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偶像气质的帝王。我们的伟人称他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被视为齐家治国榜样的卓越帝王。不过，这样一位堪称楷模的皇帝在登基后实施的一项措施却在百年后让应劭感到痛心不已。
建武七年（31年）三月，刘秀下了这么一道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要搞清楚这道诏书的意义，我们先看看他提到的这几个名词的意思。
汉随秦制，在兵役制度上继承得尤其彻底。据《汉书》记载，凡汉王朝的男子，在年龄满20岁后，必须到官府登记在册；23岁后，则要开始正式服兵役，期限一般是2年；在其后，如果政府需要，可以随时征召这些百姓再度入伍，一直到56岁才算解脱。
当然了，除此之外，汉朝廷还经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充军，这种士兵被称为“谪戍”。整个西汉王朝持续期间，基本实行征兵制为主、募兵制为辅的兵役方式。
刘彻
《汉书·刑法志》中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
这里面出现了“材官”、“楼船”这两个开文中提到的名词，整段话的大意是：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按照当初秦朝的制度，在地方郡县、藩国设置材官；在京师，则有南北两军军驻扎（常备军）。待到汉武帝平定百粤后，又在京师增设了“七校”，在地方则设置了“楼船”，每年每季，都要按规定进行训练操演，汉王朝的军备，由此得到制度化的运转。
根据《汉官仪》，以及郭沫若 《中国史稿》中的解释，西汉初年，刘邦在地方挑选男子设置为预备兵，分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名称的不同，源于兵种及适用环境的区别，“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即：山地或少马的地方出步兵，叫做“材官”；平地或多马的地方适用骑兵，叫做“车骑”；水多的地区，则叫作楼船，也就是水兵的意思。
至于刘秀诏书中提到的“军假吏”，则是临时设置代理某项职务的低级军官，“假”，本来就有代理、暂且任用的意思。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汉时期，南北二军、七校（习惯称为八校，指北军中的中垒，以及汉武帝增设的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代表着中央军；而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着是地方郡县兵员的主体。
西汉的郡县兵，依托于封建制度下的自耕农群体，跟隋唐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闲时务农、定期训练、战时出征，是一种兵民结合、藏兵于民的军事体系。为了自己家园而战的军人，即所谓的“良家子弟”，往往有着更严密的纪律性、更强大的战斗力，这种体制下的王朝，注定会拥有强烈的尚武精神，比如虎狼之秦、强汉、盛唐、前期的明朝......
但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一制度也存在隐患：民间的军事潜力过于强大。
士兵的训练水平，比如对武器的熟练使用、队列的配合、阵型的运用以及对纪律制度的了解，都关系着队伍战斗力的高低。因此，保持训练的军队，一定比寻常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更加能征善战。
刘秀
对于这一点，刘秀本人也很有心得。
当初，他和哥哥刘縯眼见天下大乱、王莽败相已定，于是偷偷买武器装备，计划趁着南阳郡的“都试”起兵。
所谓“都试”，就是上文中所提的“皆岁时讲肄”，每年的秋季，西汉各郡县都会按规定举行军事训练、演习，并按成绩优劣进行奖惩，以保证地方兵的战斗力。而作为当地大户，刘氏家族的人脉、关系网盘根错节，很多地方兵都跟他家扯得上关系，刘氏兄弟正是意图把官方的军事训练，变成刘家的揭竿而起的契机。不过因计谋泄露，才不得已提早发难。
而在后来，刘氏兄弟以七八千子弟兵为班底，联合脱胎于绿林军的新市、平林两支队伍，很快在南阳打开了局面。昆阳之战中，刘秀带领不到两万人，在绝境中击败了王莽的42万大军。巧的是，对方的主力也是郡、县兵，“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因此，昆阳之战，实际上是西汉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间的内斗。后来，让汉军吃尽苦头的赤眉军，实际上也是以原郡县兵为主体。
刘秀作为征兵制的受益者，对这一制度带来的军事潜力深有体会。但当他成为皇帝后，当然不允许同样的情况在他的王朝中上演。于是，在建武七年（31年），他下了那道改变汉王朝兵制的重要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即：中央军已经够强悍、规模够庞大，地方征兵制就免了吧。
赵匡胤
实际上，这跟北宋初年的若干强枝、重内轻外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巧的是，与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一样，刘秀也曾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大度的赏赐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剥夺他们的军政大权。
从此，募兵制成了东汉王朝的主流，“都试”也被取消，寻常老百姓虽有服兵役的义务，却没有普遍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这一改变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
其一，朝廷以钱财募兵，改义务兵为职业军人，严重增加了财政负担；同时，过多青壮年脱离生产，对农业发展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
其二，募兵和对应将领之间的关系密切，逐渐由国家军事力量向私人武装演变，为汉末的军阀割据提供了 方便；
其三，在大规模战事爆发后，朝廷虽也不得以在民间征兵，但由于缺少训练，这些临时征调的兵员战斗力堪忧；为了解决现实需要，东汉王朝经常从内附的少数民族中雇用兵员，这就是以匈奴人为代表的“胡兵”，他们弓马娴熟、性格悍勇，是天生的的战士。这种方式，对汉王朝而言无疑投资收益率最大。
应劭
对此，汉灵帝时期的学者应劭曾一针见血大加痛斥：“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
罢免地方义务兵后，朝野上下的尚武精神被严重削弱，同时还滋长了外敌的野心；为了应对外敌的压力，朝廷不得不在内附的游牧民族中招兵买马，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恃勇胡作非为，反而成了朝廷的祸患。
最后他还引用了一句名言：“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不教百姓作战，等于是抛弃了他们。
这句话说的没错，后来进入长安控制朝廷、直接推动了东汉走向末路的董卓，他麾下的西凉兵，正是汉、胡掺杂的职业军队。可惜这支悍勇的精兵，已经不受朝廷控制；而且这时的汉王朝，也没有训练有素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来共赴国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刘秀确实干了件错事。
