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迫在封地发动兵变，后因兵败被杀，随后尸首被秦惠王下令车裂于市，死后未获谥号。
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死后即获赠太傅，配享宋神宗，后来还曾配享孔庙，被追封为舒王，谥号为“文”。
为何两位都曾主持过变法的高人，结局却大有不同呢？
商鞅出身于贵族，王安石的父亲生前是朝廷官员。商鞅未入秦国之前，就赢得了上司可“举国而听之”的评语，王安石所在的朝代，需要科举入仕，在他入仕之前，他的文名已经获得了肯定，两人初始的起点相差并不大。
商鞅入仕秦国时，秦国的国主是秦孝公，他一方面想恢复先祖穆公时的荣光，另一方面也想在争霸中分得一杯羹，但是当时的秦国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自己的发展方式。王安石进入大宋的体制时，大宋的当家人是宋仁宗，当时的大宋，在外，需要跟辽、夏花钱买和平，在内，冗官、冗员、冗军也在时刻消耗着大宋已经不再厚实的家底，两人当时的所处的背景也非常相似。
商鞅的变法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罢黜百工，独尊农业”，他当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受限之后，在古代本就非主流的工业，自然也受到了限制，秦国的百姓的精力开始纷纷转向农业。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第一，基层大众被土地所捆绑，变得自足且而“温顺”，第二哪里有努力，哪里就有产出，秦国的粮食开始充沛。
商鞅变法的第二部分是“以军功，换爵公”，在商鞅变法之前，各国的贵族阶层基本上是世袭罔替，一般人家很少能跨域阶层，但是商鞅却提出，爵位的获取通道要全面放开，获取方式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在战场上为秦国立军功。
商鞅变法的第三部分是“弱枝强干，统一标准”，在商鞅用“郡县制”实现中央管控地方之前，当时的所有诸侯国，用的都是周朝的分封制，也就是中央对地方拥有所有权，但是地方一级级的都有自己独立的管理权，诸侯国的坐大大就是因为这种制度的畸形产物。秦始皇统一天下度量衡的事，众所周知，但实际上这件事的奠基人，其实是商鞅。
在商鞅这三部分变法完成之后，秦国就成了一个，百姓稳定产粮，有野心的上阵打仗，君王的指挥如臂使指，办事效率极高的战争武器，而后秦国的霸业就开始步入正轨。如果把商鞅变法的水分挤掉，只留干货，那么只有四个，那就是“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比较细碎，但顺着他变法的脉络来看，其实和商鞅的变法本质其实差别不大。在他变法的核心措施中，有一条叫“青苗法”。这条法律的内容，是在农民需要生产物料时，由国家出面进行发放，等农民完成生产之后，再以一个较低的利率，连本带息的还给国家。
王安石早年曾随为官的父亲四处奔波，成年后他又久历地方，因此他看出了百姓贫苦的原因，是大地主大世家等利用农民生产资料急需时，向农民发放“高利贷”，然后再利用各种手段，让农民用田产抵债，最终农民的土地被兼并，而占据了土地的大地主大大世家，又通过各种手段“避税”，最终导致基层人民生活越来越差，而国家税收也日益减少。
于是王安石就想用‘青苗法’堵住土地兼并的口子，从而让百姓丰衣足食，国家赋税增加。他的“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也都是同一个目的。除了发展农业之外，他也在军事上也进行了改革，他希望从“精兵”、“养马”、“器械”等几个方面，重新打造大宋的战争机器；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他的手段之一，他倡导更用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来打破日益稳固的上层圈子，从而增加君王的统治力度。综合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其实也没有离开“富国强兵”四个字。
说完了变法背景和目的，我们再来看他们变法的过程和成效，商鞅变法虽然也遇到了很大阻力，但自始至终他都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即使在商鞅被杀之后，他的制度依然在秦国稳定运行，而王安石的变法却是一波三折，他的变法刚一开始，就遭到巨大反弹，因此大宋皇帝只好让他隐身幕后，由他提拔的官员继续执行他的变法内容，不过他的变法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从结果上看，商鞅的变法实际上是成功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则是失败的，那么为何变法的成功的商鞅，结局反而不如变法失败的王安石呢？
很多人都说，商鞅死时，秦国的国王已经不是当初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而是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曾和商鞅有“私仇”，秦惠文王还是王子时，曾触犯过商鞅制定的法规，因此商鞅要主张严惩他，后来在秦孝公的调节下，才由秦惠文王的两位老师顶了包，所以秦惠文王才要杀他。
但骆驼并不这么看。骆驼先举一个小例子，据史料记载，商鞅曾有一次带兵和魏国对峙，当时魏国带兵的人，是曾和他一起在魏国共事的公子卬，商鞅于是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老朋友，意思是咱们私下见个面，争取化干戈为玉帛。公子卬一看老友相约，也没多想，于是就去和商鞅开小会，但是没成想，商鞅竟然利用他的信任，吧他抓了起来，然后利用魏军无人统领，一举把魏军击溃。记录这段史事的司马迁，在史书中对商鞅的评价是“刻薄”、“少恩”。
我们再来看王安石，据记载，王安石变法时，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大文豪苏东坡，后来因为变法被抵制得过于厉害，王安石不得不隐退，由他提拔的官员来继续配合神宗变法。当时被贬的苏东坡等人，通过诗歌等方式不停批判王安石的变法，这对王安石变法非常不利，神宗一度要杀了苏东坡，随后还是王安石等人帮苏东坡讲清，苏东坡才的得以能被“从轻处罚”。
从这两件事，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两人在品德上的差距，孔子曾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商鞅之所以和王安石结局不同，很大程度应该就是因为品德上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