的理由也很明显，怀王在灭秦过程中并无军事之功，这和前面所讲称“帝”要有不世之功的条件不符。当然也有另一潜在的原因：怀王定下了谁先入关谁为王之约，然后又让刘邦率兵入关，这种偏袒的做法使项羽一直耿耿于怀，当义帝虚饰的作用弱化时，死于非命就不可避免。
总之，灭掉秦朝，使自己成为诸侯中的一员，并称霸诸侯项羽基本的参照点，以此框架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没有达到此即为损失，超过此即为收益。没有达到此，在损失的领域做出的决策就会出现冒险的倾向。而达到或超过此，在收益的领域做出的决策就会出现规避风险的行为。
在此可以解释项羽的一些行为。具体来说，巨鹿之战胜利使其完成了称霸的目标，但灭秦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因此仍处于损失的领域，直到攻占咸阳为止，可以说他的目标完全实现。在此之前，项羽对待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每次的战争都是主动出击，甚至在面临极大的危险情况下。但是在此之后，他的决策处于收益的领域，不愿意做出冒险之举，鸿门宴事件即是如此。
鸿门宴是项羽走向失败的最关键的一次事件，由于项羽放走了刘邦，致使刘邦积聚势力，最终灭掉了项羽。从司马迁对鸿门宴的描述来看，他把项羽放走刘邦的原因归为犹豫不决，这是否是真正原因？应该不是。因为即使他放走了刘邦，如果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也可以立即出兵攻打刘邦，照样可以置刘邦于死地。那么鸿门宴的关键之处在什么地方？在于通过这次宴会，刘邦向项羽保证承认他的霸主地位，使项羽觉得刘邦不是敌人。这种敌人与否的认定根据在于项羽的参照点。
项羽召开鸿门宴源于两个人提供的信息：一来自于刘邦集团内部，他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听后大怒。另一来自他的谋士亚父范增的建议，他说：“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第一条信息透露的是，刘邦称王关中，占有珍宝，根本不把项羽放在眼里。第二条信息则是直接挑战了他的霸主地位，影响他将来的政治命运。刘邦有“天子气”，意在暗示刘邦的目标不仅仅在谋得诸侯位，而是做天子。这与项羽设想的有霸主的局面相冲突，而且项羽应该是霸主。因此，在召开鸿门宴之初，项羽确有杀刘邦之心，其原因就在于刘邦的抱负与项羽的有冲突。
那么刘邦之所以能够在鸿门宴上成功脱身，并不会招致项羽的进攻，也是从此点入手的，即让项羽相信，刘邦只是做一方诸侯而已，也是通过两条渠道影响并最终使项羽确认了此点。一是项羽的叔父项伯。项伯向刘邦的谋士张良告密，张良把他引见给了刘邦。刘邦对项伯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原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刘邦的意思很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接项将军，并不是与他为敌，并不敢私自称“王”“天子”。项羽听完项伯的解释后，对此默认。二是来自刘邦的部下樊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致使刘邦的生命受到威胁，这时樊哙闯入，向项羽说了下面一番话：“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这与刘邦向项伯所说如出一辙，无非就是重申承认项羽的霸主地位，同时按照与楚怀王的约定，应该封刘邦为王，即一个诸侯王即可以。
当然刘邦的行为也让项羽确信了这一点，刘邦只带领一百来人赴宴，极力摆低自己的地位，同时最后以贵重礼物相赠。在相信刘邦所解释的框架下，我们来判断项羽的决策，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其一，如范增所言，在鸿门宴中杀死刘邦，可以避免了以后的楚汉战争。但危险在于刘邦的军队有十万之众，如果发生战争，尽管可能获胜，但会导致楚军的大量伤亡。其二，如他所做放走刘邦。按照他对刘邦的重新解读，认为刘邦已经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刘邦所做的只是一方诸侯。换言之，项羽相信，他与刘邦之间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不是你死我活的局面，而是在自己做霸主的同时，可以容许刘邦作为一方诸侯而存在。总之，项羽是在收益的情况下做的决策，这时他的决策不再如巨鹿之役那样冒险，反而出现了规避风险的行为。他对范增建议的拒绝在于两者对刘邦所采纳的参照点的差异，范增认为刘邦的参照点是成为天子，而项羽则认为刘邦仅仅想成为诸侯，因此即使鸿门宴放走了刘邦，也没有继续追杀刘邦。
项羽的抱负是回到春秋时代，做诸侯中的霸王，以此框架在巨鹿之战前的决策行为，处于损失的领域，从而导致了战斗中的破釜沉舟。但在鸿门宴时，处于收益的领域，不愿意做出冒险的举动，而且项羽的抱负决定了他与刘邦不是零和的博弈，只要刘邦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就允许刘邦有生存的空间，基于此他放走了刘邦。因此项羽放走了刘邦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参照点所确定的框架影响所致。项羽的参照点，来源于因对家乡土地的眷恋而产生的亲情、乡情、友情，情感影响了他的理性判断，干扰了他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